最早的社祭就是通过固定的仪式向神灵致以敬意，并且用丰厚的祭品供奉它，请求神灵帮助人们实现靠人力难以达成的愿望。社祭的对象就是神灵。从本质上说，祭祀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祭祀的产生与人类早期对自然界感到神秘、恐惧有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认为是有神灵主宰，“万物有灵”的观念也由此产生，人类感激神灵，但也对他们心存敬畏，而古代先民们又相信人死后具有灵魂，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简介

史料记载

传统民俗

简介

社祭是中国古代通乎上下层社会的重要祭祀行事。

据《孝经》说："社，土地之主也，地广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①。《礼记·外传》说："社者，五土之神也。"古人又有将社神说成是人格神的转化，如《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子曰后土（一名勾龙），"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淮南子》又说："禹劳力天下，死而为社。"然则社神不外是农业社会土地崇拜的产物，故社祭，除主祭土地主的社神外，凡属地之神，如百谷之主的稷神、山林川泽百物之神，通常亦兼于社地祭之。

史料记载

人非土不立，故社神必不止一位，《史记·封禅书》有言"亳有三社主之祠"，云梦秦简有"三土皇"、"土神"、"地杓神"、"田大人"、"田亳主"等等。社祭场所之设也必然普遍，自天子至庶民都有"社"。《祭法》规定："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社、王社、国社、侯社属于官方之社；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是为民间之社。民间之社主要有州社和里社，《周礼·地官·州长》云："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州为地方组织体，其下有里，据说庶民二十五家为一里，里各立社称里社。包山楚简记楚国地方行政组织即是州下辖里，简138　有记"同社同里"，简210　有记"举祷社一全腊"，是知楚国有里社。各国亦多有里社，如秦国，"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衍出见，有"奚自杀牛而祠社"之问②。列子记一燕人生于燕，长于楚，及老而还国，过晋国，同行诳指晋国里社，说是该人的"里之社"①。鲁庄公有如齐"观民于社"②。可见，秦、晋、燕、齐等国民间均有里社。

传统民俗

古代立社的位置，大体分国城中和郊外两类。如天子之社，乃置于国城中正寝即路寝的西面，与东面祖庙相对应，谓之"左祖右社"③。社封土为坛，据说用土分青、赤、白、黑、黄，各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相配④，但这恐是后制，于春秋战国则未必然。《左传》哀公七年云："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知国社是有围墙圈之。晏子说"社束木而涂之"⑤，则其围墙是束木为垣，外涂泥。民间的社大都置于郊外。社中一般植有松、柏、栗、梓、槐等社树，又有社主，或立石为主，或以木为主。

在正常年份，社祭一岁共举行四次。《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郑注："祀社日用甲"；季夏之月，"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另外《月令》佚文有"仲秋择元日，命人（民）社"⑥。《郊特牲》称社祭"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是知社祭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四次，祭日在相关月内的第一个十干甲日，这与后世社日在立春和立秋两节气后的第五日戊日举行不一样。但四次社祭的隆重程度有差别，春、夏、秋的三次只是例行公事，常祭而已，唯孟冬之月的社祭独称"大割"，要大杀群牲割而献功，可见非同一般，最为重要。《国语·鲁语下》称春季的社祭为"社而赋事"，称冬季的社祭"蒸而献功，男女效绩"，也说明冬日社祭的热闹隆重远超过其他几次。不妨说，孟冬之月甲日的社祭，与岁终十二月蜡祭乡饮酒（见本书"乡饮酒"节），是春秋战国社会仅有的两大带普遍意义的时令节日。

社祭，可分官方和民间两类。官方社祭，拘执于礼仪，肃穆有加而庄重太过。《礼记·郊特牲》渲染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君王在社祭中的一举一动都要纳入礼制程式，站位南向而背临社墙北垣，还要衣冠整齐，"端冕而祀之"①，摆威势，示虔敬，缺乏生气。往往在祭社神同时，又兼祭稷神、山川地诸神。如上述季夏的"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就属于官方的社祭。"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②，祭祀用牲要序主祭者的身分等列。或云："牛曰大牢"、"羊曰少牢"③，但《公羊传》何休注则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曰少牢"，两说不同，若从上文引秦国百姓杀牛祠社看，天子社祭用大牢仅指牛牲，未免显得寒碜，大概后说比较切近当时实际。

民间社祭，远比官方社祭来得生动活跃，人多场面热闹，形式也不拘一格。《郊特牲》形容说："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可见，民间社祭，里中百姓人家尽数出动，祭社神时，还举行田猎活动，人们都积极跻身参与，不甘落后，丘闾庶民共同向社神献上上好粢食。《礼记·王制》还称庶民社祭的祭品，"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鸡蛋），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皆来之土地所长，家中所养，水中所获，以祭社神，确属报土地之功，更冀求未来顺当有福而生活裕如，特别是冬祭时荐稻米，伴以雁，雁可能即属社猎中所射获品，该品又内寓"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①，不失时序，则寄意尤深，大概指望社神能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以使农事有个好收成。当此之时，里人祭祀同福，忧虑抛过，治事暂停，娱乐沉醉。《淮南子》说的"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②，应也适合春秋战国时的民间社祭。难怪鲁庄公会对齐国民间社祭的热闹无比场面，生出神往之情，俗心触动，竟不顾礼数约束，不听臣下劝阻，亲往观赏③。

除正常年份中的节令性社祭外，当时又有非常事态下的临时性社祭。例如，天候灾异可社祭，《左传》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鲁人见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人君或大夫有病可社祭，上述秦人杀牛祠社为昭王祷即是；包山楚简248　有记大司马卓滑救之岁（公元前316　年）四月，左尹因患"腹心疾"，"举祷社一"。天子出征，先告祭社及宗庙，可临时"立军社，奉主车"④，军社设于军营之右，载大社之主于车从行。征伐后献俘有社祭，鲁昭公十年秋七月，鲁平子伐莒取，"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诸侯会盟有社祭，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子会盟于邾，邾人执子用于"次睢之社"⑤，还"叩其鼻以社"⑥。另外，男女私结信约亦可盟于社，如春秋时泉丘二女私奔鲁国贵显孟僖子，男女三人"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⑦。

社祭在春秋战国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小，官方借此信仰，在于巩固统治者的权位和布施其政教要略；当战争胜负未测，天候异常或人力难控灾象发生，可激励精神，安抚动荡的人心；民间社祭，庶民在乱世中能有个心灵信仰的支柱，暂求得居处同乐，行作同和，欢欣忘忧，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亦是官方所期望的，故民间社祭能与官方社祭并行而不在禁止之列。大概当时规定的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是有因俗导民、教民成礼的官方政治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