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焦虑的表现情况

社会焦虑渐成普遍心态(就业焦虑 身份焦虑 财富焦虑)

透视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独特优势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附：何怀宏《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的表现情况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社会焦虑渐成普遍心态

就业焦虑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透视社会焦虑

产生的原因

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社会焦虑对于社会的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独特优势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附：何怀宏《社会焦虑》

社会焦虑【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那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免不了的，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人的内心深处之焦虑和外在生活状态之悲惨并不总是严密吻合，也就是说，社会普遍焦虑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活最为水深火热或个人生活普遍焦头烂额的时候，甚至有时这倒是向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转型的征兆。

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分析这种关系，也不涉及社会焦虑的物质和其他观念方面的成因，而只想谈谈产生社会焦虑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

一般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往往会同时涉及到社会道德的一种缺失感，即焦虑者感到，他所遇到并担心的困窘和不幸主要地并不是由于偶然的自然因素，而是有持久的人为因素，而且这种人为的因素还主要是人们的道德缺失所致。这样他就可能无可逃遁，也无可依赖。他可能感到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体趋于瓦解，本来比较亲密的同事、朋友乃至家庭的情感纽带都开始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淡化甚至消溶，他看到一些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粗暴地践踏，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落到周围人的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或有一天也将落到他的身上。而他也预感到自己如果遇到更大的不幸，将不会获得多少同情和帮助，他靠不了别人，靠不了单位或组织，因此对未来的前途难免发生深深的忧虑。

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