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尚书古文疏证 |
| 释义 | 八卷。清阎若璩(1636—1704)撰。若瑰宁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谁安。康熙十七年(1678)匝征博学鸿词科，落第后曾与胡渭等协助徐乾学修《大清——统志》、《明史》等。长于考据，著有《四书释地》六卷、《释地余论》一卷，校正前人关于古地名附会的错误，其他撰著尚有《潜丘副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孟子生卒年月考卜‘卷等著述，其中以《尚书古文疏证》最为重要，是阎氏的代表作。 尚书简介《尚书》，“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之史，《尚书》之名起于汉，《孔安国悄书传》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经孔于编定，原书有一百篇。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两种。现在通行的《十二经注疏》本《尚书》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本书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加上假托孔安国名义的自序所组成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後，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当代“信古派”的批评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 西汉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亡于魏晋之间，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朝，只有东晋梅陨所献所谓《古文尚书》保存下来，被以后备朝奉为经典，其问颇有学者对它的真伪引起怀疑，《四库全书总目》说：“白吴棫始右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炔其够漏，明海运始参考诸书，证其副别，而见闻较狭，苑采未周，至若原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十不可败也。”事实并非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汉书第1条说《汉书》载武帝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而东晋时梅赜“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人们不禁要问：除武帝时坏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难道在几百年中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就不能发现古文？西汉末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显然，篇数不合，决不能定“伪”。 周官第3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此条所谈与第一略同，仍是篇数与篇名“不合”的问题。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郑玄不可能尽知天下存书。如郑注《书序》云：“《周官》亡。”可是在记郑门授学情况的《郑志》中，就有弟子赵商与其师讨论关于《周官》所述“三公”的问题。显然，东汉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阎氏只信郑玄等“大儒”而斥东晋时梅颐所上、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为“此等伪书”，只能说明其不调查研究，固执己见而已。 艺文志第4条言“古文书题、卷数、篇次当如此”，以《汉书?艺文志》载和郑康成所注为准，推究“当日之旧”，要求世人“不以唐人义疏之说为可安，则古学之复也其庶几乎！”实际上古文《尚书》在不断发现和民间流传中，汉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新闻传媒，某地发现就会马上报道。以汉人、古学和东晋、唐人划线，而不考察其书是否真古文献，这是典型的门户之见。 墨子第7条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着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其实，《墨子》所释不通：朝中的大臣都或多或少地见到过纣王的罪行，可谁都不敢报告，难道他们全“有罪”？这里的“发”应该理解成周武王的名字，而今之《泰誓》中有“予弗顺天，厥罪惟钧”“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文辞、意义都比较接近，这句话其实是有的。而阎氏不光迷信墨子的解释，还强词夺理，硬说“晚出之古文独遗此”，做学问岂能如此？ 夏书第9条言《左传》记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此句见于古文《大禹谟》，是禹向舜推荐皋陶，称皋陶能勉力布种其德，德乃降临民间。鲁庄公引用此句于战争，将“降”释为投降，“德，乃降”即有德乃使人降服。这本是鲁庄公用己意解释古书。观《左传》所引《夏书》之句一气呵成，“皋陶迈种德”是因，“德，乃降”是果。阎氏将后句歪曲为“释《书》之语”，称其“窜入”《大禹谟》中。这明显是在混淆是非。 论语第10条载《论语》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阎氏称此句应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并说：“钱尚书谦益家藏淳熙《九经》本点断句读，号称精审，亦以“孝乎惟孝”四字为句”“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难道其断句就一定正确？此句亦可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不正好符合《君陈》的断句形式吗？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错误的。 礼记第16条言《礼记》所引《书》今皆有，以此证明《尚书》是抄袭群书，乃“伪”；又说：“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壹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以此证明《太甲》上篇及《咸有一德》“伪”。其实，这些都是阎氏的主观臆断。试问：难道必须是《尚书》抄《礼记》，而不能是《礼记》抄《尚书》？难道不会是《尚书》有错简情况，《礼记》所引《尹吉》之“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实为《太甲》上篇？ 孝经第20条言“古文《孝经》以证《书》”，欲以“古文《孝经》之伪”证古文《尚书》之“伪”。其实，古文《孝经》的真伪本难定论。据《四库提要》，唐时曾“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而“驳孔”。可能《孝经》的今古文之争，也是派别的门户之见；用古文《孝经》来证古文《尚书》，更说明它是“主古文”和“主今文”的意气之争。 礼经第21条言“古文《礼经》以证《书》”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在《礼》“奕代犹知宝之”，而《尚书》“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这里称古文《尚书》“皆以为是伪书”，“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不列证据，强词夺理，做学问岂能如此？ 第26条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观兵'旧说”，因而断定古文《尚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周文王有“称王”、“改元”之事，周武王有“观兵孟津”之事，见于《逸周书》、《吕氏春秋》、《史记》、《尚书大传》等许多史籍，这应该是历史事实。阎氏不承认众多史书的记载，而只凭主观臆断，强词夺理，怎能令人信服！ 第49条称召公为太保在成王时，而“武王时召公尚未也”。古文《旅獒》“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这就是“伪书之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众所周知，用以后有名的官称叙其前做的事，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但这不能说明其“伪”。如《国语·晋语四》云：“怀公自秦逃归。”实际上，其人自秦逃归时还是“太子”，未为“怀公”。那么《国语》又是“伪书”了？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违反常识的。 第54条言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其后解释说：“《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绝不系以时”。这又是阎氏找到的古文“作伪”的证据。的确，《尚书》中很少记“时”（即“四时”春夏秋冬），惟今文《金縢》有云：“秋，大熟。”难道此篇也是“伪古文”？ 第56条引《尔雅·释诂》：“郁陶，繇喜也。”接着说古文《五子之歌》有“郁陶乎予心”之句，是忧愁之意。《疏证》就此评论道：这是“伪古文作者”的“窜入”，“忧喜错认，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其实，“郁陶”有两解：《楚辞·九辩》有云：“郁陶而思君”，王逸注：“愤念蓄积盈胸臆也。”此正合《五子之歌》太康五兄弟的心情，此词用得好极了。阎氏只讲《尔雅》一解，而对《楚辞》一解避而不谈，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第63条开头就故作呻吟道：“呜呼痛哉！作伪书者可谓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这是就古文《泰誓》中指责商纣“罪人以族”而发的。阎氏接着评论此句是“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予后世人主嗜杀者之口实”。商代真的没有“罪人以族”的刑罚吗？查今文《盘庚中》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不是灭族之罪吗？难道此篇又是“伪古文”？ 第87、88、89三条皆言《禹贡》孔传所注地名及状况在汉武帝后，此当是孔氏家族的后人所补入。《汉书·儒林传》记孔家“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孔丛子·连丛子》载孔氏子孙曰：“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可知孔传有汉武帝以后的内容，根本不能作为它是“伪书”的证据。 第99条言“古文盛行已久，后当废”，说什么“书之隐与见亦有时运，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古文《书》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运已极”；希望有“尊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书》之运也，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此条不提任何证据，只是不恰当地把古文与谶纬相类比，诅咒其“运已极”，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把古文“废”除。这难道是学术争鸣吗？ 历史记载第101条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来，周公东征而杀管叔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史记·管蔡世家》载：“周公承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古文《蔡仲之命》“周公致辟管叔”正是这一事件的真实记录。《书·金縢》记周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中“辟”字应释为“法”，以法治罪，即惩治管叔。孔传和《说文》皆释：“辟，法也。”然而《疏证》却说：《金縢》之“辟”读为“避”，“王肃始解作刑辟”；“东征为讨武庚禄父，非讨管叔也”；“成王杀管叔，周公不能救”；“《蔡仲之命》为妄作”，“孔《书》后人伪增也。”这里，为证明古文之“伪增”、“妄作”，阎氏故意颠倒历史的先后顺序和事实的真相。 第106条反复强调：“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故摘出“整比于后”。接着叹道：“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此条只是把“真古文”与孔传本的“互异处”摘编排比，不讲道理，情绪激动，必欲“黜梅氏二十五篇”而后快。学术讨论岂能如此！ 古文《胤征》记胤的誓词曰：“威克其爱，允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吴公子光言：“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显然，春秋时吴公子光所“闻”，即《夏书·胤征》的誓词。然而《疏证》第121条却说：《胤征》之论是“袭《左传》”。接着解释道：“（公子）光所与处者?诸之辈，所习谋者弑逆之事，焉知《诗》《书》者耶？”吴公子光是吴王室至亲，必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难道不能“知《诗》《书》”？这里，《疏证》主观臆断、强词夺理的手法，乃暴露无遗！ 孟子《孟子》评论《武成》说：“以至诚（指周武王）伐至不诚（指殷纣王），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第119条用此评论来检验古文《武成》，发现文中“言（纣）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纣众自杀之血，非武王杀之之血”，不符合评论之意，便断定此篇为“私意杜撰之书”，“何其悖哉！”实际上，《史记·周本纪》载：“纣师皆倒兵以战”，“纣兵皆崩畔纣”，与《武成》所言略同。难道《史记》也是“伪书”？ ——以上，《疏证》运用了主观臆断、强词夺理的方法来证明古文尚书“伪”。 第104条言“太康失国时母已不存，‘五人御母以从'乃妄语”，其论云：“（夏）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启）妃定与之齐年，……是仲康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关于夏代的纪年，因史书记载不详，历来的《中国历史纪年表》都付之阙如。但阎氏不仅知道夏启即位在“丙戌”年，当时“年已八十九”，在位“七年”，至“寿九十五而终”，而且知道启“妃定与之齐年”，“太康十九年”失国，其时“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阎氏对于夏初的纪年、帝王的寿数和妃子的年龄如此了如指掌，这不是在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吗？ 第81条又说：“以历法推仲康日食，《胤征》都不合。”其论云：“仲康始即位之岁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与经文‘肇位四海'（即位）不合”。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夏代每王的纪年已属难考，其日食在每王的年月日当更难稽查。近年出版的最新先秦史历表，仅有商代《公元前1399－前1000年安阳可见日食表》而未及夏代，可见其难度之大。然而阎氏对夏代每王日食发生的年月日都非常清楚，难道清初的天文历法科学比现代还要发达？ ——以上，《疏证》运用了信口雌黄、胡编乱造的方法来证明古文尚书“伪”。 第15条言“《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其主旨在说明旧籍所引《书》之逸文，在古文中均有。但事实明显不是如此，《墨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所引许多《书》文，在古文中都找不到。（如《墨子·七患》：“《殷书》曰：汤五年旱。）于是阎氏只局限于《左传》、《国语》二书，即使如此，还有《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昏、墨、贼，杀”一条不见于古文。这样，阎氏一面说“引逸书皆今有”、“莫之或遗”；一面又说古文没有、遗漏的“仅一则而已”。岂不自相矛盾！ 荀子第31条言《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句出自《荀子》引《道经》，“（《荀子》）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以此证明《大禹谟》“伪”，但该条又云：“按《荀子》引今文、古文《书》者十六，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作‘《传》曰’。‘《传》’疑‘《书》’字之讹。”既然《荀子》能误引《书》为《传》，那为什么不能误引《大禹谟》为《道经》？ 第58条言“晚出书增‘帝曰'、窜‘佥曰'不合唐虞世大公”。此条先说“晚出书”即孔传本《尧典》记“帝曰”，而“三家本无‘帝曰'二字”，这是孔传本“不知唐虞朝大公”，每事都要“听其臣博议”，因而出错。后说同篇孔传本记“佥曰”，而三家本“佥”作“禹”，这是孔传本“不知唐虞朝大公”，禹“独知其贤即越众以对”，故又出错。阎氏为证明三家本对、孔传本错，一说孔传本作“帝曰”是个人独断，不合“大公”；再说孔传本作“佥曰”（大家说）又不合“大公”，应是“独知”才对。判断是非，岂能如此自相矛盾，随心所欲！ 第59条言“尧、舜、禹亦皆有号：放勋也，重华也，文命也”。接着说《孟子》引古《尧典》曰：“放勋乃徂落”，可知尧“以是为号也”。至伪古文出：“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这里的“重华”、“文命”，“自不得解作号”。最后叹道：“予痛其以伪乱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称鸿号、冠绝千载者，亦淹没而不彰，岂不甚哉！”这一段陈述和感叹，真是莫名其妙！同样是一句主谓结构的话，为什么《孟子》所引其主语可知“为号”，而在“伪古文”中便“不得解作号”，实令人百思不解。 第128条说：“安国之（古文）《尚书》诚假托，然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伏生今文《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安国古文出始分析；《酒诰》、《召诰》率多脱简，刘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复完备，是即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此又以安国古文为真。按照阎氏的逻辑：孔传本的今文部分为正确、“有功”（此又与第58条矛盾），而古文部分为“假托”、“作伪”。一人所为，竟如此对立，《疏证》的随心所欲、矛盾百出，难道还不明显吗？ ——以上，《疏证》运用了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方法来证明古文尚书“伪”。 …… 《疏证》这样一部“辨伪”著作，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于疑古辨伪思潮的长期泛滥，加之《疏证》又运用了上述几种手法，许多学者未加深考，陈陈相因，给予其书一片喝彩声。 总括本书切成四卷，黄宗费为之作序，后又续成四卷．共为八卷。原来仅有矽本流传，阎氏逝世后四十年、始由其孙学林刻于淮安，是为乾隆于年眷西党刻本。书中所列一百—十八条，初刻时原缺卷二第二十八条、：于九条、三L条，卷三全缺，卷七缺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八条、“百零九条、一百于条，卷八缺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于七条，刊印时一仍其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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