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豕形铜尊作野公猪形状，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

商代豕形铜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高40，长72厘米。1981年湘潭九华船形山出土。

湘潭九华出土的猪尊作野公猪形状。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盖上捉手残缺，根据残存情况复原成凤鸟形。双眼直视，獠牙外露，两耳竖立，四肢粗壮，尾下垂。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肘部前后各有一圆形管孔，经过尊腹，直通另一肘部。此管应是先铸，然后安装于豕尊范中铸造的。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安装此管的作用是便于人们搬运。背部有椭圆形孔，为酒的出入口，此尊盛酒后，难以倒出，应当是配备有取酒的勺。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象生动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征的意味，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其具体作用是人们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起着巫术般的祈求避邪作用。

1981年年初，湘潭县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生产队队员朱桂武忙着盖新房。在平整新房地基时，挖出一件猪形铜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确认这是一个商代猪尊。湖南省博物馆派人调查，猪尊的出土地点是面对湘江的一个山坳里，附近没有其他器物，属于窖藏出土。有意思的是窖藏内近豕尊处的填土是细沙土，与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沙土不积水，猪尊周边置沙土，应当是为了保证铜器周边相对干燥。

猪尊的用途

尊为酒器，这一用途是确定的。商代猪尊仅此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以猪造型，目前有避邪，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和娱神等多种说法。这些用途是否与实物相符，有必要了解猪的相关知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之一。根据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对西安半坡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猪骨研究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已经把野猪驯化为家猪了。稍晚一些的墓葬中出现了以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甘肃、山东等地随葬猪牙、猪颚骨乃至整头猪的数量十分惊人。可见养猪业已有相当规模。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时期的养猪业相当发达，“陈豕于室，合家而祀”，猪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养猪业已经遍及各个家庭。在养猪业相当发达的商代，人们没有选择家猪作为器物的造型，而选择了野猪，或许选择的是与野猪的特点有关。野猪是耳尖而小，嘴尖而长，头和腹部较小，脚高而细。雄性野猪具有尖锐发达的牙齿。野猪机灵凶猛，奔跑快速，警惕性也很强，一旦遇到危险，它会立即抬起头，发出“哼”声，向同伴发出警报。从出土的铜猪尊看，并不完全是野猪，又具有了某些家猪的特点。

在了解猪的特点的同时，还应注意的是猪尊的盖上有凤鸟，肘部有夔龙纹，无论这些动物是现实的还是人们心目中想向的动物，都属于动物。尽管动物在猪尊上的大小和所处位置不同，但动物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仅仅考虑猪这一种动物还是不够的。同时还要看到猪尊是一种器物，在祭祀时盛放祭品，就得考虑祭器与祭品的关系。

从目前发现的动物形器物以及祭器、祭品之间的关系看，其作用为娱神比较容易理解。

对于猪尊用途的理解，还与湖南地区出土的其他动物形器物有关。

商周时期的猪形铜器

除湘潭发现的猪尊外，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商代的猪卣，山西晋侯地出土有一件西周时期的猪尊。对于两件猪尊的造型，有文章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作用是祭祀时充当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以祈求神灵降福。 湖南地区出土的商代动物形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