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出身琦玉县的豪农家庭。早年曾参加尊王攘夷活动，由于精明能干，被德川庆喜重用，1867年随庆喜之弟访问欧洲，回国时幕府已经倒台，1868年创立日本第一家银行和贸易公司，1869年到大藏省任职，积极参与货币和税收改革，1873年因政见不合辞职，任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10年后创办大阪纺织公司，确立他在日本实业界的霸主地位，此后，他的资本渗入铁路、轮船、渔业、印刷、钢铁、煤气、电气、炼油和采矿等重要经济部门，1916年退休后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直到91岁去世。

简介

生平(成名前 积累期 洗礼期 初创期 大成期)

著作(《立会略则》 《论语与算盘》)

言论(富强篇 竞争篇)

简介

涩泽荣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　英文名：Shibusawa Eiichi　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他也是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的创始人。

他一生业绩非凡，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第一国立银行），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

生平

成名前

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积累期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没过多长时间他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不仅如此，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洗礼期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

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初创期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但是，涩泽荣一递交了辞呈，弃官从商。辞官后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

大成期

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 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后来又著述《论语与算盘》。

著作

《立会略则》

该书内容朴实易懂，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该书规定，公司制企业为众人所共同创办，故聚资结社应以国家公益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应各行其是，界线分明。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业的经营，从而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民营性质和自主权。尤其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之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等信条。

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办法是：①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公司企业，都应首先确定资本金的数额，然后确定股份的金额和数量，按股出资；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应由出资者选举产生，出资者按出资数量拥有不同数量的选举权；③会社的代表人拥有处理会社日常事务的权力，重要大事的处理需要召开会社大会决定；④会社代表人或者经管者如有损害会社或违反法律行为，应交付赔偿金或接受相应的惩罚；⑤会社经营所得利润，应按出资额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天地灾害等非常事情而发生损失，也应按出资额多少承担；⑥利润的分配应按当初的约定留有部分为会社的储备，其多少由各会社自定。

从《立会略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对股份制企业的说明已经比较具体。特别是涩泽荣一明确了股份制企业必须贯彻民营自主和政府应尊重私权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当时日本企业最主要的弊端，可以从体制上防范“官商习气”对企业的干扰。因此，《立会略则》一问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以大藏省的名义印制发行，同时还向全国各府县做了推荐，使这本书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质。

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发布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缔结会社、商社之大意，应熟读《立会略则》。可见，尽管今天看来《立会略则》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尤其是它没有涉及到有限责任制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同类书籍最有权威性的一本，成为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

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全体国民都希望富有，但人有贤与不肖之别，有能与不能之差，谁都不应期待与某某一样富有，而且，财富的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种空想。

言论

富强篇

个人之富即国家之富，个人如无欲求富，国家之富如何可得？正因为国家之富与个人之荣达，人人才能夙夜匪懈，自我勉力。

竞争篇

每天比人早起，将事情做好一点，以智慧和努力胜过他人，就是好的竞争。若以仿冒、掠夺的方式，将别人努力的成果拿来当作自己的，或用旁门左道的方式侵犯他人，以博取声名，就是不好的竞争。

如果竞争的性质不善的话，虽然有时会使自己得到很多好处，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会最终让自己蒙受损失。而且，此弊病不止限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已，有时也将祸延整个国家。

所谓避免恶性竞争，也就是尊重彼此间的商业道德，而且以此做为信仰，也就不至于因努力过度而导致恶性竞争的地步。

精神篇

以妨害的方式来夺取他人利益的竞争，就是恶性竞争，反之，对产品精益求精，不做侵犯或吞并他人利益范围的事，就是善意的竞争，两者间的分界能用良知去判明并能谨守，就是商业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