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明嘉靖四十四年，开凿漕运新渠经山东微山夏镇。工程浩繁，运河畅通。为纪念此事，由徐阶撰文、周天球书写、吴鼐刻石。三名士均怀绝技，使此碑文、书、刻水平较高，后人谓之“三绝碑”，为夏镇八景之一。此碑近六米高，底部大龟驮起，立于运河西 岸玄帝庙的皇华亭之中，仅底部龟头就可乘坐四人。可叹!三绝碑及皇华亭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三绝碑文亦称“漕运新渠记”，共一千二百五十七字。

碑文

漕运新渠记

〔明〕徐阶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决而东注，自华山出飞云桥，截沛以入昭阳湖。于是沛之北水逆流，历湖陵、孟阳至谷亭，八十余里。其南溢于徐，渺然成巨浸，运道阻焉。

事闻，诏吏部举大臣之有才识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隶河南山东之抚臣、洪闸之司属暨诸藩臬有司治之。得今万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书改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玺书总理其事。公至，驾轻舠，凌风雨，周视河流，规复沛渠之旧。而时潴者为泽，淤者为沮洳，疏与塞俱不得施。公喟然言曰：“夫水之性下，而兹地下甚，不独今不可治也，即能治之，他岁河水至，且复沦没，若运事何?”召诸吏士及父老而问计，或曰：“道南阳，折而南，东至于夏村，又东南至于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应期尝议凿渠于此，而不果就。其迹尚存，可续也。”公率僚属视之，果然。驰疏以请，先皇帝从之。工既举，而民之规利，与士大夫之泥于故常者，争以为复旧渠便。先皇帝若曰：“兹国之大事，谋之不可不审也。”敕工科右给事中何君起鸣勘议焉。何君具言旧渠之难复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备，以济漕运。诏工部集廷臣议，佥又以为然，诏报可。

公乃庐于夏村，昼夜督诸属。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测水之平，铲高而实下；导鲇鱼诸泉、薛沙诸河，会其中；坝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马家桥，遏河之出飞云者，尽入于秦沟；涤泥沙，使不得积。凡凿新渠，起南阳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旧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闸九，减水闸二十；为月河于闸之旁者八；为土若石之坝十有二；为土堤于渠之两涯，以丈计者三万五千二百八十有奇，以里计者五十三；为石堤三十里。而运道复通。已又溯薛河之上流，凿王家口，导其水入于赤山湖；凿薛城之左右，导玉花泉、赶牛沟之水，会于赤山，经微山、吕孟诸湖，达于徐。溯沙河之上流，凿黄甫，导其水入于独山湖。沿渠之东西，建减水闸十有三。独山溢，则泄而归诸昭阳。凿翟家等口，导其水入于尹家湖及饮马池。凡为枝河八，夹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济，而涝不能为灾，于是新渠之工备矣。

阶惟国家建都燕蓟，百官六军之食咸仰给于东南。漕运者，盖国之大计也。自海运罢，而舟之转漕，独兹一线之渠，其通与塞，又国之所谓大利大害也。河势悍而流浊，塞之则复决，浚之则辄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勿论，即嘉靖间，疏筑之役屡矣，而卒未有数岁之宁。则今徙渠而避焉，诚计之所必出也。然当议之初上也，或以为方命，或以为厉民，哗之以众口，挠之以贵势，诬之以重谤，胁之以危言。于其时，公之身且不能自保，况敢冀渠之成哉?赖先皇帝明圣，不怒不疑，徐以公论，付之谏臣，择两端之中，而因得夫远猷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毕力，以竟其初志，而质其谋之非迂。然则兹渠之成，固公之功，实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于舜，尽舍其前人湮塞之图，而创为疏导之说。彼其骤闻焉者，岂无或骇且谤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笃，至八年而不二。禹是得以建万世永赖之绩，奉玄圭以告厥成。则洪水底平，虽谓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与后世之文人学士，咸知称禹而莫知颂舜，其得为探本之论哉?洪惟先皇帝力持国是，以就兹渠，功德之隆，较之帝舜，可谓协矣。

阶曩岁备员内阁，尝屡奉治河之谕。迩谢政南归，复得亲至新渠，观其水土而考论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颐也。遂因公请，僭为之记，且以告夫修实录者。

役前后历四年，用夫九万一千有奇、银四十万。赞其议者：河道都御史孙公慎、潘公季驯；综理于其间者：工部郎中程道东、游季勋、沈子木、朱应时、涂渊，主事陈楠、李汶、吴善言、李承绪、王宜、唐炼、张纯，参政熊桴，副使梁梦龙、徐节、胡涌、张任、陈奎、李幼滋，佥事董文采、黎德充、郭天禄、刘贽。并列名左方。

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史总裁致仕，华亭徐阶撰。

注：此记原有碑，明代书法家周天球书，石匠吴鼐刻。碑文撰、书、刻俱佳，号称“三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