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指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提出

遭批判

平反

评价

提出

经历三年困难局面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渡过难关，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该年年初召开中央扩大的“七千人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27日，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 恩 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明确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低调”发言，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遭批判

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毛泽东认同康生意见。

客观上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 泽 东，敏感地把要求调整的种种主张串连起来，认定是要否定他的路线。如，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 泽 东，敏感地把将经济困难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的判断（刘少奇），归纳为“黑暗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主张（邓子恢），归纳为“单干风”；把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主张用一风吹办法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邓小平等），归纳为“翻案风”；把王稼祥建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整与民 主党派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李维汉），归纳为“投降风”。

并且还把王稼祥建议，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的“三和” 政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联系、等同了起来。摆在反修防修战略的对立面。

1964年2月9日、29日，毛 泽 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一线多数领导人。为准备文革，开始作大量的内部舆论、造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大字报，认为“没有抓住大方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虽然此时王稼祥已调出中联部，却仍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回来，逼他交代“罪行”、接受批斗。更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还和批判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命题挂上了钩。并写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在这样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四面出击，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极为孤立。

平反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评价

2000年代有研究者把王稼祥主张认定为“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努力，“已被事实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