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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三个泛神论者
释义

作品信息

名称:《三个泛神论者》

年代:现代

作者:郭沫若

体裁:诗歌

作品原文

三个泛神论者

我爱我国的庄子,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我爱荷兰的Spinoza,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

我爱印度的Kabir,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编鱼网吃饭的人。

作品赏析

《三个泛神论者》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女神》(1921)。《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巨大,自不待言,以至于闻一多先生说:“若论新诗,郭沫若的诗才配称新诗呢”(《女神之时代精神》)。

郭沫若一生的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早期则十分驳杂:“郭氏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熏陶,受到了斯宾诺莎、尼采、泰戈尔、达尔文、克罗齐、歌德、惠特曼、列宁等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一卷,22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朱自清先生也曾说郭氏的诗中“有两样东西,都是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无论是陆耀东先生说的“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还是朱先生说的“泛神论”和“动的反抗的精神”在《三个泛神论者》这首诗里都有充分的表现。

泛神论(Pantheism),在东、西方都有古老的传统,东方以印度思想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思想为代表,派别极多,难以一一述及。它们的共同性在于,认为宇宙(或自然)、万物(表相),与惟一的神(本体)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观念,如谓神即自然、神即绝对精神、神即理性等等。泛神论在十六、十七世纪有广泛的影响,《三个泛神论者》所列举的印度诗人Kabir(加皮尔,1440-1518)、荷兰哲学家Spinoza(斯宾诺莎,1632-1677)皆为泛神论者,尤其斯宾诺莎是近代泛神论思想的代表人物,影响巨大。至于我国的庄子是否可称为泛神论者?还有可探讨之处,老庄之言“道”,似乎并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神”,“道”更倾向于“自然”本身。中国人自然崇拜的倾向是有的,但“自然崇拜”是否就意谓着将“自然”视为“神”则不一定,最起码也跟其它文化中的“神”的观念是有很大不同的。当然这不是探讨的主要问题。由于“泛神论”之“神”不是凌架于世界之上,而是存在于世界之内,它对于反对中世纪正统神学曾起过积极作用,因而有利于现代民主思想。比如,斯宾诺莎就曾因为与正统神学思想的冲突,而于1656年7月被犹太人公会永远革除教籍,搬到阿姆斯特丹南边的一个村庄里,靠磨制光学镜片维持生活。青年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受其影响,势为必然,因为浪漫主义表现自我、崇尚自然的思想与泛神论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对郭沫若来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其中,更多的不是对“神”的敬服,而是神化的“自我”。

泛神论也好、民主思想也好、反抗精神也罢,出现在郭氏诗中都可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所致,并不为大家所惊奇。惊奇的是这首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它的纯粹的口语和民间性。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爆发了一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大争论。在这个背景下来看郭氏的作品,忽然感觉到时光并没有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快速地流逝,遑论所谓时代的“进步”。“靠打草鞋吃饭的人”、“靠磨镜片吃饭的人”、“靠编鱼网吃饭的人”:还有比这更口语化的诗吗?而且它是这么的自然,比今天的许多口语诗更像口语;还有比这更具有民间精神的诗吗?诗人列举的三位哲学家或诗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但他们都不介意用自己劳动的双手来获得生存的权利,所以诗人用一个最朴素的“爱”字来表达自己的敬意。

诗人这种艺术上的选择,又是跟他的泛神论思想有关的,后者正是其艺术的根柢。而这也是整本《女神》的最迷人之处。

作者简介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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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17: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