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牌

词语解释

耗资1.52亿元

网络时代也需要《儒藏》

编纂《儒藏》的意义

《儒藏》编制首批成果

国学大师们的见解(季羡林先生的见解 汤一介先生的见解)

百科名牌

儒藏

拼音：rú zàng

注音：ㄖㄨˊ ㄘㄤˊ

词语解释

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佛教的藏经相应。《明史·文苑传四·曹学佺》：“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

耗资1.52亿元

2002年，汤一介教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了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的热情鼓励。2003年北大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和以吴志攀副校长、汤一介教授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这一工程作为我国重大学术文化项目，被列入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儒藏》预计耗资1．52亿元，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我们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而《儒藏》将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校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这不仅便于使用，而且可做成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全部工程历时十六七年完成。

据悉，北大去年召开了两次有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包括台湾地区学者）参加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迄今为止，已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对《儒藏》精华编460部儒家典籍的校点工作。《儒藏总目》和《中国儒学史》计划于2006年完成，《儒藏》精华编计划于2010年完成，而《儒藏》项目计划在2020年全部完成。

目前《儒藏》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收有5部经过重新校点的古代《论语》注疏和1部经过重新整理的出土文献《论语》的合集，作为《儒藏》的样书，8月将由北大出版社制作完成。

网络时代也需要《儒藏》

从2002年10月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到2004年年初正式启动编纂工程，在一年半的过程中，该项目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支持，但编纂中心也常常收到一些朋友和关心此项学术文化事业者的来信。??汤一介说，在这些人的来信中，有些人对编纂《儒藏》的必要性提出了疑问。“他们问，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和信息网络的时代，儒家思想文化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并不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有着许多今天人们无法接受的思想。”

??对这些观点，汤一介不仅回信解答，而且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编纂《儒藏》的目的是和编纂《佛藏》《道藏》一样，都是旨在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典籍经过系统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为人们提供研究儒家思想的可信资料。”他强调说，“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更不认为它能解决当今存在的种种复杂问题，但这些问题无疑是要我们利用儒家典籍和文献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在近几十年中，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已经整理和发觉出儒家思想文化的若干方面可以有益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的资源。”“当然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对今天的社会都可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但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儒家思想文化，其中也必然会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极其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

编纂《儒藏》的意义

综观历史，人类经过狩猎、农耕、工业等多次文明的跃升，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多重严峻挑战，人类将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去适应或支撑信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以避免以往文明跃升中所衍生的负面效应，这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新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共同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和普遍关联的全球化浪潮中，人类已有的各种文明形态，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和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合力， 以纠正或克服当今人类由单一文化所造成的种种缺失，这可能是摆脱和克服人类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结合不同的历史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德”的生态伦理、“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文化价值体系。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而不同”、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而且也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重视传统和秩序的整体性格。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以及由于儒家在传承文化方面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儒家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考察中国学术史及文献史，在构成中华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之中，唯独儒家没有编纂《儒藏》。其中原因很多，但概括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学说性质不同。《佛藏》、《道藏》是佛、道二教的经典文献总集，它们均以宗教的内容和形式为标榜，因此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如果编纂《儒藏》，就有把儒家或儒学宗教化的嫌疑。而历代多数儒者或儒学大家，虽也常常“出入佛老”，但均不以儒家或儒学为宗教。二是学说地位不同。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或主流，而佛、道二教在其发展进程中，历经磨难、坎坷和曲折，最终都不得不向占主导地位的儒学靠拢。因此，在儒家看来，虽三家并称，但地位却不能等同，因此也就不愿以《儒藏》的形式，自认与《佛藏》、《道藏》鼎足为三。

第三，学说的作用、功能不同。佛、道二教以宗教为号召，其最大功能在劝人为善，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而儒家的思想体系，除道德教化外，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世俗化的教育功能。佛、道二教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建国治国方略、世俗化的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无法与儒家相比，因此儒家在自己的文化经典体系的表现方式上，也自然不愿追随佛、道，以“藏”设限。第四，在明、清两朝，虽也有少数儒家学者，如明末的曹学诠、清代的周永年、刘音等人，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并提出“儒藏说”和“广儒藏说”以为鼓吹，但均因上述可能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历史上虽无以《儒藏》名书的事实，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清代的《皇清经解》及《十三经注疏》等各种形式的儒家经典汇编。这些汇编，实际上都体现了我们今天所称之的“儒藏”精华部分，只是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同时也没有汇编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儒藏》大全”。《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儒家经典“大而全”的问题，但由于该书编纂的直接动机，是为体现盛世修典和大一统皇权至上的指导思想，从而使该书虽然有《儒藏》之实，但尚不能完全代替一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能超越政治标准、文化眼光和历史局限，且具有学派性质的儒家文献典籍之精华及大全的《儒藏》。因此，能够集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编纂这样一部《儒藏》，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儒学能否冲破民族、地域的籓篱而走向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自身的现代化改造。因为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更是世界的。编纂一部有断句、标点、校刊（精华本）的《儒藏》，本身即是实现转化的一种外部形式。要对儒学作现代诠释，首先须提供一个现代人能够方便利用的现代版本。因此编纂《儒藏》是实现儒学现代转化的第一步。

其次，编纂《儒藏》是为文化创新提供文化继承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继承与创新、诠释与转化，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离开创新的继承和离开继承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此即古人所说：“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

第三，“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有其足以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今天看来，这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或来源之一，便是积淀了几千年并已凝聚在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和那些足以代表民族智慧的思想精华。

总之，我们今天编纂《儒藏》，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与历代编纂大书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为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融，提供一个多少有别于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明参照系，以便使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进入一个多极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儒藏》编制首批成果

海内外学人企盼已久的儒学大型丛书《儒藏》的首批成果——“史部”50册，目前已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成、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儒藏》——这一数百年来学人梦寐以求的盛大工程，终于结出了首批硕果。明代文人曹学佺“二氏(佛道)有藏，吾儒独何无”的浩叹，可以喟然止矣。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是儒学文化及其历史的集中反映。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已经有2500余年的发展史，自汉武帝以下曾被历代统治者推为“独尊”的国家学术思想，与佛教、道教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儒学却没有像佛、道那样拥有一部自己的大型丛书。明朝万历年间，孙羽侯、曹学佺曾先后提出《儒藏》编纂的设想，清代乾隆时周永年重倡《儒藏说》，将《儒藏》的编纂推为“艺林中第一要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儒藏》编纂始终没有完成，成为学界一大憾事。

四川大学古籍所禀承锦江书院、尊经书院“通经学古、求实创新”的传统，继承廖季平、吴之瑛、蒙文通、郭沫若等老一代学人儒学研究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一种学人敏锐的目光和历史的使命感，提出《儒藏》编纂并率先开展了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至2004年初，在校长谢和平院士的主持下，学校决定“加快进行《儒藏》编纂工作”，成立以校长、副校长、副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儒藏》工作委员会”，由“211工程”重点学科先期投资100万元，促进《儒藏》成果尽快问世。2005年初，目前唯一的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大型基金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又将川大“《儒藏》编纂”列为“重大项目”，并给予300万的经费资助。此外，迄今最大的儒学研究国际性组织——国际儒学联合会，亦派出四位学术委员参与川大《儒藏》工作，并增选川大《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川大古籍所全体同仁团结一心，刻苦攻关，终于在国内目前倡导《儒藏》编纂的三所大学(另两家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率先推出了首批成果，它将与北京大学组织的《儒藏精华》、人民大学主持的《海外儒藏》彼此辉映，共同构建千古儒学成就的文献大厦。

川大《儒藏》的首批成果共50册，总字数约2600万字，内容系儒学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属于川大《儒藏》工程自创体例“三藏二十四目”中“经”“论”“史”的“史部”。首批50册包含“史部”的“孔孟类”、“学案类”和“碑传类”三个部分，收书约80余种。

“孔孟史志”共13册，系历代记录和研究孔子、孟子、孔孟弟子及其后裔的著作和文献，大体上分为四类：一是儒门人物志，如《孔子弟子传略》、《孟子弟子考》、《圣门人物志》等；二是儒门家族志，如《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阙里文献考》、《三迁志》、《孔孟颜三氏志》等；三是儒门礼乐志，包括《圣门礼志》、《圣门乐志》、《文庙从祀弟子赞》、《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学宫辑略》等；四是儒门综合志，包括《圣门志》、《孔圣全书》、《洙泗考信录》等。另外。还对先秦唐宋有关孔子和孔子弟子一些散见资料进行了分类辑录。《历代学案》共23册，收录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明儒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五部著作，是体例完备，内容齐全，资料充实，名符其实的儒学流派史。除了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段的学案，目前尚付阙如外，五个《学案》蝉联而下，中国儒学中“汉学”与“宋学”的代表时期，都有“案”可稽了。

《儒林碑传》共14册，是历代儒学人物原始资料——碑传文献的集成。自两汉迄于清末，共搜得碑传文章四千余篇，涉及传主三千五百余人。一律按时代为编，以生卒年为序，共为七书：《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宋儒碑传集》、《辽金儒林碑传集》、《元儒碑传集》、《明儒碑传集》、《清儒碑传集》。共分14册，文字不下千万。

其整理方式力求仿古与现代结合，整理与研究统一。凡是川大古籍所已有之整理成果者，如“历代学案”、“儒林碑传”等，文字和版式则采用仿古照排，以便统一格式。其他没有整理成果者，则采取圈点加影印的方法，以避免重排带来的错误。同时辅以《总序》、《分序》、《小序》、各书《提要》和《校勘记》等，为读者提供清晰的儒学历史及其文献演绎的轮廓。

随着《儒藏》“史部”50册的编成和出版，两千五百年的儒学成果将进入结集整理和出版的新阶段，历代儒学文献将逐渐获得理想的归宿！这也标志着自明万历以来四百余年间学人的梦想将变为现实！圣贤的智慧与光芒，以更为深入人心的方式向世间闪耀。

国学大师们的见解

季羡林先生的见解

张立文：季老，这是我们孔子研究院编纂的《国际儒藏·韩国编》。原来汤一介先生一再请我去主持《中华儒藏精华》，当总编，因为我还没有退休，纪宝成校长不同意。我跟汤先生商量，我编辑国际部分。因为您是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顾问，所以您也是我们的顾问。

季羡林：嗯。

张立文：我们想跟温家宝总理讲讲，儒学早就该走出去了。海外儒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在公元前便传播海外，成为世界性的学问。按计划，我们准备将《国际儒藏》分为韩国、日本，还有欧美等四个部分汇编。

季羡林：韩国在尊孔方面做得比我们要好。

张立文：现在他们还有乡校。

季羡林：对。汉城大学有一个奎章阁，我去看过那个地方，奎章阁藏书不多，但是很有特点。李退溪就是韩国的。 《儒藏》必须做，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张立文：希望您支持。我们想申请一部分经费。

季羡林：可以找新闻出版总署，他们管这个事。

张立文：希望季老多支持。

季羡林：不敢当。我力量有限，尽力而为。 《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人家问，《佛藏》有了，《道藏》有了，为什么没有《儒藏》？人家一问，我们回答不出来。此外还得要补课，年轻人还得认识繁体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必须改变。原来我有个想法，大学一年级，不管哪个系，开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同时，也开中国的国学课。不管哪个系，一年级没有修完这个，不能毕业。我觉得应该这样。此外，过去有个说法认为，我们的《四库全书》就是《儒藏》，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当然，《四库全书》是了不起的东西，但《四库全书》不能叫《儒藏》。

张立文：现在我们缺乏古籍整理的人。季羡林：是不容易。国务院不是有个古籍整理小组吗？周林是组长。

张立文：季老，您是我们的大树，有您在，就好说话，我们就有力量。

季羡林：大家一起来鼓吹，众志成城啊。汤一介现在在做这件事啊。

张立文：我们在一起做，汤一介那里已经出了8本了。您有什么想法，交代给我们。

季羡林：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要不然太不像话啦。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化吗？“藏”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第二，当然，编撰 《儒藏》的工作做起来也要慎重。日本的《大正大藏经》，国外的学者都引那本书，很方便，我也引那个书，但是它的标点，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不够，就“两塌糊涂”了，没有一个对的。给古籍加注标点很不容易，你看二十四史，后来一直有人挑错，特别是《元史》。 《元史》的名字本来就古里古怪的， 《元史》的错最多！

汤一介先生的见解

汤一介先生在讲话中指出，《儒藏》工程的开展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学术文化上的突破性意义：一是编纂《儒藏》以传承中华文明，是符合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需要。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明清两朝都有学者、当代也有学者如饶宗颐先生，都曾提议编纂《儒藏》，因此这项工作是五百年来中国学者未能实行的一项历史使命，现在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而且中国目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儒家学说也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欧美多位汉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对西方乃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具有建构性，能够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二是《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上，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日本当代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精神财富。《儒藏》工程目前已与韩、日、越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际合作——如唐朝玄奘取经、译经的规模。三是《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四是《儒藏》的编排形式也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经过简明校勘及新式标点，以繁体、竖排的方式印刷出版，最终还将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文本，便于阅读和利用，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汤一介先生还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总体进展情况以及质量、进度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同瑞先生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财务状况及经费使用情况。他指出《儒藏》工程尽管得到教育部、北京大学以及各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但仍然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在经费使用上应该精打细算，同时还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争取国家和社会更大的支持，以为《儒藏》工程的最终完成提供充裕的经费保障。

与会代表对于教育部即将出台的《儒藏》工程激励措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大家对于如何提高编纂质量、加快工程进度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与会代表还逐项讨论了“《儒藏》精华编校点费提高及奖励办法”、“《儒藏》精华编委托校点合同”、“提高《儒藏》精华编整体校点质量的措施”、“加快《儒藏》精华编整体进度的措施”等文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汤一介先生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表示，这次主编会议开得热烈而富有成效，会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将认真落实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他提出会后将着重落实五项工作：第一，对于与会代表普遍关心的《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的重大专项，如何体现在各合作单位、主编及校点者的成果认定和评估上，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个正式建议，提交教育部。第二，将进一步完善委托校点合同和奖励办法等文件。第三，将通过扩大宣传争取教育部、各合作单位领导及社会各方面对《儒藏》工程给予更多重视和支持。第四，做好这次会议的纪要和总结，及时向教育部汇报，并及时与各合作单位、主编及校点者沟通。第五，在继续编好《儒藏》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有关儒家典籍与思想的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教授、《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