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中文名：容闳

别名：纯甫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828年11月17日

逝世日期：1912年4月21日

人物简介(社会活动 个人荣誉及著作)

人物小传(留学先驱 留学生涯 洋务运动之幼童留学)

容闳的几个“第一”(中国第一批洋学堂学生 第一位自主选择留学生 第一位自费留学生 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 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 第一位公派留学倡导人)

容闳故居

容闳小学

英文传记

人物简介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社会活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有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年—1881年）。光绪元年(1875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个人荣誉及著作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位于纽约华埠的公立容闳小学便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人物小传

留学先驱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未满19岁的中国广东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入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留学生涯

1847年容闳在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洋务运动之幼童留学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4万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容闳的几个“第一”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一向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而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的容闳，在近代海外留学史上又占据了众多的“第一位”，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留学生史从他开始。

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广东小伙容闳带了不多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这一年，他19岁。

中国第一批洋学堂学生

容闳出生在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他父亲在澳门打工。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了澳门马礼逊学堂念书。容闳没有上中国人办的学堂是因为家里太穷，只能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马礼逊学堂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费全免。容闳是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主选择留学生

1846年，布朗决定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基督教会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个叫黄胜，一个叫黄宽，和容闳一起去美国。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听从教会安排，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 容闳没有和黄宽一起去英国，而是自主选择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费留学生

香港传教士会当时只提供两年的费用。容闳在孟松学校已经住了两年，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容闳想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但是面临着严峻的经费问题。有教会愿意出钱资助，条件是写一份志愿书，保证以后成为传教士，但被容闳婉拒。不过在布朗的多方张罗下，容闳还是如愿自费进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只有500名学生，他是唯一的一名华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

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

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他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容闳确定自己志向。他说：“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第一位公派留学倡导人

容闳学成归国后从事过洋人秘书、译员，海关职员等工作。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 此后容闳投奔曾国藩总督幕府，继续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1870年容闳再次提出留学计划，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很快获得旨准。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

容闳故居

容闳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而当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来叫“辅仁

巷”，这是容闳出国后回家乡给起的名字。

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的曾孙容梓灿回忆，容闳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

容闳小学

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厦，叫做孔子大厦，大厦下有一所小学。为了纪念容闳，又命名为容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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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传记

Yung Wing was born at Nanping, Xiangshan County (presently Zhuhai City) in 1828. In 1854, after Yung Wing graduated from what was then Yale College, he came back to China with a dream “that through Western education, China might be regenerated, become enlightened and powerful.” From then on, he devoted his life to a series of reforms in China. Yung Wing resolved to save the weak Qing dynasty through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and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effort, establishing his reputation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is initiative in establishing the unprecedented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CEC) gave rise to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He is thus widely considered a trail blazer and great thinker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Yung Wing attended the Morrison School, established by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minister Elijah C. Bridgman. This school was affiliated with a girls’ school established by Rev. Karl Friedrich A. Gutzlaff’s wife. The girls’ school closed, resulting in the suspension of Yung’s education for a time.

Samuel R. Brown, a Ph.D. graduate of Yale College, arrived in Macau in 1839 to take ov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Morrison School. Yung re-entered the school in 1841 and studied Elementary Arithmetic, Geography, and English courses in the mornings and Chinese in the afternoons.

In 1842 the Morrison School moved to Hong Kong, and Yung went with the school. It was closed due to lack of funds in 1849.

On January 1, 1847 ，the schoolmaster Brown took Yung Wing, Wong Foon and Wong Shing to the U.S. to study. Their ship the Huntress departed from Whampoa in Canton and after 3 months of voyaging across vast oceans, arrived in New York on April 12th. This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the three Chinese boys had set foot in the U.S. Yung and the other two boys entered Monson Academy in Massachusetts. All living expenses and tuition fees were provided by the Church or covered by other programmes.

In 1850 Yung Wing passed his exams and was admitted to Yale College.

Yung Wing, a poor student, needed financial backing to carry through his collegiate courses at Yale. The Church offered to lend him a helping hand on condition that he go back to China to take a mission there after graduation. Yung declined the offer, stating “I wanted the utmost freedom of action to avail myself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do the greatest good in China”. He then took a harder road to learning.

In 1854 Yung graduated from Yale College with a BA in literature, 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hoto was taken at his graduation.

Yung wrote a poem for his graduation: 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 At present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s. There is mourning and the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 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 but not the flower.

On November 13, 1854, having declined an offer that would have promised him a decent life and a good future, Yung Wing and the Rev. William Allen Macy embarked on the sailing clipper Eureka in New York. Their adventurous 13,000 sea mile journey took 154 days to reach Hong Kong. This is the Victoria Harbour in Hong Kong of the mid-19th century.

Yung Wing came back with a dream that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 should enjoy the sam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I enjoyed, so that through western education China might be regenerated, become enlightened and powerful.”

In Dec. 1875, Chin Lan Pin and Yung Wing were respectively appointe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nd Vice-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America, Spain and Peru.

In 1875 Yung Wing married the 24 year old girl Marry Kellogg. His friend J. H. Twichell had introduced them.

In 1876 Yale University, Yung’s Wing’s alma mater, awarded him an honorary doctorate in law to commend Yung for his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