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氏族部落

2 战国竹简

简介

传说

◎ 简介

róng chéng shì ㄖㄨㄙˊ ㄔㄥˊ ㄕㄧˋ

容成氏

即 容成 。《淮南子·本经训》：“昔 容成氏 之时，道路鴈行列处，托婴儿於巢上，置馀粮於亩首。”

◎ 传说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时期，有一个世代袭号的容成氏族部落。因其首领传说为仙人，黄帝、老子皆曾拜他为师，故研究者甚少。我们认为对传说人物容成氏很有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这对进一步认识远古人物流变和充实氏族社会史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传说时代到西周

三皇人物有十多种说法，包括的传说人物很多，古今学者公认的是“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约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阶段（8000－5000年前）。五帝的人物也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认识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及舜为“五帝”，约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2070年前）。大容氏及其后裔容成氏之氏族或部落，就延续在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

1、大容氏与容成氏

《姓氏词典》引《新纂氏族笺释》注：“容姓出自大容氏。”大容氏部落后派生出容成氏族，即传说中的大容氏“生”容氏。《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结绳记事是渔猎经济时代先民的记事方法，说明容成氏约处在伏羲氏前后。《春秋元命苞》云：“庸成氏八世。”《庄子·胠箧》篇又云：容成至神农氏时期，先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注：“此十二氏皆古帝王。”容成氏世代以此为号，任氏族或部落首领。女娲氏去世后，容成氏去世后，容成氏（不知何代）还曾为“王”，成为当时天下氏族“盟主”。容成氏的部落居住和活动区域在容城（今属河北）一带。传至炎帝末代时，容成氏族部落适居于空桐（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古代人不明白传说人物的世代为“一个号”，便说他们是神仙，长生不老。陈士元《姓觿》曰：“《路史》云：（庸），‘古帝容成氏之后。’《韩非子》有容成子。《列子》云：‘黄帝与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庄子》云：‘老子师容成’。”《列仙传》云：“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集韵》则认为容成是高阳氏八恺之一的“仲容之后”。《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仲容之国”。可见在春秋、战国时，容成氏的传说已相当广泛。黄帝东迁涿鹿（今属河北），容成为臣，部落复迁回容城。

2、容成子世代的事迹

大容氏的踪迹已无法知晓，容成氏传至黄帝之臣的时代，事迹较明。张澍补注的《世本》载：“容成作调历，宋衷注：‘容成，黄帝之臣。’澍按容成因五量，治五气，起消息，察发敛，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时节定”。“《史记·索隐》曰：《世本》及《律历》云：黄帝使……‘容成综斯六术而著调历。’《后汉书》注引《博物志》云：‘容成氏作历，黄帝史官’。”《汉书·艺文志》载有《容成子》14篇、《容成阴道》26卷。何光岳释：“虽然这两部古籍都系春秋战国时人所假托之作，却也说明容成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著名氏族部落。而且他们在上古时代，文化很发达，已经够造历法。舜时的八恺之一仲容氏，也是容成氏的支系。据此看来，容成氏属于黄帝系部族集团的成员。”（1）其祖先容成氏时，还没有族属。《穆天子传》有“容氏国”。丁山注：容氏国在河北容城县。《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曾和炎帝榆罔联合，与蚩大战于阪泉（今河北怀来）、涿鹿（今属河北）之野。容成子既为黄帝之“臣”，那么就必然跟随，氏族部落自然是早已迁居于汉代置的容城县（在今怀来、涿鹿之南）。容氏国约建立于夏朝。直到夏末商初，容氏国才迁至今河南修武县。

3、商王灭容氏国役其民为奴隶

容、庸古音近通用，而庸是出自容，比容成氏要晚（商代甲骨文已有庸字），系商灭容氏国后，强将余民作修筑城的奴隶之义（同墉或鄘）。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下卷《释庸》云：“西周铜器《韵簋》的‘先虎臣后庸’，以庸为奴隶。《尔雅·释诂》训庸为劳。《史记·陈胜吴广世家》的‘尝与人佣耕’，《索隐》引《广雅》训佣（佣）为役，佣即庸的后起字。《楚辞·怀沙》的‘固庸态也’，王（逸）注训为‘厮贱之人’。庸训为劳为役为厮贱之人，均是被奴役之义。”《诗·大雅·崧高》云：“以作尔庸。”注云：“庸，城也。”《路史·前纪五》云：“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朱起凤《辞通· ·庸》云：“容、庸同声同用。《庄子·胠箧篇》：‘容成氏’。《六韬·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其例也。”顾实《结绳而治时代之文书》云：“容成氏即庸成氏，《穆天子传》称：‘群玉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策府’。”简言之，容成氏的后裔为商王作修城的奴隶，始称“庸”，后以参与修筑殷都（在今河南安阳）有功，复被商王封为庸国（又写作鄘）。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一云：“鄘城，即鄘国”，“本庸姓之国”。光绪《彭县志》卷一《沿革志》：“庸城县在今怀庆府修武县。”怀庆府修武县即今河南修武。庸国善于铸造大钟，常向王室献宝，得到信任，被封为诸侯国，便加“邑”偏旁而称“鄘”。“因为大钟的响声‘庸庸’，与大鼓的响声‘彭彭’一样，象征雄伟，这个庸的图腾便成为国号。后人于庸字加金旁成为镛字。以上对于容成、容城、庸成、庸城、墉、鄘、滽、佣、镛的考证和解释，就是庸国取名的来源和发展。”（2）庸国日益强盛，位于殷都西南，引起王室不安，强行将其迁于秦岭东部余脉熊耳山一带（今河南卢氏县）。《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东合庸庸之水，水出河东垣县宜苏山，俗谓之长泉水。”卢氏县此水（又写作滽）之名，就以庸国迁此而得名。没有多久，庸国君为避商王征伐，又带领国人翻越秦岭，迁居于梁州东，仍称庸国（今陕西山阳县至安康）。战国时期秦曾在庸国故也（今山阳）置上庸县。商王封贵族于故庸国地，称鄘诸侯国。

二、庸国地区的古文化

1、女娲氏与中皇之山

陕西安康地区古属梁州，跨汉水两岸，亚热带气候，自古适于人类生息和生活。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分布在紫阳白马石、马家营，石泉白马岭关，汉阴阮家坝，安康关庙铺坝、花园乡柏树岭，旬阳构元新天铺等地，从而说明汉水流域的氏族文化是丰富的。相传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夫妇都曾活动在这里。《路史·后纪》云：“女娲氏灭共工氏而迁于中皇之原，所谓女娲山也。”又云：“女娲立，治于中皇之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伏羲山即今安康市的高王山。《舆地纪胜》云：“女娲山在平利县东，上有祠曰女娲圣后，唐宋旧祠也。”《元丰九域志》载：汉中西城县有女娲山。《陕西通志》云：女娲山在今平利县东三十里，晋司马勋退屯女娲堡是也。《御览》78卷36引应劭《风俗通义》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縆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中皇山传为女娲氏炼石补天之处。马世之云：“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西15公里的中皇山，又名女娲山，地处秦岭南端，大巴山北麓，位于陕、鄂、渝三省市交界处。相传这里是当年女娲炼石补天的所在地。女娲庙坐落在女娲山乡七里村。唐宋以来，历经修葺扩建，直到解放初期，仍有四扇大门，房宇百间，殿堂三层，故又名‘三台寺’，堪称平利第一寺庙。历经战乱和文革等劫难后，现仅存一间正殿和‘平心门’的残墙断壁。平利县收藏一块清雍正十三年（1755年）的《中皇山女娲氏碑》，系统地记述了女娲的神话传说。庙内保存一块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石碑，就女娲庙的庙界、土地、庙宇的管理和僧人、居士、香客应遵守的条规刻碑告示。”（3）清代学者古沣才在平利县《中皇山女娲氏庙碑记》中赞曰：“皇为圣兮为神，御灾捍患兮大庇斯民。姓氏正兮伦纪明，礼乐制兮四极宁。寝庙奕奕分享祀成，于万斯年兮世世期承。”可见清代时女娲庙的建筑是宏伟的，香火也是旺盛的。

2、麋国与庸国

《尚书·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山之南称“华阳”。黑水说法不一，有澜沧江、怒江、金沙江（流经四川和云南）等说。陕西安康市在古九州之一的梁州地域内，战国时属汉中郡。西汉置西城县，东汉置西城郡（置所在西城，今安康市北，辖境相当于今石泉县到安康之间的汉水流域一带）。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东梁州为金州（置所在西城，一度改名吉安、金川，在今安康市区），辖境相当于石泉以东、旬阳以西的汉水流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女娲居此时，没有行政区划，西周时称梁州。

（1）麋国

麋国初称微，颛顼帝的后裔，为华夏族。又因祝融一支居南方，其孙季连成为楚人之祖先，故又称微人为楚族。岑仲勉云：“微，即麋之异体，楚族也。”（4）尧舜时微氏族部落居于南楚丘东北300里的微乡（今山东梁山县北）。夏代的微子国在微山。《水经注》载：“济水又北迳微乡东，《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经书：‘冬，筑郿。’京相璠曰：‘《公羊传》谓之微。’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鲁邑也。杜预曰：‘有微子冢。’”即夏代、商初的微国在今山东微山县微山湖的微山岛上。这里的微子墓，当地流传为周王封的微子启之墓，实误，应是颛顼后裔微国君之冢。商诸侯国强盛后，驱逐亲夏朝的微国，遂迁入夏朝或内的潞（今山西潞城）。商朝建立，几次迁都后定于殷（今河南安阳）。微国距此200余里，甲骨卜辞多载有微国与商王室的交往之事，商王文丁时成为微伯国。商王廪辛灭势力强大的微伯国，封长兄启、次史仲衍于微伯国故地为诸侯，仍称微国。原微国余民部分留居，部分人西逃于渭水中游之西，渐复立小国，称麋。汉代在此置隃麋县（一作榆眉，今陕西陇县），以古隃麋泽、隃麋原而得名，“泽”和“原”则是以麋国建此而得名。西伯周国强大后，迁麋国于近处的郿（今陕西眉县）。《尚书·泰誓》载：麋（微）国参加了武王伐纣。被武王封为子国。1977年春，陕西岐山县周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微”国之载。《括地志》云：微国在郿县东北五十里。王国维《观堂古金文考释·散氏盘考释》云：“周初与于伐商之微人，此时已分散诸土，其一部渡渭水成一聚落，是为《大雅》之郿，而其本部在南山者，乃为矢、散二国所兼并。”微实为国，非“部落”。后来，微国渐强，周王室感到有威胁，逼迫其南迁至锡（读阳）穴（今安康市白河县）。“这时楚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西南龙城），相距不过二百七十里。”（5）

（2）庸国

庸国被商迁到西南汉水流域（今安康）后，怨恨商王而依附于西伯昌国。周武王伐纣，庸国积极参加。《史记·周本纪》云：“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参加武王伐纣之战。《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这里说的八国方位，有的是以后封迁之地，伐纣王时方位非均如此。西周中期时，庸国逐渐强盛，向南发展，将国都迁于上庸城（今湖北竹山县）。《水经·沔水注》云：“堵水又东北迳上庸郡，故庸国也。《读史方舆纪要》卷79“竹山县城”载：“上庸城，县东四十里，本庸国。《书》所称庸、蜀、羌、髳是也”。“庸城山，县西五里，庸人昔居此，于山上置鼓，又名悬鼓山。”形势险峻，易守难攻。《路史·国名纪己》引《太平寰宇纪》云：“金州，周，庸国地。”至西周末、春秋初时，“庸国的疆域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阴、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及湖北的竹山、竹溪等县。”（6）《路史·国名纪己》云：“裨、儵、鱼，庸之三邑。”《读史方舆纪要》卷51云：兴安州（治所在今安康县，辖有安康市地区。其中的白河、旬阳为麋子国之地），“春秋时庸国也。”《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地，指此谷而分界也。”《路史·国名纪己》引《通典》云：“夔州，奉节鱼国也，然鱼复之名始于汉世，即魏之人复，故城在（金）州西十五（里），沔河（汉水）东十五里。”何光岳释：“已明确指明庸国的鱼邑就在汉水之滨的今陕西安康县西十五里外，正是庸国疆域的中心地”。“裨、儵鱼三邑当亦在安康的鱼邑附近。”（7）《史记·楚世家》载：西周中期楚君熊渠自称王后，“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庸国抗击，取得胜利。春秋时庸国的北面是秦国，东南是楚国，西南为巴国，处在大国的交汇之区，面临着被大国攻占的危险。《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载：楚国遭到大饥荒，“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将率军从句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攻庸，说服戎人首领庐戢黎攻打庸国，楚军一直攻至庸国要地方城。《读史方舆纪要》卷79“竹山县”载：“方城山，县东西十五里，上平坦，四面险固，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庸国军坚守，派裨、鯈、鱼三邑军击溃庐戢黎军，俘虏将领杨葱。接着，又七次打退楚军的进攻。楚庄王（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亲自出征，与秦、巴会盟，商定秦国南攻山阳，巴国北攻鱼邑，楚国正面进攻，群蛮见楚军强大，又叛庸归楚。在楚、秦、巴三面围攻下，庸、麋二国被灭。《战国策·楚策》云：秦王“秦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此上庸县即秦、巴、楚灭庸后，秦国分得的庸国北部之地。东汉时在此设立上庸郡。《通志·氏族略》云：庸国亡后，“子孙以国为氏。”

三、庸国亡后余民的迁徙

亡国的庸民一部分被楚强迁于容城（今湖北监利县北）；部分人被迫逃亡于庸州（今湖北恩施县山区）；还有一部分迁入蜀地及陇右地区。后来，庸姓人有的又迁入容陵县（今湖南攸县）及湘西北一带。《衡湘传闻》曰：“容光之佐，盖封于此（指桂阳），其子孙乌程氏，善酿（酒）者也。当夏世”，“容光为祝融兼司徒”，“徒武陵（今湖南常德），因亦有南岳容山之号，在今施容、容美之间”。“容光又取（娶）于州山氏，曰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山海经》曰：‘寿麻之国，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汉寿、麻阳是也。《吕氏春秋》所谓‘南服寿麻者也’。”黄帝有臣容成，容光是其后裔，夏代大臣，不会封在桂阳（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再迁武陵。“无疑是庸人把他们的祖先容光的传说，由北方带到南方。汉代的桂阳郡，北按容陵县（今攸县），而湘西北地区均属武陵郡，所说容光封于桂阳，不过是庸人的南迁传说。又由桂阳迁至武陵，可说明容陵和湘西北一带有容光的后人分布。对于所说的施容，即宋的溶州，元为会溪施容峒，明洪武二年置施容州，今永顺县东南九十里的长官公社（今称乡）施容溪即是。容美，元置容美峒军民总管府，明置容洞安抚司于今湖北省鸡峰县。还有大庸县（今属湖南），系明洪武三年建县，境内有大庸溪、大庸坪、大庸所和大庸古城。至今湘西北一带以溶、容命名的地方特多。”（8）“这种叫溶的地貌，都系指山间小盆地，当地的方言叫溶，与庸人原来的故地竹山的地貌相同。竹山县有钟鼓山，而大庸山也有钟鼓山。这些密切的联系，决非偶然，可说是因庸人分布而滋生出来的地名。”（9）庸人南迁时，群蛮也有不少人随迁到了湘西北。梁履绳《左通补释》卷十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下注曰：“群蛮在今湖广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沅陵，辖境相当今沅陵以南的沅江流域以西地区）、沅州（治所在今湖南黔阳西南黔镇，辖境相当今黔阳、芷江、怀化、会同、靖县、通道、交晃及贵州天柱等县地）二府之境。”迁入蜀地及陇右（今甘肃东部）的庸人，也留下了许多传说或地名。

容成氏后裔形成的容（庸）姓人，分布较广。《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云：洛州河南郡（今洛阳）二十三姓有庸氏。《古今姓氏书辩证》云：“庸，出自商诸侯之国，以国为氏，仕卫为世族，战国有庸芮，齐有庸职。”庸芮是秦国人。《姓解》云：“《姓苑》，汉有庸光，又有胶东庸生。”汉代的庸谭，胶东（今山东）人，精通古文《尚书》，为经学家孔安国的再传弟子。《续通志·氏族略》云：明代有庸以弘，任黄州（今湖北黄冈）通判；容姓。《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载：怀州河内郡（治所在今湖南武陟西南）十七姓有容氏。《礼记》载：有大夫容居。今广东吴川，山西长治、晋中地区的汉族亦有此姓。

综上所述，大容氏、容成氏（亦称小容氏）为伏羲氏同期的传说人物，世代以“容成”为号。容成氏传至黄帝时期的容成子时，事迹日显，后世亦然。容氏有多种写法，夏代立国，商代为诸侯国，后迁于汉之西城。春秋楚灭庸国后，庸（容）姓人分迁于各地，流传至今。他们同其他姓氏人一样，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的一篇，整理者李零在简序编连和简文释读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该篇自发表以来，有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容成氏》公布不久，即有研究专著出版。季旭升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中的《<容成氏>译释》部分，由苏建洲撰写，对《容成氏》做了题解、语译和注释的工作。邱德修《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逐句注译简文，并探讨了其学术价值。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利用《容成氏》在内的出土文献，对传说时代的古帝王系统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可参看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译注(上)》(载曹峰、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昔者君老><容成氏>(上)译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5年)、苏建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的第二章《<容成氏>校释》以及王青《<容成氏>注释论说》(载杨朝明、宋立林等著：《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台湾书房，2008年)。除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还有多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对其进行研究。

以上是对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致概述，下面从《容成氏》的成书年代、篇题、竹简编连、文字考释、禅让、古史传说、地理、思想倾向、研究的难点及展望九个方面进行论述。

成书年代。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认为《容成氏》提倡禅让，当成书于“燕王哙让国”事件之前，即公元前314年之前。彭裕商《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则认为任何一种学说的衰亡都有一个时间过程，禅让学说作为儒家一个分支派别的学术观点，情况也不会例外，其学说当不会因燕国禅让失败就戛然而止。

篇题。《容成氏》53简简背有“讼城氐”三字，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认为是原书的篇题，应即《庄子·肤箧》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从文义推测，是取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邴尚白《<容成氏>的篇题及相关问题》(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以下简称《续编》)不同意李零的看法，认为容成氏可能是黄帝臣，是传说中的史官。他认为篇题“讼城氐(氏)”末字与上古帝王皆写作“某某是(氏)”不同，应该就是为了区别一般姓氏及远古传说帝王。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载《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认为，第53简正反两面的字迹明显有所不同，不像是一次书写完成的。《容成氏》在抄写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残本，篇题“讼城氐”应是脱简之后补上去的。《容成氏》叙述古帝王已到周武，缺简应该不会太多。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载《九州学林》2006年春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讼城氏可能是另一人名，以地域为氏，不一定是指容成氏。孙伟龙、李守奎《上博简标识符号五题》(载《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认为53简简背所谓的“氐”是“氏”字与篇题符号的连写。

竹简编连。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五十三支。竹简发表后，学者们就竹简拼合及编连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竹简拼合方面，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续编》，以下简称《小议》)从编绳位置和内容两个方面指出简35上段与下段不属于同一简，应该分别编号重新排列，并把此简的上段和下段分别编为“35A”和“358”。这一意见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议》在李零排序的基础上对全篇竹简进行了重新编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简15与简24原本是两段残简，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载《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缩放比例和文义两方面论证了这两支简应该直接拼合。

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将简5与简32的“又吴迥”释读为“有虞迥”，认为是指有虞部族名回的酋长。并据此将简序编排为31+32+4+5。按照他的编排，《容成氏》有关舜以前的古史传说，应当归结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尧一舜”。

除了上举文章及研究专著之外，其他学者如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于蓝《<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载《续编》)、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载《续编》)、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载《续编》)、王晖《楚竹书<容成氏>错简问题与原始氏族社会研究》(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人二《(孟子·万章上>篇诸章与上博藏简<容成氏>涉及尧舜禅让之竹简》(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李守奎等编著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录六》的《释文》、王瑜《<容成氏>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兼与黄人二等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编排或讨论。

文字考释。在《容成氏》的字词考释方面，李零《<容成氏>释文考释》以及陈剑《小议》对全篇简文做了释文和注释，他们的研究贡献很大。其他学者也有很多好的意见，这里择要选取代表性的文章综述如下：

李锐《读上博馆藏楚简(二)札记》(载《续编》)指出简35“王天下十有六年”的“年”为“世”字之讹，并且该简首字与简34的“启”字轮廓相近。孟蓬生《上博竹书(二)字词札记》(载《续编》)认为简19“思民不惑”、简44“思民道之”、简49“思民不疾”的“思”读为使。陈伟《竹书(容成氏)零识》(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认为简7的“率”属上读，有顺服义；29简“民乃赛”的“赛”读为“塞”，义为安定。裘锡圭《读上博简<容成氏>札记二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将22号简整理者释为“撞鼓”的“撞”字改释为“击”。张富海《读楚简札记五则》(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把28号简原释为“盈”的字释读为“田”，认为是指掌农业的官。沈培《说上博简<容成氏>中的“胫不生之毛”》(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认为“之”是表示处所的代词。郭永秉《从<容成氏>33号简看<容成氏>的学派归属》(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将简33的简文与《说苑·反质》和《汉书·杨王孙传》对照，认为简文是作者对禹的评价，意在解释禹得“圣人”之名的原因——去苛行俭，易养易葬。孙飞燕《<容成氏>“执兵钦瘰，荣导于民”试解》(《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把简37的“执”读为“戢”，认为简文说的是汤和伊尹施惠于民的措施，并非伊尹间夏的故事。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将简23原隶定为“消”的字改隶为“浴”，释为“谷”。

禅让问题。尚贤和禅让的思想在《容成氏》中受到很大的推崇，相关文章主要有：

罗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比较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容成氏》的异同，认为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以及“让”的观念并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内涵也不相同。孙卫华《<容成氏>尚贤思想辨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叙述了《容成氏》中“尚贤”思想的发展轨迹，认为从《唐虞之道》开始，经过《墨子》、《孟子》，再到《容成氏》似乎构成了一个上古禅让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王庆卫《从出土文献对战国禅让思想的思考》(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认为《容成氏》虽然包含了大量禅让的内容和思想，但其作者真正想论述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文明的思想。丁四新《楚简<容成氏>“禅让”观念论析》(载《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认为在所谓叙述“禅让”内容的第一部分文本中，其实包含了“授贤”与“禅让”的重大区别和递进。他还从叙述结构和思想要点上对有关尧舜禹的简文做了概括。日文方面的文章可参考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の古帝王帝位继承说话研究》(载大巡思想学术院：《大巡思想论丛》一七，2004年)以及李承律《上海博楚简<容成氏>の尧舜禹禅让の历史》(载《中国研究集刊》三六·特集号《战国楚简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大阪大学中国学会，2004年)等。

古史传说。《容成氏》涉及的古史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根据包括《容成氏》在内的四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方面的意见作了检验。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认为，《容成氏》中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启攻益、汤攻桀的记载与经、史相异，是被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癸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载《中国学术》总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强调了大禹治水和文王子九邦的历史意义。程元敏《天命禹平治水土》(载《续编》)对大禹治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赵平安《<容成氏>所载“炮烙之刑”考》(载《续编》)考证了商纣“炮烙之刑”的问题。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对尧举舜、禹建鼓于廷、禹举皋陶及启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间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宫、汤伐桀、纣之虐政、戊午之日九个问题进行了疏证。罗新慧《从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将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简文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晏昌贵《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禹政”》(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对简文中的“禹政”部分进行了探讨。王瑜《<容成氏>所见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认为，《容成氏》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古史知识范畴，只是将古代帝王的记载系统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对唐虞传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地理。1．九州问题。《容成氏》中九州部分的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如《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以及《吕氏春秋·有始》对读，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容成氏》中禹治理九州洪水的竹书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河流逐一疏理、推定，得出一些新看法。他还通过与传世古书的比较，认为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载《续编》)对《容成氏》的夹州、涂州、叙州作了考订，并怀疑《容成氏》九州出自比《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作出三点推论：《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有的与《尚书·禹贡》相同，不同者可从卜辞和金文地名中获得印证，有些还与《尚书·舜典》有关联。《尚书·舜典》十二州名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卜辞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黄人二《上博简容成氏所述之九州及相关问题探研》(《出土文献论文集》)联系传世文献，对《容成氏》九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易德生《上博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江汉论坛》2006第5期)对《容成氏》九州作了综述性的考察，对争议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容成氏》九州和《尚书·禹贡》九州应属于一个系统，只是由于时代和版本不同，整理者有所增益，甚至改变，而造成一些差异。从《容成氏》所叙九州来看，与《尔雅》版本似乎更接近些。凡国栋《<容成氏>“九州”得名原因试探》(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将《容成氏》九州和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相关州名联系起来讨论，分析了《容成氏》“九州”得名的原因。尹宏兵《<容成氏>与“九州”》(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认为《容成氏》九州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早期，其九州区划是以战国初年东方政治地理格局为基础的，也是殷遗民站在殷商或东方立场上吸收《禹贡》九州并加以调整的结果，与《禹贡》的夏、周或西方倾向正好形成对比，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九州版本的夷夏东西说。

2．除了九州问题外，《容成氏》中还涉及其他地理问题。陈伟《竹书<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文物》2003年第12期)对武王伐纣所经的共、滕二地进行了考证。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依据《容成氏》的相关内容，并结合有关甲骨文资料，推测“鬲山氏”在汤桀之战地理空间中的位置，对“鸣条之遂”提出了新的理解。罗琨《楚竹书本<荣成氏>与商汤伐桀再探讨》(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对汤伐桀过程中的地理问题以及进军路线做了探讨。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载《续编》)对商汤伐桀中的戎遂、高神之门以及武王伐纣中的管地进行了讨论。吴良宝《说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滕”地》(载《古籍研究2004·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则认为许全胜读“管”之字当读为“滕”，滕地也在黄河以北，距共地的位置不会太远。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将《容成氏》九邦与甲骨文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周王灭商除了《尚书·牧誓》所讲的联合八国部族之外，还包括“九邦”诸国。一旦文王得到天下，“九邦”却未必心悦归服。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对商汤伐桀路线中的地名地望进行了考证。

思想倾向。关于《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们有很多种看法。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此篇形式上是古史传说，实际应属战国百家言。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也认为属于诸子类。他们主张该篇为战国诸子著作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在这一看法内部，又分为儒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几种说法。

学者持儒家说的理由为：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认为《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浅野裕一《<容成氏>的禅让与放伐》(《战国楚简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指出该篇以禅让为王朝更替的理想，否定放伐与血缘世袭，是儒家著作。王青《论上博简<容成氏>篇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问题》(《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指出《容成氏》的理论思想与儒家的《大戴礼记·少闲》篇非常相似，而与《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扬的理想社会与《礼记·礼运》篇相一致，是篇力求借助讲述古史来阐述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后学发展传统儒学的一个侧面。

学者持墨家说的理由为：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认为，简文的叙事过程反映出了明显的墨家思想倾向，但和《墨子》各篇的风格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应该是墨家讲学时讲义一类的东西。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认为全篇多述让贤之事，强调“贤”之重要性，并提出“上爱”，分明是墨家主要思想。郭永秉《从<容成氏>33号简看<容成氏>的学派归属》指出33号简的内容和《墨子·节葬下》的说法完全相同，从而支持赵平安的墨家说。

除儒墨二说外，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13日)认为《容成氏》讲古代的禅让和古史传说，可能与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宣传有关。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载《续编》)认为篇中杂记古代帝王故事，似与杂家或小说家言相类。吴根友《上博简<容成氏>政治哲学思想探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则认为是一篇糅合了儒、墨两家重德、尚贤的思想，同时又剔除了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的思想和墨家重视天志、鬼神思想的杂家思想著作。

也有学者反对将该篇归人诸子类。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将之归人故事类的史书。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认为属于《汉书·艺文志》春秋家。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认为全篇几乎纯然在述史，而不事议论，这与一般的说理文章的援引史事为证是截然不同的。他更强调《容成氏》作为一篇史传散文作品所体现的意义，认为《容成氏》大约可以看作《史记》的《五帝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上半的纵式合编，即一部上古以至周初的简明通史。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态度十分审慎，指出《容成氏》采用叙述历史的体裁，所属学派尚难确定。

研究难点及展望。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该篇竹书的研究，内容涉及文字考释、竹简编连、篇中具体问题乃至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简文已经基本可以通读，对篇中各种问题的讨论也已经十分深入。但另一方面，该篇的文本整理工作还有很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在简序编连方面学者仍有较大的分歧；文字释读方面有许多字词和文句不能读通，比如“三俈”、“德惠而不{矵贝}”、“俾<巿攵>”的解释都需要继续探讨。这些疑难问题严重限制了我们对该篇内容的理解和思想的分析，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努力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其次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比如涉及到先秦历史地理的九州问题，涉及到上古帝王世系的禅让问题，篇中对商汤的评价以及文王佐纣、武王伐纣问题，等等。第三是《容成氏》的思想倾向，学者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这让我们重新反思该篇的性质以及判断学派属性的方法。第四是关于简文反映的思想，学者大多关注该篇禅让、尚贤的主张，对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如何在充分理解当时的历史及思想背景的前提下把握该篇的思想内涵，需要学者继续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