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名鸟类学家(个人简介 荣誉及贡献 事迹)

2.老师

1.著名鸟类学家

个人简介

任国荣，男，是广东高等师范最后一班毕业生，即转入广东大学，于1926年夏毕业，是广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在辛树帜教授到校后，他负责去广西大瑶山采集鸟类标本，1930年奉派赴法国及英国研究鸟类学，先后发表20多篇论文，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曾被英国皇家学会接受为会员。1933年返校继续任教，讲授脊椎动学、生物学、进化论等课程，是我国研究鸟类学的先驱。1944年任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任，在这之前曾任中大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粤汉铁路，任教授负责疏散院系的设备到临武，使之保存无缺，旋到梅县一带恢复上课（1945春——冬），同年冬中大迁返广州，1946年春复课。1949年秋他移居香港，在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学系任系主任，任国荣教授一如辛树帜教授，重视人才培养，在中文大学期间，先后推荐30多名毕业生到国外进修攻读学位，中文大学的玫继强、、陈广渝，陶嘉龄、姚大卫、黄洪铭、谭风仪博士等，都是他的学生。

荣誉及贡献

1928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考察，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广西大瑶山鸟类之研究》；1930年

1月6日，《中国鸟类丛书（第二集）——广西鸟类之研究（瑶山之部）和》《中国鸟类丛书（第三集）——广西瑶山鸟类之研究续集》两部著作被翻译成德文版，这是“德人翻译国人近著科学论文之第一次”。1932年命名金额雀鹛（Alcippe variegaticeps）新种，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命名的物种！

事迹

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编年史-1924年

1924年

9月15日

当时，生物学系总共有8位学生。除赖观生为新生外，另外7位均是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的学生，分别为**、***、任国荣，他们于1923年入学。1924年2月4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其他3所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按照合并方法，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组成国立广东大学生物学系。这样，任国荣等7人直接进入国立广东大学生物学系二年级学习，成为生物学系第一届学生。

生物学系7位第一届学生，除黄绮文中途赴法留学外，只有4人顺利于1926年毕业，成为国立广东大学生第一届毕业生。这四人分别为：……任国荣。他们4人也是理科（即后来的理科院）第一届仅有的4位本科毕业生。

7位学生的毕业去向分别为：

任国荣，留校，后来成为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先驱，曾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学系主任等职。

……

1926年

4月

生物学系师生成立“中国南方生物学会”。“中国南方生物学会”是生物学系成立的第一个学术组织。学会组织健全，章程严谨，宗旨明确。

……（学会简章略）

中国南方生物学会在成立之初，组织力量十分雄厚：黎国昌教授（生物学系主任）任会长，费鸿年教授（首任生物学系主任）任动物部长……任国荣等为技师。

8月17日

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相应地，国立广东大学生物学系改称为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

12月

中大南方生物调查会成立。

12月

学校派南方生物调查会会长黎国昌教授、费鸿年教授级任国荣、邓俊民两位技师等人前往广西全省及琼崖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

采集队的采集路线为：……

学校对南方生物学会的采集工作予以相当重视，专门出具委员长戴传贤签署的公函，亲自安排采集路线，对采集成果也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

这次采集活动，“带回动、植物标本五六千种”。返校后，费鸿年撰文在《中山学刊》(英文版)上报道新发现的动植物类群，“是国人在粤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开端”。

1927年

5月9日

中山大学南方生物调查会在《国立中山大学校报》上发布广告，征集动植物实物标本、种子等。

5月19日

学校派动物学系和植物学系刘秀文、任国荣、唐善康3位助理员赴福建及本省各县采集动植物标本，并探查苗族生活状况。

9月

辛树帜受聘为植物学系教授。

（辛的简历略）

11月4日

动物学系教授辛树帜偕同助理任国荣及植物学系助理黄季庄、学生何君等人赴广西灵山县及十万大山采集。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到该地采集生物标本。采集队经梧州、桂平、贵县、横县、南乡、灵山县，人十万大山。

11月

唐启秀受聘到生物学系工作，专职制作标本。

唐启秀是全国闻名的“标本唐家”的第二代传人。……后来，唐启秀去了国立武汉大学，成为武大动物标本馆的“开门鼻祖”。

1928年

2月上旬

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给国立中山大学来函，请求将中大生物学系所得的广西大瑶山各种动物标本，悉数送西湖博览会陈列。

2月11日

学校给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复函，认为“本校所得各种标本，本可将多半照送陈列，唯所需运费，本校未便报销，应由贵会完全承担，及善良保管，于闭会时，原件返还”。

5月10日至8月中旬

辛树帜教授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标本采集队前往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采集标本。

……辛树帜率领的标本采集队能够自由进出当时“外人”十分不易进入的大瑶山，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山大学生物系助教黄季庄与瑶胞交了朋友，得以自由进出瑶山”。……这次采集的标本共约3.4万件，计有：

（1）植物近千种，3万份。

（2）哺乳类10余种，100余份。

（3）鸟类110余种，近1000份。

（4）爬虫类40余种，500余份。

（5）两栖类20余种，300余份。

（6）昆虫600余种，2000余份。

另外，还有第一次收集的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和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

此次调查，实开国内大规模采集之先河，意义非凡。所以，辛树帜提议记《采集日程》，把每天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委托石声汉专门负责。回校后，任国荣写出了详细的《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出《正瑶舞歌》和《甲子歌》，黄季庄将收集到的全部风俗什物按照瑶族的分支分成三组，这些材料都送给了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几种社会科学方面的调查材料，刊登在1928年出版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之《广西瑶山调查专号》第四卷第46~47期合刊上。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跋语中称赞道：“他们对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个新记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语言学上开一新记录。”并称他们的工作“真是一件大功绩”。……在考察过程中，辛树帜产成了把大瑶山开辟成一个生物研究所的想法。回校后，他正式向中山大学提交了《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的书面材料，并同时向傅斯年建议在大瑶山创设一个“瑶山语言历史民俗研究所”。可惜，这些宏伟的想法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最终被束之高阁。

5月17日

辛树帜教授给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发来电报，通报了标本采集队的工作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戴校长鉴：

广西政府，招待备至；在梧一切，均由警备司令照顾，药品用具，已取得，现全队赴瑶山。

辛树帜寒（十四）

两广地质调查所拨助毫券1000元经费支持辛树帜教授领导的广西标本采集队的采集工作。

5月中旬

生物系编著的《中国兽类学丛书》（第一集）（石声汉著）、《中国鸟类学丛书》（第一集）出版发行。

5月24日

广西标本采集队再次给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发来电报，通报采集队的工作进展。电报全文如下：

校长先生赐鉴：

离梧时曾上一电，奉知药品器具已经取得一节，陈达尊览。在梧时曾采得鸟类二十三羽，又爬蕉各种，计共四十余个，植物十余种，后由梧州警备司令部招待助力，已于十五日夜附拖渡来平南，十六日傍晚抵埠，由县知事招待，暂驻团防北河总局，即旧日龙州书院，在此停留数日，候便入瑶山，昨已经交涉妥帖，又得黄季庄君，由广州返此，业定今日下午启行赴瑶山，平南地方偏僻，街道狭隘，唯居民养蚕极多，惜纯用旧法，不知改良，故出品未能尽善，殊可惜也。入瑶山后邮电不便，恐无函奉陈，俟两周内外，出瑶山后，再当有以奉闻，匆匆敬上，祈请道安。

广西采集团谨启

五月十九日

9月中旬

校长戴传贤以动物学系和植物学系“学生过少”为由将两系合并为生物学系。费鸿年被任命为生物学系主任。

……

11月2日生物学系向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赠送鸟类标本，使附属小学成立小规模的博物馆。这些标本均采集自大瑶山，是比较普遍，并且在广州可以常见的标本。

11月4日至1929年2月初

辛树帜教授等组织考察队对大瑶山进行了规模更大的考察，他们所去之处，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在3个月中，仅鸟类标本，就收集了100余种，3000多份，其中60多种是首次发现。

11月19日

湖南省博物馆向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购买鸟类标本及民族服装，得到同意。这些鸟类标本均采集自大瑶山，是一全份大瑶山鸟类标本，十分珍贵（可惜，这批标本现在下落不明——雷注）。此前，湖南省博物馆曾向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赠送了湖南南部植物标本3000余件，700余种。

11月24日

石声汉编著的新书《中国哺乳类丛书》（第二集）出版发行。该书记载的休浸公爵探险队中国采集记，“为外国人采集中国（标本）之最大最有价值之记载”。

12月18日

生物学系有一箱标本被长江海关扣留。学校去函给长江海关监督，证明该箱标本室国立中山大学用品，历来免税，请尽快将所扣东西交给上海博物院唐仁官先生运回中大。这一箱标本包括兽类5头、雉鸡4只、天鹅2只，是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请上海博物院制鸟师、“标本唐家”的第三代传人唐仁官先生亲自制作的。

12月27日

学校将生物学系大瑶山采集队采集的鸟类标本100只送给广西大学，以感谢广西大学对大瑶山采集队的特别帮助。广西大学马君武教授专门来函感谢。

12月30日

生物学系助教任国荣的著作《中国鸟类丛书（第二集）——广西鸟类之研究（瑶山之部））》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系通论关于采集鸟类标本的时间、地点的选择及采集后的剥制、保存、鉴定的方法;下篇为根据大瑶山所采集的千余只鸟类标本所做的比较研究。“该书附有电版鸟体之部位图及中国之鸟类图多种，并附有瑶山详图一幅均甚精美，诚中国鸟学界空前之一杰作也。”

1929年

1月7日

生物学系向国立清华大学赠送鸟类标本。

根据自然科学科主任陈宗南教授的安排，生物系助教任国荣将从大瑶山采集的鸟类标本中的重复者捡出一份，共两箱邮寄至清华大学，以作为学术上的友谊交换。此次赠送的标本共44种百余只，都是高山新奇种类，虽然是重复标本，但是仍属十分珍贵的品种。

1月9日

学校复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函，要求对方将生物学系送至博览会展出的大瑶山动物标本开列出数量，并安排陈列馆一所进行展出。

1月29日

校长戴传贤致函嘱咐生物学系主任费鸿年教授，要求将送西湖博览会展出的标本的数量及箱数、木箱价值、装工挑运等费用，明列清单，以便取偿费用。

3月中旬

辛树帜教授派采集队到海南五指山采集标本。

4月6日至6月9日

生物学系派标本采集队第三次到广西大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

采集队对本次采集做了精心准备，队伍可谓十分庞大，“计队员13人，挑夫36人，警员4人，共53人，竹萝行李等31担，蜿蜒途中，极为壮观。”……后来，由于大瑶山地区“时局不靖”，“有大批土匪盘踞”，“于采集工作殊多障碍”，采集队“决定交通一经恢复，即行整队出山，以免进退维谷之苦也”。

这次采集队所得到的标本情况为：

（1）动物方面：哺乳类：百余个，20余种；鸟类：1150个，170余种；爬虫类（蛇）：280条，35种；两栖类：140个，30余种；昆虫类：种类极多，尤以天牛蛾类居多数，1500余双。

……

4月23日 任国荣将从大瑶山采集到的鸟类标本，寄一份给柏林博物馆鸟类部主任、著名东方鸟类学家Stresemann博士订正，根据Stresemann博士的回函，证明其中有7个新种。“真为中国鸟类学界破天荒之新纪录也”。

5月9日

任国荣的著作《中国鸟类丛书（第三集）——广西瑶山鸟类之研究续集》出版发行。书籍获得很高的评价，“关于瑶山各种鸟类之生性形态构造以及其生活环境之情形，均记载精详，实为当今研究中国鸟类之一杰作。”

5月27日至6月1日生物学系大埔墟澳门采集队一行6人在辛树帜教授的带领下赴香港、澳门、中山县采集标本。本次共采集到标本600余件，100余种。

5月

辛树帜出任生物学系主任。费鸿年离任。

6月6日

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应博览会的邀请，国立中山大学将采集自大瑶山的鸟兽标本，合计2300余件送到博览会上展出。同时，学校派生物系教务助理员任国荣前往博览会现场布展。

西湖博览会结束之后，虽然中山大学发函催还，但这批标本还是被留了下来。留下的原因是“浙省政府议决，筹办西湖博览馆，请准将各物移赠该馆，永久陈列等由”。浙江省政府的这一意见并没有得到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同意。学校将浙江省政府的公函转交生物学系后，生物学系经过认真商议，复函表示，“须派员前往，分别去取，始能决定去留。”学校也表示赞同生物学系的意见，发函表示，“该物品中，凡可移赠者，分别列单，寄请该省会检存，余由该会送回，如此办法，以省周折。”

“西湖博览馆”即今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它是“中国自己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

7月4日

学校教务会议经过讨论，批准生物学系主任辛树帜教授递交的函，同意公费派生物学系教务助理员任国荣赴法国巴黎博物馆进行3年的鸟类研究。

8月21日

德国柏林博物馆鸟类学部主任Streasemann博士向生物学系赠送四川、西藏、湖北、山东、直隶、热河等地的鸟类标本55种，这些标本“皆极新奇”。

10月8日

石声汉的《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出版。该书是根据大瑶山采集队员多人的实地采集报告及多位队员的笔记编著而成。该书“在中国旅行记中开一新生面”。

11月5日

任国荣从香港乘“安得般”邮船赴法国巴黎博物馆留学，研究鸟类。

1930年

1月6日

任国荣的《中国鸟类丛书（第二集）——广西鸟类之研究（瑶山之部）和》《中国鸟类丛书（第三集）——广西瑶山鸟类之研究续集》两部著作被翻译成德文版，这是“德人翻译国人近著科学论文之第一次”。

2月6日至11日

法国鸟学会会长、巴黎国家博物馆著名鸟类学者J.Delecour经德国柏林博物馆Streasemann博士的介绍，来中大参观生物学系从大瑶山采集到的鸟类标本。J.Delecour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生物学系大瑶山标本采集队在古陈采集到的Arborophila为一个新种，Cissao为一个新种或者是一个新的亚种。J.Delecour认为，“此种完全由中国人组织之采集队，经百难而始得此异彩。采集结果中，尤以鸟类最为超越。一方面用陈列的标本柜装潢博物馆之一层，其最引人注目者却为所有标本皆有标签。同时有一实验室，各小房间之布置皆极有条理，其中保藏许多剥皮标本，其完美直逼欧洲。其中大部分鸟类标本来自瑶山。瑶山者广西一大森林地，为今日学术界所未知者也。”生物系认为J.Delecour是世界著名鸟类学者，“特赠送彼以瑶山已定名之新种鸟类标本数枚，以作纪念。” J.Delecour对生物系的善举“极表感谢，云返国后，将安南鸟类标本，送吾校以全份，作瑶山鸟类之交换品。并赠送法国各种鸟类刊物于生物系，以作赠送瑶山新种鸟类之酬报”。

10月14日

德国柏林博物馆鸟学会会长E.S.Streasmann推荐生物学系主任辛树帜教授为下届国际鸟学会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加该学会国际会议。但辛树帜教授认为此事关系学术前途，推荐了正在法国进行鸟类研究的生物学系助教任国荣前往参加。学校专门资助了任国荣300元德国马克作为参加会议的旅费。

12月4日

德国柏林博物馆向生物学系寄赠鸟类标本。这些标本均采自马来群岛，共有16种，21只。柏林博物馆在给生物学系的函件中称：“贵系鸟类研究他日必会对社会产生卓越贡献。”

(当时任老可以用英文和法文写作论文，几乎可以完全代表了中国鸟学界的声音)

注：这里，Arborophila指J.Delecour于1930年发表的白眉山鹧鸪sini亚种（Arborophila ricketti sini）；

Cissao指J.Delecour于同一文献中发表的印支绿鹊的jini亚种（Cissa concolor jini，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错成了jinji亚种）

[In French.] Notes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Sun-Yatsen at Canton with Descriptions of new birds. Ois Rev. Franc. Orn.11:337-339

1931年

4月10日至6月20日

生物学系组织采集队到广西大瑶山、贵州等地采集标本。

5月6日

瑞士日内瓦鸟学会向生物学系寄赠鸟学目录Catalogue dis Oiseaux be la Suisse。该目录为自1889年第1期到1930年第16期止，共15册，价值国币300元以上。作为交换，生物学系转寄给瑞士日内瓦鸟学会的是任国荣所著生物学丛书第五集、广西大瑶山鸟类目录。生物学系交换的著作“极得国内外学者之称许”，以致“最近国际寄来之交换刊物，日有数起”。

6月

罗宗洛出任生物学系主任，辛树帜卸任。

7月

生物学系向法国巴黎博物馆寄运1000只鸟类标本，供正在巴黎博物馆做鸟类研究工作地任国荣进行研究。

1932年

5月

经中央派遣，在法国留学的生物学系助教任国荣作为代表参加了国际昆虫大会。

7月

德国柏林博物馆馆长函请正在法国留学的任国荣赴该馆进行鸟类研究。

8月上旬

罗宗洛“因感到校风不正”辞去生物学系主任职务，离开中山大学。

8月上旬

费鸿年出任生物学系代主任，后请辞，未获批准。

8月

本年度，生物学系招收的本科生有9人，其中包括周庸。周庸，即周宇垣，后曾任湖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是“全国有名的鸟类学家”。（经网络搜索，发现周先生的国学功底应该也相当深厚，曾任他人国学家教。——雷注）

1933年

4月24日

生物学系代主任费鸿年在总理轮值纪念周上作报告，指出，目前国内最为完备的生物学系有5个，分别为：清华大学生物学系、燕京大学生物学系、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和中山大学生物学系。

7月上旬

董爽秋出任生物学系主任，费鸿年离任。

9月

生物学系助教任国荣结束在欧洲的四年鸟类学研究工作，回到生物学系，被聘为教授。

任国荣（1907—1987），广东惠阳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院博物部最后一届毕业生，1924年转入刚刚成立的国立广东大学生物学系，1926年夏毕业，是国立广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27年9月被聘为生物学系助教。1928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任国荣一直从事鸟类学研究，在两广地区采集了大量鸟类标本。1929年，任国荣奉派赴法国和英国研究鸟类学，先后在伦敦和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撰写鸟类研究论文20篇、记录新种30多个，并出版了《中国鸟类丛书》。在法期间，曾获得法国动物学会银质奖章。理工学院院长何衍璿教授在聘任任国荣时有这样的评价：“对于生物学之研究，甚有心得；于国际学术界，亦有贡献。”

任国荣一生著述颇丰，笔者查录到他于1930年至1936年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的20篇论文，这些论文在国立中山大学的档案史料中还是第一次披露：略

论文所研究的鸟类范围涉及到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新的种类。

1943年，任国荣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生物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系主任等职。

历史曾有记载“由于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画眉科和鸭科鸟类的研究成绩，他被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为会员。”经过缜密核实，记述有误，应是在英国学习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鸟类学会外国会员。

1934年

6月

30位科学家签名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这30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分别是张作人、朱洗、任国荣。校友辛树帜也在名单内，辛树帜还被推举为中国动物学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

9月11日

上午，理学院召开二十三度（1934年度）第一次院务会议，会议通过本年度续聘教授名单。生物学系有4人被聘为教授，其中有任国荣。

10月20日

理学院院长何衍璿发布公告，生物学系鸟类学课目，暂定为生物学系四年级学生必修课目。

935年

春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受聘为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北平中法大学动物学教授。朱洗离开生物学系的原因是“受不了蚊蚋的侵扰与雨季的沉闷，带着对广州当局不重视科学事业的失望，辞去了中山大学教职”。

8月10日

董爽秋被聘任为生物学系主任。

11月

张作人教授、任国荣教授、冯言安教授及黄季庄老师带来20多位生物学系同学，到广东北江瑶山考察。

1936年

3月11日

下午，生物学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生物学系主任董爽秋教授及任国荣、张作人、冯言安教授等应邀参加会议。

3月15日

周宇垣被学校委派为生物学系助教。

周宇垣（1913-2002），福建长汀人，原名周庸。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1936年3月至1940年7月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助教。期间，抗日战争爆发，曾随学校转移迁徙于云南澄江、广东韶关等地。1940年后任同济大学副教授、江苏博物标本制造厂厂长、湖南大学教授等职。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长于脊椎动物学研究，精通英、日、德、法、俄等过文字。曾发表鸟类研究论文多篇，出版了专著《中国动物图谱——鸟类》等，是全国有名的鸟类学专家。

11月10日至22日

生物学系组织湖南衡山采集队，到衡山采集动植物标本。

采集队由董爽秋教授带队，成员包括张作人、任国荣教授及学生陈本昌等20余人。在湖南期间，采集队除了到衡山广济寺、方丈寺及祝融峰采集标本外，全体队员还拜会了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及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何键“对该团团员努力文化工作，极为赞许。临行前复蒙其副官杨秉峻代表到车站欢送，并赠送书籍数十本，招待殊为殷勤。”

1937年

8月底

由于广州石牌校部屡次遭到日机轰炸，已经无法正常上课，生物学系新生在入学后到广州市文明路旧校址上课，暂时进行走读。

8月 费鸿年教授第四次进入生物学系任教。

9月22日 生物学系所在的理学院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敌机投掷的燃烧弹落在理学院南边不远处。

10月25日 为了躲避日机空袭，学校决定休课3周。生物学系学生在休课3周后，于本日复课。

11月11日，由于时局十分紧张，生物学系有6位本科生在本学期没有到学校注册上课。整个学校没有注册的学生则达到310人之多。

11月21日 国内其他大学有179位先生到中山大学借读，其中到生物学系借读的学生有7位。

12月27日 为了策励学生回乡宣传，唤起民众，从事救亡工作，生物学系从今日起开始暂时停课。

1938年

3月24日 本学期生物学系注册上课的学生仅有29人，有8人没有注册。

3月27日生物学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生物学系主任董爽秋教授到会训话。大会做出两项重要决定：1.进行乡村服务。内容包括举办民众夜校、进行乡村宣传工作。2. 加强自我教育。内容包括在会内设抗战书报室、每周举行时事座谈会、聘请名流演讲、设专题讨论会等。

3月29日晚上，生物学会召开第四届干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为了慰劳抗日伤兵，学会会员每人捐款毫券一角及杂质书画一册一上。会员们总共捐献了毫券13元1豪6仙8厘及15本杂志。

4月 陈焕镛出任生物学系主任，董爽秋卸任。

6月5日中午12时左右，生物学系所在的理学院遭到日寇飞机轰炸，部分校舍被炸毁。当天幸为星期日，学生未上课，否则伤亡情况不堪设想。既便如此，全校“员生工友遭害已挖出验明者，计死5人，伤数十人，其他损失尚难清计”。

7月7日遵照教育部的规定，中山大学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接收了大批留日返国学生，以及各地转学学生和借读学生。生物学系至1938年7月7日止，接收的情况为：

接收借读生：一年级2人，三年级2人，四年级3人。

接收转学生：一年级2人。

7月 生物学系主任陈焕镛教授兼任理学院院长。

10月19日至21日 生物学系部分师生随中山大学迁往广东罗定。

这次迁移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在广州告急的时候，中山大学奉命迁移。由于局势突变，缺乏迁移的计划和准备，这次迁移之分仓促……受苦的不只是学生，还有中山大学成千上万的重要书籍和资料，大量失落在战火中。据不完全统计，理学院未能及时转移的图书、标本、模型达209箱。

当时生物学系的教职员大致分为两条线路迁移：一是跟随大部队向广东罗定迁移，后迁往广西龙州，再从龙州迁到云南澄江。这些人占了生物学系教职员的绝大部分，包括董爽秋、任国荣、周宇垣等。二是小部分教职员去了香港。包括费鸿年、陈焕镛等。

11月上旬至11月30日 生物学系迁往罗定后，将系址设在郁南县属大湾，进行办公。

11月25日 生物学系员生在郁南县南江口镇集中，随全校员生一起，准备西迁广西龙州。

12月1日生物学系师生开始在南江口镇乘轮船，陆续西驶梧州。在西迁龙州途中，接到教育部命令，学校要迁至云南。后又决定迁至云南澄江。

1939年

1月5日至13日 生物学系教职员陆续抵达广西龙州：

戴笠、董爽秋、周庸、陈蕙芳：乘校船，1月5日抵达。

任国荣：乘商车，1月13日抵达。

1月 张作人教授任生物学系主任。

2月2人至4月1日 生物学系教员经过艰苦迁徙，陆续抵达云南澄江：戴笠教授，2月2日抵达。任国荣教授（时兼任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2月6日抵达。张作人教授，3月17日抵达。董爽秋教授，3月22日抵达。黄绮文副教授，4月1日抵达。

3月1日 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了云南澄江的生物学系学生正式复课。

7月 董爽秋教授、张作人教授、任国荣教授率领8位生物学系毕业班学生到云南大理考察，采集到植物标本300余号，鸟类标本100余号。

1940年

6月至7月 生物学系组织考察队到云南屏边大围山考察。

考察队由董爽秋教授、任国荣教授、吴印禅教授、张宏达老师带领，5位1940届毕业班学生参加。考察队是经过云南河口进入大围山的。此次考察持续了1个多月，共采集到700余号标本。

8月生物学系随国立中山大学返回粤北山区坪石附近的塘口办学。这次迁徙的背景是1940年7月初，日寇进犯越南，威胁滇境。时局紧张，中山大学只好再次迁徙。

12月7日至20日 任国荣教授率领生物学系和师范学院博物系16位学生到广东北江考察。考察队采集到的动植物标本颇为丰富。

12月9日 生物学系迁到坪石后，开始上课。

1941年

1月29日 研究院邀请生物学系教授、师范学院博物系任国荣作《性别特征的研究之最近趋势》演讲。

7月30日 上午，学校发布通知，公布卅年度（1941年）续聘及新聘教员名单。任国荣与董爽秋受聘为长期教授。

1942年

4月5日至11日 任国荣教授和董爽秋教授率领学生到湖南沅江、常德一带进行野外实习，并在南岳衡山采集动植物标本。

6月23日 任国荣教授被聘为理学院代院长。

8月13日 学校同意任国荣辞去理学院代理院长职务。

9月3日 任国荣一行4人赴广东北江瑶山、东坡等地采集标本。

1943年

4月14日 学校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电示，委派生物学系任国荣同志为区党部书记，负责整理并进行改选事宜。

电文如下：

中山大学金校长曾澄勋鉴：

寅微代电敬悉贵校区党部书记萧宜芬业准辞职并力派任国荣同志负责整理矣将负查照。

吴铁城

4月24日 任国荣教授发布通告，正式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担任书记后，任国荣奉命到重庆中训团受训。

7月28日 唐瑞斌受聘担任生物学系技佐。

唐瑞斌是“标本唐家”的传人之一，先后担任岭南大学技术员、广西省立博物馆技术员等职。唐瑞斌的到来，避免了因唐启秀去武汉大学标本馆而使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没有“标本唐家”传人的历史。理学院代院长陈宗南在证明信中表示，唐瑞斌制造标本，“技术优良，成绩卓著，殊可嘉。”

12月 任国荣教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分团干事长。

1944年

4月底 生物学系组织旅行采集队到乐昌瑶山采集标本。

4月 任国荣教授被聘任为生物学系主任。张作人教授卸任。

5月5日至21日 生物学系组织旅行采集队，一行16人，由系主任任国荣教授率领到洞庭湖采集标本。本次采集“成绩甚为优良，所得动植物标本各数百件，总计近千种”。

1945年

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侵犯粤北，坪石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金曾澄代校长派人在扶溪设立本校办事处，自己率领一部分员生，从陆路往东前行，赴龙川，不久选定梅县为校本部驻地。”生物学系随金曾澄代校长迁到梅县办学，部分师生留在位于连县三江镇分教处教学。

4月18日 生物学系迁到梅县后开始复课。

8月15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生物学系在梅县、连县的师生和当地人民一道，欢庆抗战胜利。

8月 系友罗宗洛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首任校长。

9月5日 生物学系主任任国荣向代校长金曾澄递交报告，请求对由于“阻于交通，困于经济”而暂留国立中山大学仁化办事处的教员补发聘书。当时暂留仁化的生物学系教员有张作人、戴笠、于志忱教授。

10月 生物学系从梅县迁回广州。

11月初 国立中山大学复员广州后，成立复员委员会，分组负责专项工作。生物学系任国荣教授担任复员委员会管理组主任。

11月8日 张作人被任命为生物学系主任。任国荣卸任。

11月24日国立中山大学复员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校舍分配决议案。生物学系被分配到石牌原址。校舍虽然分配了，但此时校舍被军队占用。经学校负责人多方奔走、洽商，历时两三个月，才将校舍陆续收回。生物学系是1946年1月迁入石牌校址的，而中山大学石牌校舍全部收回时，时间已经到1946年11月了。复员后生物学系的办学条件极为窘迫。

12月6日至7日生物学系学生在广州复校后进行注册，准备复课。新学期的开始，标志着生物学系在抗战期间迁徙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12月21日 任国荣被任命为理学院院长。

1946年

2月5日 生物学系重回石牌校区后开始上课。

8月 系友辛树帜出任国立兰州大学首任校长。

9月30日 任国荣卸任理学院院长。

1947年

9月19日 理学院各系主任聘定。张作人教授担任生物学系主任。

1948年

5月25日 张作人、任国荣、戴笠三位教授因为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而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1949年

7月23日凌晨一时起，经余汉谋、薛岳批准，广州警备司令部叶肇率领4个连队、1000多名便衣，乘坐20多辆大卡车和吉普车，包围了石牌国立中山大学校园。在各宿舍要道架起轻重机枪进行大搜捕，逮捕师生、员生137人，其中5人是教授。被捕的同学有奖金一半是地下学联的会员或其他进步社团成员。被捕的5位教授包括生物学系主任张作人教授（时任国立中山大学主任秘书）……

9月中下旬 理学院院长徐贤恭教授组织力量保护生物学系标本。

9月19日 任国荣被聘为理学院兼任教授。

秋 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先驱、生物学系任国荣教授移民香港，与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及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创立亚洲文商学院（即亚洲文商专科夜校）。

亚洲文商学院于1950年3月改组并易名为新亚书院。1960年，任国荣出任新亚学院生物学系主任，后又出任新亚书院校董会董事，为新亚书院的书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

任国荣执掌新亚书院生物系后，一如恩师辛树帜教授，重视人才培养。当时全系人数很少，他“不断大力鼓励学生，要朝教育、研究、学术方面发展，任教授每年都分批邀请学生回家，豪饮高粱白酒，畅论学术人生。他的高足包括麦继强教授。麦教授则培养出港大校长徐立之（72新亚动物学），可谓薪火相传”。任国荣还先后推荐30多名生物学系毕业生到国外进修、攻读学位。

1950年后的院史中就再没有任国荣先生的事迹记录了

2.老师

任国荣，女，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双学士学位，副教授职称。1985年7月参加工作。2002年7月至今，任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拟任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