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攘外必先安内 |
| 释义 | 汉·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 使用举例：“管仲一匡九合，攘外安内，其功甚大。” ★清·夏敬渠《野叟曝言》卷七十二。 倘若说“攘外必先安内”有出处，春秋齐桓公提出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出处——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其时，葵丘会盟，成就霸业。 其后，“尊王攘夷”，则无疑成为当政者的治国方略。 “攘外安内”词义攘：排除。原就药的疗效而言。后多指安定内部，排除外患。 历史典故之一西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削藩上。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历史典故之二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历史典故之三明朝于谦《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近代攘外必先安内提出背景蒋介石提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 的反动政策。最早见于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事件过程1931年9月， 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节录）亦提到"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凡农工商业之战，与乎科学经济之战，实较军事武力之战争其效更大；而外交上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战争之上，而世人不知之也。 ......今顾暑部长就职于危难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深信其必能力肩艰巨，不辱使命也。 惟军旅之事，在于信任之专，故阃以外将军主之；而外交之关系，胜于军事，尤在于信任之专也。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惟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全文见《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 “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五省“清剿”会议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国民党首要任务是安定国内的局面，集中力量“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一政策导致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在崇仁总指挥部对各级剿共军官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意思是：（1）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2）日本的侵略，就是共匪所招致的。(3)目前的挫折愈多，将来的成功愈快。(4)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能战胜一切敌人。（5)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6）愈是非常时期，越要小心谨慎，注重智谋。 图片文字"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 必须安内。我中国之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责，打破日前之难关，完成剿赤之使命有厚望焉，以致宣传诸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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