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现属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加入国民党，后混入中共，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8年4月16日被捕，当天即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被军统视为“有功之臣”，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军衔；重庆解放后被捕获，1951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法庭审判后执行枪决。

人物资料(人物简介 冉益智与《红岩》中的“甫志高”)

邓小平亲自签发判决书处决的叛徒——冉益智(邓小平签发的判决书（图）)

人物资料

人物简介

冉益智：1910年生，四川酉阳县（今属重庆市）人；又名冉启熙，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

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经常撰写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尽造谣污蔑谩骂之能事，由于酉阳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干，所以被掌握着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后来，王派”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报复，将这次事件的主谋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释放出狱。

冉益智在重庆关押期间，曾得到同狱的一名共产党高级负责人的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和反共历史，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

1939年先后任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后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8年4月16日被捕，在特务的威逼下，当天即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为邀功请赏，他和刘国定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传授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规律及情况，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军衔。重庆解放后，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时李修凯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

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审判后，将其执行枪决；在被枪毙前，冉益智在最后留言中要求：将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冉益智与《红岩》中的“甫志高”

经典红色小说《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

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作《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邓小平亲自签发判决书处决的叛徒——冉益智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

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钉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徐远举根据李忠良的供词，首先在重庆银行望龙山办事处抓到了毫无防备的余永安（由于特务行动迅速，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讯，在毒刑之下受刑不过变节投敌，供出了他的上级“ 老张”，而这个“老张”，就是率先叛变，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据讲述，“冉益智是捉了以后拿被子把头上一蒙，后来给几个嘴巴就叛变了…我没有想到冉益智会叛变。而且冉益智是一接触特务马上叛变，这个人，所以人不可以貌相。”

冉益智一共出卖了62个同志，被国民党军统授予中校专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解放后，冉益智还主动到共产党脱线同志联络处去报道，准备分享中国革命的果实了，又想当“领导”了？当然被识破，1951年，邓小平签发判决书，在被枪毙前，冉益智在最后留言中要求：将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冉益智的交待，确认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刘国志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北碚、南岩学运特支书记分别是胡有猷、赵硕生，北碚师范支部书记是蒋启予；对学运中的学生领导，他还交待出周国良、漆春波、杨邦俊，上述三人为重大学生领导人；乡建学院的甘光余，西南学院的罗洛庚，相辉学院的金成林，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均被他一一供出，还有青年会陈作仪及“六一”社的许多社员，也被他如数家珍般地供出。

审讯交待下来后，冉益智还向徐远举说他再好生想想，想起了又向他说！他 这一“想” 又想出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书记涂孝文，下川东中共党员帅应文、赖德国、苟明善、廖模烈、高天柱、颜占善等人；川西地下党员傅茂德、程谦谋、徐邦一、颜如瑜、韩三思及齐亮、马秀帧夫妇。

这其中的齐亮曾任重庆北区工委书记，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他的妻子马秀帧是齐亮和王介绍入党的。冉益智供出他们夫妇时他们已转移到成都。他们于1949年1月被捕，在大屠杀时夫妇俩双双殉难。

在冉益智的亲自带领和指认下，又抓到了涂孝文、苟明善、施以文、颜昌豪、高天柱、赖德国、陈作仪、韩三思、颜如瑜、齐亮、马秀帧、徐邦×、傅茂德、程谦谋等人（上述被抓获的共产党员名单有少数是年底及次年初抓获的）。

根据涂孝文的交待，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党的各级特支、支部负责人。

与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被涂孝文出卖的16名共产党员全部为铁骨铮铮的党的好儿女，他（她）们全都经受住了多次过堂和种种毒刑的考验和非人的折磨，没有一人屈服，在以后的大屠杀中，除刘德彬冲出围墙脱险外，其余15人全都英勇就义！

叛徒冉益智和大批特务，又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特委委员华健抓获。 在徐远举的追逼下，蒲华辅叛变，又交待出已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韩子重等人——韩子重是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敌军司令部任校级参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 这次行动，川康特委组织的十余名党员和从重庆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祯夫妇被徐远举所率特务抓获。

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任了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鉴于他在抓捕共产党员行动中的“突出的功劳和表现”，他被毛人凤、徐远举任为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专员。

解放后，冉益智被抓获归案，经审判后被处决。

邓小平签发的判决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