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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全真
释义

全真教即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全真道。

中文名:全真教

创始人:王重阳

代表人物: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

三大祖庭:永乐宫 、重阳宫、白云观

全真教的创建

又称全真教,或全真派。为金代北方兴起的三个新道派之一。创始人王吉吉(1112—1170)。据《全真教主碑》等载,王吉吉,号重阳陕西咸阳人。家世豪族。早年为儒生,曾中金熙宗武举(或云未中),作过小吏。后遗世隐居。金正隆四年(1159),声言在甘河镇遇仙,得受金丹口诀。从此弃儒为道,开始创教。于终南山南时村掘地为穴,名“活死人墓”,在其中修道两年多。大定三年(1163),毁掉活死人墓,去刘蒋村结庐居住,边修行边传教。大定七年(1167)。烧毁庵堂,前往山东传教。先后收徒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后人称“北七真”)又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至此,全真道正式建成。

保全天性

《庄子·盗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三国 魏 嵇康《幽愤诗》:“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旧唐书·高祖纪》:“且 老氏 垂化,本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

全真教

明 唐顺之 《赠都督万鹿园四首次思节韵》之一:“几年枯寂学全真,一握兵机运鬼神。” 洪深 《五奎桥》第一幕:“从前的全真道士,总多少还有点道德,至多不过是背着人偷偷地煨点肉吃罢了。”

出家的道士

元 岳伯川 《铁拐李》楔子:“油镬虽热,全真不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西游记》第三七回:“忽然 钟南山 来了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白云观》:“真人 登州 栖霞 人,名 处机 ,号 长春子 ,年十九,为全真。”

全真派

全真派即全真教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传道说法。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全真道。

全真教的兴衰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又保持着清楚的传承体系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金元时期,经历了王嚞、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它整个发展的历史,大略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初传时期

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是初传时期。王嚞经过多年努力,于大定七年(1167)把教派建立起来之后,于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马钰嗣教,七大弟子分别在秦、翼、鲁、豫等地修炼、传教,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尹志平《北游语录》称,马钰掌教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所谓无为,指全真道的个人内修之“真功”,即以很大精力从事个人修炼,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云游乞食的生活。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此时与金廷上层统治者也无直接关系,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 《北游语录》称刘处玄遵行的教旨是“无为、有为相半”,至邱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有为,即指创观收徒活动。在此时期,他们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收了相当数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宫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召至京,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翌年,又召王处一。王抵京时,世宗驾崩,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明昌元年(1190),金廷“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虽以惑众乱民”为由,下令“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一直未能遏制其发展,以致“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二)鼎盛时期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邱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他的召见。在金世宗、章宗两朝(1161~1208),经过刘处玄、邱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在民间已拥有了较大势力,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鉴于金王朝行将灭亡,南宋十分屠弱,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乃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他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称:“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安葬邱处机,和1241年会葬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会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难免夸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是事实。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三)南北归宗时期

自元宪宗八年(1258),全真道在《化胡经》斗争中失败以后,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中经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始宣布大弛禁:“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据现在所知,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 这种安排,显然是抬高了北宗,降低了南宗,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安排,故终被双方所接受,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他们所居之地,早已不是王嚞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而是置诸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平时所为,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则是忙于与通显豪家相往还。陈垣先生称全真道上层的这种变化为“末流之贵盛”。上层贵盛了,教务随之却退步了。前期人才济济的景象不存在了,渐显出人才凋零的景象,前期那股朝气不见了,渐显出衰老的暮气来。

(四)衰落时期

入明以后,全真道步入衰落时期。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后来的实际作法确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首领并不住在白云观,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上述情况下,全真道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其正宗为“七真派”。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宗刘处玄的随山派,宗潭处端的南无派,宗马钰的遇仙派,宗王处一的嵛山派,宗郝大通的华山派,宗孙不二的清静派。其中以龙门派势力最大,记载也较多,其余六派所知甚少。至清初,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龙门派更盛于其他各派。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支派,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清嘉、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以上派系再经繁衍,在明清时期,又分化出更多的小派。据《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即有八十六派,(含全真、正一两系),每派均有取名排辈用字。派系分衍愈多,并不表明道教的强大,恰恰反映它的衰微。

王重阳仙游后,由他的七位弟子轮流接任。全真教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道教思想以外,更将符录、丹药等思想以外的内容重新整理,为今时今日的道教奠下了根基。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更因随同成吉思汗西征,而使全真派在元朝得以壮大。但是到了李志常后期,由于元朝统治者偏信佛教,全真道受到严重打击。而关于《老子化胡经》的两次道佛辩论失利,更造成了全真道的一度低落。直到元成宗时,才重新正常发展。明清两代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传播。至今全真道仍是道教最重要的道派之一。中国道教协会所设在的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是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

较之旧道教的显著特点

(一)三教合一思想比较突出。如王吉吉在山东所创之五会皆以“三教”二字冠首;规定以三教之经书《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全真道士必修的经典。他和七弟子的诗文中,三教合一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教虽分三,道则唯一”等等。尤以融合佛教禅宗理论最为突出。马钰《神光灿》:“禅为宗,道为祖”,清初全真道士柳守元《玄言正旨序》:玄宗(指全真道)“与禅宗实为相近”。

(二)教义中,出世思想十分浓厚。在王吉吉和七弟子诗文中,极力贬斥人生之价值,宣扬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狱”、“火宅”,夫妻恩爱为“金枷玉锁”,劝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笼”,看破功名富贵,学道炼丹,以离“苦海”。

(三)在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上,一返旧道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追求,只追求“阳神”、“真性”不死。认为人之肉体是要死的,只有人的精神才能不死。王吉吉《金关玉锁诀》:“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立教十五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刘处玄《至真语录》:“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阴阳之外则其神不死也。”因此在内丹修炼理论上,与道教南宗相反,主张先性后命,以性兼命。以澄心遣欲为真功,以明心见性为首务。

(四)在修炼方法上,主内丹修炼,不尚符箓,形成独具特色的内丹理论。在教制教规上,规定道士心须出家住道观,不许蓄妻室。为了约束道士言行,制定各项清规戒律,督促道众严格遵守。这些皆与正一道有很大区别。全真道在金代的发展有限,至蒙元前期,以成吉思汗之召见、宠遇丘处机为契机,在丘处机及其弟子们的推动下,全真道发展至鼎盛。当时全真道宫观遍布北方各省区,“虽十室之邑,必有一席之奉”。此鼎盛局面,自丘处机起,历经尹志平、李志常两任掌教,大约三十年。至元宪宗五年(1255),佛道《化胡经》之争起,元室袒佛,全真道败北。此后元室下令焚毁除《道德经》之外的一切道经,全真教遭受沉重打击,全真道鼎盛局面因之结束。故在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几任掌教中,处境都较困难。又经历约三十年,元成宗即位,驰焚经之禁,全真道获得正常发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国统一。

七真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国统一。此后,原同源异流而分传于金与南宋的全真道和道教南宗,逐渐认同、融合,至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南宗道士陈致虚等人的推动下,二宗经过对祖师宗祀的调整,南宗最后并入全真道。合并后的全真道遂成为更大的道派,而与正一道分统天下道教。明代皇室对佛、道采取抑制、约束政策,对道教正一派有所崇奉,对全真道支持较少,全真道自此进和衰落时期。金元时期形成的统一领导核心(以北京白云观为基地)顿然解体。

在此情势下,统一的全真道渐次分解成诸多小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马钰的遇仙派,宗祖谭处端的南无派,宗祖刘处玄的随山派,宗祖丘处机的龙门派,宗祖王处一的嵛山派,宗祖郝大通的华山派,宗祖孙不二的清静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别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阳派,宗祖钟离权的正阳派,宗祖吕洞宾的纯阳派,宗祖刘海蟾的刘祖派,宗祖王囗的重阳派。如此众多的全真支派出现,并不表示全真道的兴旺发达,恰好反映它的衰落。它们的形成时间,最早在明代中后期,多数在明后。在明清道教衰落时期,只有龙门派因王常月的阐扬,曾经在清初一度“中兴”,其余各派,大都衰落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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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21: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