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也叫十六字方针。孙中山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民报》。“鞑虏”指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即清朝统治者、元朝蒙古。

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

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在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萍浏醴起义，影响最大的起义是由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最终于1911年彻底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权，1912成立中华民国。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指推翻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并不是针对每一个满族人来说的。所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狭隘的、反动的民族主义，所以才会成为较成熟的理论。

辛亥革命发生后，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已淡化了简单地驱满排满情绪，上升为民族政治平等的思想。他指出：辛亥革命，既“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并强调：“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可见其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已占主导地位。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五个统一，其中第一个统一就是“民族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还强调，要在共和的旗帜下，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参政权。“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意识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观内涵已有了明显进步和发展。孙中山还指出：“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此时的孙中山已不再把满、蒙等民族排除于中国之外，并特意会访了原清朝摄政王载沣，对他能代表清朝政府和平交出政权、服从共和之举表示赞赏，进而向他讲述了“民族平等”的意义所在，旨在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融洽满汉民族之间的感情。表达了他们要建立“民族平等”的新国家的深切愿望。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远的可以追溯到上古先秦时代。如果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问题，在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来说，当时“五族共和”的提法虽然似乎有所欠缺，但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初衷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中华民国建立后的“五族共和”，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方面的确是一大进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为日后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起了先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