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〇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前后，湖北武汉发生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在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汉制造的打击武汉军区及一派群众组织的反党乱军事件。

简介

背景

经过

结果

影响

诗歌

简介

七·二○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在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汉制造的打击武汉军区及一派群众组织的反党乱军事件。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背景

1967年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易主的《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到3、4月份，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实际上，百万雄狮组织并不是什么群众组织，实际上它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群众，主要由军队成员及各地区武装部、民间群众组成的声称群众组织的反文革组织，主要成员：愈文斌、谢敏华、童飞等。而跟林彪，江青等人没有丝毫关系。从《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里可以了解到，所谓的百万雄狮组织，是一个由全副武装的军队组成。

经过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乘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之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谢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林彪、江青污蔑这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武汉大学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揭发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成立“斗陈办公室”，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两大派系的武斗逐步升级，武汉大学内的“农奴戟”战斗兵团（龙派）和“虎山行”战斗兵团（虎派）亦相互攻击。是日，造成较大规模的冲突。

结果

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并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26日，哈尔滨市30万军民举行了所谓声援武汉“革命派”的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万4千余人。四人帮倒台后，中共对“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影响

七·二○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最终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诗歌

这次事件前后产生了很多诗歌作品，最为著名的是武汉人吴克强所写的《放开我，妈妈！》。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正是七·二○事件前夕。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冲突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