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中文名：蒲安臣

外文名：Anson Burlingame

国籍：美国

出生日期：1820年11月14日

逝世日期：1870年2月23日

职业：美国驻华公使

毕业院校：哈佛大学

人物生平(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 美国驻华公使 中国首任使节 美国 英国 法国 普鲁士 俄国 去世 身后 注释)

参考书目

人物生平

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1823年随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后再移居密西根州。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个分校学习。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为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于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讲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1853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那时他加入了一无所知运动（Know-Nothing movement）。

不久，美国全国对奴隶制度产生激烈的争议。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帮助，该党在麻萨诸塞州成立。1855年，他进入美国国会，当了6年的国会众议员（1855年－1861年）。

美国驻华公使

1861年6月14日，林肯总统就职后不久，任命蒲安臣为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任期共有6年。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于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而言，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对蒲安臣也具有特别的信任。蒲安臣还曾协助中国，对付英国人李泰国。

中国首任使节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个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随同出访的还有两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蒲安臣的两名副手：左协理是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右协理是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这次出访，蒲安臣还受委托设计了中国第一面国旗。

美国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团到达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

6月2日，使团到达华盛顿，次日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詹森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他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英国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到达英国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正在蒲安臣使团访英期间，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获胜，葛莱斯东任首相，克拉兰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12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兰敦发表一份自制性的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蒲安臣在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使命，达成了既定目标。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复信，表示完全同意。

法国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一向反对美国的“不割让主义”，但由于英国已经表示了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也只得与英国保持一致（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向驻法英使表明态度）。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但是由于反对势力强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停留了半年多，仍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只好失望的离开法国。

普鲁士

俾斯麦使团于1869年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离开斯得哥尔摩，10月30日离开丹麦，11月18日离开荷兰，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顺利地完成了谈判；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

俄国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当时俄国与英国在亚洲争霸，与后起的美国关系相对友好。但是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思：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于会见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势日加。

去世

亚历山大二世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与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身后

今天，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个Burlingame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注释

^ 在他任公使时期，有一次一位美国人在中国为非作歹，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不少麻烦，蒲安臣在听了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后，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将那位美籍犯人处以死刑，拖出去吊死。

参考书目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造使出国》

志刚：《初使泰西记》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其主题就是反改革反开放并与世界进步潮流抗争的历史。几十年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历史知识，其实都是些扭曲了的资料集锦，加上诸多谎言。其实马克思先生早就定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何为旧中国呢？他定义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马克思先生没有半个字表示过对于清廷的同情，相反，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领会他鄙视那个天朝的心态。我设想，倘若当年马克思先生执掌权力，他会更坚决地彻底摧毁大清王朝，丝毫也不会像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那样手下留情。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绝对不会找到我们的未来。举个例子说吧，中国近代的贫弱状态，究竟是自己折腾导致还是列强入侵导致？教科书的训导就是后者。其实，把中国的贫弱状态推到列强入侵头上，是儒家“讳过”文化极没出息的狡辩。中国的贫弱状况是腐朽的体制与文化导致，恰恰相反，列强入侵带给中国的反倒是强大与进步的机遇，中国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遇。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西方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角度看，他们也才从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时代迈入科学证实并指导工业发展的阶段。近代化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化学工业几乎为零；铁路建设初步踏入规模发展；机动轮船尚没能完全取代帆船。中国如果能奋起直追，直接利用西方摸索出来的先进方法，未必会越落越后。当时比中国贫弱得多的日本就这样做了，1860年，日本特使为交换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条约》乘美国军舰赴美，刚学会航海的日本人从荷兰购回250吨的“咸临丸”随行，完成了日本人首次自驾轮船横渡太平洋的航行。反观中国，连坐轮船远航的勇气也无，直到1876年郭嵩焘始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坐轮船出洋的中国驻外国大使。当他出使归来回家乡湖南省亲时，却遭到乡亲们唾骂：一个竟敢出国的洋奴！甚至连他乘坐回家的官船也被“爱国乡亲”们烧掉了。《南京条约》签罢，举国回归酣梦，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撰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流传至日本却大受欢迎，自天皇以下，要员们纷纷以读此书为荣，一版再版亦供不应求。英法联军中一位英军军官参加过鸦片战争，他对于清军二十年来无论武器、训练、战术都毫无变化感到不可思议。还是那个郭嵩焘，出使途经香港时对于那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繁荣程度都感到瞠目结舌；回顾广州，三十多年来旧貌依然。可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这三十多年从广东迁居过来的，换了个体制而已。郭嵩焘只能感叹亦嘘唏。美国传教士雅裨里写道：“中国啊中国，我们终于又置于这个帝国，这黑暗的地域，这死寂的帝国，你沉寂的黑夜啊何时才是尽头！”

文人们一直在批判不平等条约，这无可厚非。然而他们似乎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中西冲突的核心正是坚持不平等与要求平等的碰撞。清廷坚持华夷体系，即中国是高高在上的中央帝国，其他各国都必须处于朝贡者地位；英国坚持条约体系，即国家间对等的原则和履行条约的原则。如此，事情的本质是：清廷捍卫的正是国家间不平等，英国谋求的恰是国家间平等。鉴于完全平等事实上不可能，换言之，清廷捍卫的是绝对不平等地位，英国谋求的是相对平等地位。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政体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的终极目标必须是平等关系，只有平等关系才能维系民主政体的存在与延续；同样，专制政体的根本利益注定它只有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一旦平等关系成立，专制政体必然会灭亡。我们且不提以前英国几次未成功的派遣使团欲与清廷建立平等交往关系的史实，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的遭遇，尽显谋求国家间平等的努力在坚持不平等关系的傲慢面前碰壁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的本质在于清廷坚持的对华夷体系在坚船利炮打击之下受到挫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稍嫌不足的是马克思先生乐观了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这具棺材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它具有顽强的自愈能力，站在清廷立场上谈论近代历史的中国文人至今多如牛毛，一方面反映出传统之顽固禀性，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中国纳入世界潮流还有许多艰难。当年的美国人似乎也同马克思一样过于乐观，1842年泰勒总统向国会报告了《南京条约》的内容，美国人于是立即决定要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843年7月，以克勒勃.顾盛为首的美国使团从波士顿启程，国务卿韦伯斯特给他的训示是：首要任务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到与英国商人享受的同等待遇，也即国际通行的最惠国待遇；如果可行的话，最好争取到北京面见皇帝陛下，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发展中美两国间友谊和商业交流。国务卿特别强调：要不断地向中方声明，美国政府要求美国船只和人员服从中国的法规，如果任何美国人违反众所周知的贸易法规，美国政府决不会为了保护他们的非法行为而干预。中国文人们谴责美国迫使清廷在《中美望厦条约》开创了领事裁判权先例，就有点莫名其妙。美国方面原本提出的草案明确表示进入中国水域的美国船只、人员统由中国政府管辖，然而谈判的中方代表耆英与复审条约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商量后，认为中国应避免卷入外国之间的麻烦，美国船只与英国船只在广州不断有纠纷甚至诉讼，广州官府就从不受理。于是确定条约必须拒绝管辖美国船只和人员，让美国领事馆去管，给予领事裁判权有利于“杜民夷之争”。耆英谈判的惟一目的仅在于坚决拒绝美国使团进京，因为美国使团不同意以朝贡国的地位“朝觐”，而要求以平等国家使团地位进京，这有违旧制。在使团尚未抵达时，清廷就已连下数道上谕，令各地禁止美国使团上岸，但不得动武，只许其滞留广东，条约之类均由耆英等“酌办”。如此，耆英等除了坚持不许美国使团进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国方面除了让步不再要求进京之外，还接受了中方赠予的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美方“胁迫”的，完全是清廷坚持华夷体系，恪守“天朝定制”的结果。道光皇帝对此约签订兴奋异常，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来归顺天朝的，不仅下旨赏赐耆英等，还下旨嘉奖美国使团，表彰他们遵从“天朝定制”的功勋。

清廷为维持华夷关系始终拒绝外国公使驻京。清廷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中国传统习惯，特别他们会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将会破坏“祖宗定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58年6月28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中国这才被迫同意“公使驻京”。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最先到达北京。次日，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7月8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862年7月20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咸丰帝曾于1862年1月20日下旨批准奕?等奏章：“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咸丰谕旨中加了“通商”两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再次上奏说明，才准奏删去“通商”二字。可见清廷步步为营捍卫华夷关系的韧劲。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最早的四国公使外，又增加了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其中，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是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林肯总统的政治盟友，美国著名的人权主义者，反对蓄奴的斗士。1854年，一群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蒲安臣正是该党创始人之一。1856年6月2日他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为助林肯选举辞去议员职位，曾被林肯派驻奥地利，奥国以他曾发表激烈支持波兰革命者演说而拒绝入境，这样才改派为驻中国公使。他也因此成为帮助中国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在程度上开始有所缓和，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这些最高决策者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奕?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也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响应。西方各国公使驻京，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同当时清廷的政策相吻合。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2月，西沃德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持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蒲安臣到了中国即开始把美国对华的“合作政策”做为其外交的基础，蒲解释“合作政策”的内容是：“鼓励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努力在中国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此取代武力外交。”后来这个政策也开始影响到其它一些西方国家。这里稍微提一下清廷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情况，文人们一贯以此例证明列强把持海关侵犯了中国主权。然而他们也一贯回避这样的事实：赫德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清廷腐败的海关机构，帮助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海关体制。赫德以前海关岁入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赫德使这个岁入超过了三千万两白银，究竟算是伤害还是帮助？又，中国文人们故意将“合作政策”译成“合伙政策”，然后随心所欲地指责其同英法等携手掠夺中国。事实上，来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只需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足以证明。然而，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辨”始终抵御一切外来的思想学说，不用说别的，如今深受剧作家喜爱的纪晓岚大学士，在他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中，不仅大量篡改于清廷不利的历史资料，还大言不惭地攻击利马窦传播的科学知识，称世界有五大洲乃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蒲安臣提出与中国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总值占70%以上，为了维持与中国当时已经取得贸易成果，英国支持美国提出的“合作政策”，不过也有议论认为是柯莱伦顿勋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术般的蛊惑后忽然离经叛道的结果。俄国政府此前是在中国取得最大实利的国家，曾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需要有一段时间巩固他的利益，其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再希图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末就觉得太愉快了。”法国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在1863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获得这几个大国支持，蒲安臣1863年4月18日向国务卿西沃德报告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这个“合作政策”使清廷感觉放心，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缓和的迹象。为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1865年8月，蒲安臣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总理衙门“参酌援引”。《万国律例》首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非常重视，依祈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8月30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1865年京师同文馆以《万国公法》之名正式出版此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裨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而且，书还没印就产生了效果：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刚从《万国法原理》得知“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的国际法地位，随即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赔偿金，并奉称恭亲王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 李福斯事件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他开始相信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举，法国代办哥士耆就坚决反对，他对蒲安臣说：“这家伙（丁韪良）到底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的。”蒲安臣没有理会他，始终坚持说服清廷要员，摒弃陈腐的华夷关系理念，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中去。

为使中国成为遵法国家，并建立现代工商业，西方在华人员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如，1865年11月，赫德送给总理衙门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意见书，他在文章中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程”办理一切对外事务。文章称：“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 “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 “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赫德的原则是法制国家的基础。由于中国 “皇权”大于一切，自然根本不会把条约和法律当回事。在文章后部赫德还具体提出一些中国应该早办的事情，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他建议中国应该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无疑是向清廷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命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新议略论》送给总理衙门。此文同样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训中外互结一也。”如果不照条约行事，难免外国“干预”。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还给当时的清政府指出两种可能：“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主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威妥玛也提出清政府应允许在中国 “各省开设铁路，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文章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这些，本质上都是力图使清廷摆脱华夷关系，采纳条约关系的建议，在腐儒浸淫深广的中国，认同者至多“万众之内或有一二”而已。应该说，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是想使中国开放、富强起来。这些建议在当时的清廷起过一些作用。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尝试着派出一些观光性的考察人员，1866年春，赫德回国休假半年，行前请奕?酌派同文馆一至二人随其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奕?觉得“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游历了伦敦、伯明翰、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等地。

美国公使蒲安臣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经数年不懈努力游说华洋友好，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丹涅特评论说：“这位美国公使在其任内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恭亲王依祈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朝廷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既不失体统又可获外交实利是清廷觉得比较两全的办法。

引证两项资料：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六年的蒲安臣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根据其所作翻译记录叙述说：蒲安臣“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丁韪良：《中国春秋》）对此，赫德的自述说：“我自从1861年到达北京以后，即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1866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同我一起前往欧洲。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了。……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北华捷报》1869年11月9日载，赫德：《中国事务纪略》）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又担心“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决定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海关税务司职员德善为“右协理”；应依祈等人奏请，着赏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样，亦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遗憾的是，总理衙门以及各朝廷重臣在讨论使团之使命时，竟然全部精力都花在礼仪问题上，国家利益及主权等事务居然没花什么时间予以研究。在儒家道统看来，“隆礼”不但是人们言行的标准，而且还是政治等级不可冒犯的制度、治国之本。最终作以下权限规定：一、“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毋庸相见，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俟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二、“令蒲安臣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五、“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使团一行三十人，于1868年2月25日由上海出发，4月初抵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词中称，他此次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在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

使团6月2日绕过巴拿马到达华盛顿。蒲安臣抛开总理衙门的礼仪规定，抓住“有益无损事宜”可以酌夺之规定，精心安排了按照国际惯例的主权国家外交礼仪，特意设计制作了第一面黄色的中国国旗，志刚记述：“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它于是成为中国第一次作为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的标识。1859年年底，美国公使致函桂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引发，皆因中国无国旗所致。他建议中国沿用国际惯例设计自己的国旗。但清廷根本不理解国旗的意义，以为是识别旗号而已，遂准桂良颁令以后大清船舶、军舰可升挂黄龙旗号，以与他船有别。3日，使团拜访西沃德国务卿，6日，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蒲安臣郑重地向总统递出中国第一份国书。10日，参加总统主持的欢迎国宴。6月28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再次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

7月28日，蒲安臣完全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西沃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清史稿》记述：“蒲安臣等至美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异，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总理衙门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准予成立。《清史稿》称：“其时曾国?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条约的主要内容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美两国自此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对中国最大的益处，是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首先大谈这个条约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对这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消了。” “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条约的第八款中规定：“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指电报等）、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蒲安臣在波士顿诠释此条时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蒲安臣条约》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历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均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剿灭在海外的华人。清政府延续禁海政策，颁布了《南洋渡航禁止令》，尤其是在雍正五年的上谕竟做出了禁止华侨归国的规定。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杜邦与直隶总督谭廷襄之间对话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出海之人的蔑视，这是华夷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杜邦：“希望中国遣派一些领事到美国，以便照料在美之华人。”

谭：“敝国向例不遣派官员赴外国。”

杜邦：“但贵国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数甚多，不少于数十万。”

谭：“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

杜邦：“惟此等华人已在敝国开采金矿之故，富有者甚众，似有加以照顾之价值。”

谭：“敝国皇帝富有四海，何暇与此海外游民锱铢计较。”

直至1876年，受派为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的刘锡鸿说得更明白：“今华民流落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新旧金山则尤多，其人类皆无赖恶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亡外洋，时有恃众与洋人为难者，亦有犯法为洋官拘禁者，若闻中国有领事进驻，必意为保卫若辈而设。”自《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不得不履行条约规定，开始了保护华侨的工作，详情不赘。

《蒲安臣条约》对“排华”运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抑制作用。此作用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是《蒲安臣条约》有效地阻止了美国西部各州制定“排华法”；另一是清政府以此条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采取抗争手段。《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加州等州所颁布的歧视性限制中国移民的立法，像“立方尺空气法案”、“辫子法案”、“捕鱼税法案”、“扁担税法案”以及其他对华工迫害都因违反《蒲安臣条约》而由联邦法院宣判无效，或由联邦政府加以制止。例如，1876年3月，加州正式要求美国总统与清政府谈判，以修改《蒲安臣条约》。两个月后，参议员萨坚特也向国会提出了内容相同的议案，但未获通过，仅决定由国会委托一个委员会调查加州华工真实状况。加州在1877-1888年在克尼策动下，沙地党进行疯狂排华活动。1879年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国会议员亦为限制华人而游说，国会通过一议案限制华人入美数目每船不得超过十五名。总统海斯判定这个议案有碍《蒲安臣条约》所规定的中美自由移民的宗旨，遂拒绝签字。联邦法院在拒绝这些排华法案立法的理由时指出：“第三，它违反了‘蒲安臣条约’中确认的自由移民权利和最惠国待遇” 遗憾的是，1880年清廷与美国签订《中美续修条约》，标志着《蒲安臣条约》被修改，于是立即有《1882年排华法》出笼。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9月19日离开美国前往伦敦，出发前蒲安臣向美国政府求援，要求美国对前往国施加影响以期使团在这些国家同样获得成功。国务卿立即通知美国驻各国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利蒲安臣使团圆满完成中国使团首次出访的各项任务。美国影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使团首先在温莎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的葛莱斯东任新首相，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于22日首次与蒲安臣使团进行会谈，蒲安臣以“中国钦差”身份就合作政策问题与英政府交换意见。他说：应消除西方列强可能具有的一种印象，以为中国政府已从事一种倒退的政策；指责西方列强轻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图采取一种将使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威胁口气和强暴态度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情感。12月28日，克拉兰敦给蒲安臣一个照会，以西沃德和蒲安臣的同样手法把球踢了回来：“任何急速的步骤，将新的制度及新的观念，介绍给中国人民，……不仅会发生混乱，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们绝无意愿用不友好的压力施于中国，使中国改进对外国的关系过于急促，以致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忽视了他们臣民的感慨”英国照会还称：“第一，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条件是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并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侨民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回避了蒲安臣强烈希望英国与他的使团签署一个类似美国所签条约的愿望，但至少给予使团一个主权平等国家的外交接待。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使团抵巴黎。法国极恼火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但碍于美国的态度以及法英结盟关系，只得遵循英国的远东政策。由于英国女王接见了中国使团，其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通过英国驻法国公使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与英皇陛下政府所采处的立场，是一致的。”1月21日，拿破仑第三也接见了蒲安臣使团。使团在巴黎呆了六个多月，但法国只是表面客气，“宫廷里不断传来使团联欢的反响”，却无任何实质性收获，没有取得类似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使团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离开斯得哥尔摩，30日离开丹麦，11月18日离开荷兰，1870年1月造访柏林。在柏林受到礼遇，并同普鲁士进行谈判，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强调声明（与英国类似）。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16日在圣彼得堡觐见沙皇。因为当时英俄争霸世界，美国与英国矛盾也较多，西沃德国务卿刚以720万美元从俄国手中买下当时被视为“冰箱”的阿拉斯加，解决了沙皇急需的资金，俄国更亲近美国。沙皇接见蒲安臣时说：“我希望，你来到这里的谈判，……将增进我们的商务关系。我同时很高兴，中国的利益，由一个对我们特别同情的友好国家之公民所代表。”但蒲安臣的心情并不快乐，因为沙皇回避了蒲更关心的中国问题。接见的次日就病倒了。病中的蒲安臣每日看报，忧心忡忡：“俄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于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时年50岁。志刚评价：“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根据志刚的记述，蒲安臣在美国以外各国，肯为雇主卖力气。志刚等当即?蒲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则 “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一个美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他代表中国政府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与外国的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蒲安臣死后，志刚、孙家谷举着蒲设计的中国国旗，继续完成了对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的访问。而且觐见了三国国君，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外交礼节。

当蒲安臣使团还在欧洲访问时，1869年，英国公使阿礼国以中国使团在欧美觐见各国元首时均行国际通行礼节为由，要求以对等形式、对等礼节觐见清帝。1871年，清廷为解决天津教案遗留问题派遣崇厚出使法国，法国以蒲安臣使团曾觐见拿破仑三世，而法国公使至今仍未得觐见清帝。为求得对等原则的实现，在法国公使觐见清帝以前，法国不接待崇厚。1873年2月，同治皇帝亲政，各国公使连续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当面致贺同治皇帝，且，“志刚孙家谷出使各国暨崇厚出使法国均立而见之”，觐见中国皇帝也只行国际礼节。6月27日，在清廷经过反复辩论之后终于放下“天朝至尊”的架子，同治皇帝按西方礼节接受了西方使节的觐见。至此，中国坚持不懈的“三跪九叩”大礼被搁置，华夷关系的外交终于开始转入对等原则下的条约关系外交。接着，中国陆续派出公使至对方国家设立使、领馆。外国近代史学者称：“直到1880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首先动摇中国陈腐的华夷关系的外交仪制的，正是蒲安臣。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然而几十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却彻底忘记了这位改变了中国外交史的杰出外交家。至今，在美国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个Burlingame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2006.8.2发老三届3发百灵文史、天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