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占奎(1972—1904) ，相声表演艺术家。在湖北创造性的开创了以湖北方言表演的南方单口相声，被誉为与黄鹤楼齐名的艺术家。其代表作有《哭笑论》《戏迷传》《丢驴吃药》《群曲闹公堂》《杂学唱》等。

简介

逸闻轶事

简介

潘占奎(1972—1904) ，生于湖北黄冈县李集的一家农户。父亲给他取名天保，寓意是“皇天保佑，长命百岁”。

潘天保7岁人私塾读书。12岁时，父亲纳妾，他受尽虐待，忿而离家，外出谋事。

逸闻轶事

一、死里逃生

逃离家庭的潘天保，在黄州江边的一艘小火轮上，向船老大自荐，谋得了一份打杂工的活。所谓杂工真够杂，凡是别人不干的，都归他一人包揽。从清晨到深夜“‘一末’到‘十杂’，烧火带引伢。”超负荷地运转。头脑全被机器轰鸣所充塞，睡眠也不足，成天劳累得晕头胀脑，迷迷糊糊。一天深夜，他从底舱火房拎着比他身材矮不了多少的铁皮垃圾桶，奋力挪到船边往江中倾倒时，不料铁皮桶下坠的惯性，竟将他连桶带人拖翻到船边。潘天保一个“倒栽葱”落人江中，所幸衣服被船边的铁钩挂住，头没在水中被轮船拖了好一段路，才抓住钩上的缆绳，拼命攀上甲板，总算未死在水中。但是铁皮桶已随波东去，船老大要赔钱怎么办？等到天刚麻亮，船一泊岸，趁人尚未发现，急忙“荷叶包鳝鱼——开溜”了之，弃舟登岸。

二、拜师学艺

潘天保登岸的地方，就是江西省的九江市。他在这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只有白天乞讨度日，夜晚宿檐下，极端困苦的支撑着身似浮萍的日子。

一天。潘天保发现一处空地上，围着个“人圈”，不时发出阵阵哄笑。他凑近一看，原来有一位老年人在说笑话，每说完一段，人们便将铜元、毛票掷向老人。他听着听着，能听懂的，也觉好笑。老人说毕，抱拳称谢，收拾一番，正待离去时，却见播天保咬着手指，呆立出神，于是顺便说声：“不演了。你回家去吧。”

“没家！”

“嗯？！”老人打量潘天保一下，倒觉这小子蓬首垢面，满脸菜色，却掩不住一双透着灵气的眼光，于是又问：“没家？呆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想。”

“想什么？”

“我想人有一张口，有口便要吃饭。饭从哪里来？可以用口来赚。这可不可以叫做‘以口养口’？您家难道不是这样吗？”老人一惊，觉得这流浪儿出言不凡，道出了吃开口饭的道理。

这位老人原来是九江市北口（北方语言）“单春”知名艺人刘煌庭。他偶然碰见这么一个机灵的流浪儿，于是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地攀谈起来。潘天保便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诉说一遍。刘煌庭出于同情和爱才之心，毅然说：“跟我学艺吧！我收你为徒弟。”

潘天保就在这样具有偶然性和传奇性的一声“师父”声中，屈膝便拜，从此一脚跨进了民间艺坛的大门。

三、“两勤”、“两苦”

旧社会当艺徒，先别指望师父正儿八经地传授技艺，得为师父当三年长工再说。潘天保在刘家抱定“两勤”、“两苦”的决心，即对师父家的家务劳动“勤扒苦做”，对技艺则“勤学苦练”。因此早晨来回挑水时，利用负重喊号子练嗓；劈柴火便念念有词地练贯口；煮饭切菜便练趟子。更重要的是瞅空子溜到师父场子上去偷听一两段活，再赶回来做事。晚上等人都睡了，在油灯灯光如豆大的桌子上，将听来的段子记在本子上（本子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烧掉）。

一年以后，潘天保学艺颇有收获，加上悟性极好，常暗自编些小笑活练口。一天在场子上听师父使活，一时大意，多耽搁了时间，回家迟了。一进门时，师娘丧着脸问：“哪去了？”

潘天保猛省到偷学使活要挨骂的，于是“嘿嘿”一笑说：“在外面……”

“干什么？”师娘紧逼着，似乎有点气恼。

潘天保慌不择言地说：“学抽水烟。”

“好哇！小小年纪学抽水烟。水烟袋给我。”

潘天保本是一句搪塞的话，哪里真有水烟袋呢？于是索性逗师娘发笑说：“徒儿用的是无形牌水烟袋，装的是捏不着的水烟丝，用的是看不见的‘煤纸’，点的是无名火。”一边说一边左手作托水烟袋姿式，右手捏‘煤纸’，唇间喷气“卟”地一吹，喉咙里发出吸水烟时“噜、噜、噜……”的响声。说、演得惟妙惟肖。师娘被逗得半慎半笑道：“鬼东西，还吸得响哩。”

“不响的是早烟。”潘天保又补了一句。

刘煌庭站在门外将徒弟这一套全看清楚了。一进门握住潘天保的手：“好小子，的确是块料。明天起跟我上场去。”于是刘煌庭为潘天保取了艺名叫潘占奎。“奎”者，奎星也，是天上28星宿之一。占奎寓意着星光闪烁。也反映了刘煌庭对徒弟的厚望。

四、闯荡江湖

学艺规定三年。潘占奎只一年多的时间便被老师认为及格，可以亮相了。撂地实践，怎么没有逗师娘发笑那样容易呢？初出茅庐的潘占奎虽然十分卖力，说、学、逗、唱，南腔北调，每演完一段活，尽管额头沁出一层汗雾，听众总是反应平平。这可急坏了潘占奎，弄得饮食不香，夜难入眠。刘煌庭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不着急，二不指点，三不责备。一连三个月都是如此，潘占奎终于忍不住地向师父求教说：“为什么徒儿的‘包袱’，总不像您老炸响，大概是潮了引。”

刘煌庭笑笑：“同样一句话，放在我口里，别人能发笑；放在你口里，别人不笑。反过来放在你口里，别人便笑；放在我口里，别人不笑。关键在语言的流畅、俏皮、幽默艺术上。你是南方人，硬学我的‘北口’，说的别扭，听的费劲，还能笑得起来么？比如你刚才说‘潮了引’就很好，既通俗又幽默，放在我口里照样是个哑炮。九江这地方，五方杂处，对湖北话并无隔阂，你不妨用湖北话试试。”

从此以后，潘占奎改为“南口”单口相声。实践的结果，地方色彩浓郁，艺事大进，声誉日隆。17岁时，刘煌庭鼓励徒儿独立门户，闯荡江湖去，傍着师父终非长久之计。于是潘占奎辞别恩师，单人独骑行艺，足迹遍及鄱阳湖周围及赣、皖、鄂毗邻的众多县（市）乡镇撂地表演。数年时间的江湖摔打，名满中江，听众昵称他是：“南方笑话公司总经理。”

五、定居武汉

21岁的潘占奎溯江而上，回到湖北有“九省通衙”之称的武汉来，在武昌黄鹤楼首演。

黄鹤楼有“三多”，即小吃摊点多，打卦算命的多，民间艺人撂地表演的多。仅就民间艺术而言，汇集于此的便有评书、小曲、三棒鼓、戏曲清唱、相声、滑稽戏、被窝戏（布袋木偶）、口技、驯熊、耍猴、戏法、武术，直到卖狗皮青药和大力丸等众多曲种。简直是百艺杂陈。就黄鹤楼的声誉而言，与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并列为全国四大民间游艺胜地。

潘占奎初到民间艺术精英汇集之处，能否立脚，心中无底。他硬着头皮在黄兴铜像旁的空地上小试牛刀，毕竟师出名门，风味地道，笑料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大受欢迎。

不久，潘占奎不但在黄鹤楼站稳了脚跟，而且“南方笑话公司总经理”的名声，不胫而走，人们只要提起他来，脸上都会泛起笑容，点头赞许。他跑红了。

播占奎无意再四处流浪，从此定居武昌文昌门。

六、行艺“三绝”

潘占奎表演之前，腰间总系有一只小布袋，内装白色花岗石粉末。选好表演场地后，右手抓一把白粉末，弯腰在地上先撒一个圆圈，作为表演区。然后再撒空心大字，一般是“普天同乐”、“歌舞升平”之类。他撒字的手法熟练，字迹恭整，美观大方。这项技艺是刘煌庭亲传，加上勤学苦练，堪称一绝。当他撒字时，听众便渐渐聚拢观看，在一片称羡声中，便完成了“招客”任务，再开始表演。

他继承的传统单口相声段子，久演不衰的如《孔夫子吃汤元》、《抬杠铺》、《怯剃头》等达100多段。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使技艺有所长进，他特别注重创新笑话，例如他采用“谐音法”，撷取当时社会上富家生活的一鳞半爪逗笑，虽然受到时代局限，格调不高，但作为编创手法，仍可为例。他说某富户有一妾，比富户的大儿子年龄还小。不料这比母亲大的儿子病亡，富户就操办丧事。请了写祭文的先生、“开路”的道士、念经的和尚、做寿衣的裁缝等。他们发现小妾要哭灵，便窃窃私语，认为母亲比儿子还小，看她么样地哭法？岂料被小妾听见。她却大大方方地哭道：“我未生，先生我的儿。”写祭文的先生听了哭笑不得，她又哭：“我未死，倒死（道士）了我的儿。”道士听了直摇头。接着她再哭道：“我说是我的儿，何尝（和尚）是我的儿呢？”弄得和尚低头不语。最后她哭道：“我要会我的儿，除非是黄泉路上才逢（裁缝）我的儿。”裁缝听了，一恍惚间缝针刺了手指，鲜血直流。

另外如《白吃先生》则是采用“逻辑混乱”的手法，如他说某公上餐馆，先要一盘炒肉丝，堂倌送上后，他摇摇头叫换一盘烧鳝鱼来。当吃完鳝鱼后，拔脚就走。堂倌拦住要钱，他说：“付么钱？”“鳝鱼钱啥。”“鳝鱼是肉丝换的啥。”“肉丝也要付钱嘛。”“没付钱的肉丝，被你端走了啥。”堂倌瞠目语塞。

其它如采用“误会法”、“张冠李戴法”、“时序颠倒法”等等创编的单口相声，不胜枚举，此又一绝也。

除此以外，潘占奎的唱，不拘泥于师父的《杂学唱》、《南腔北调》等，而是贴近地方特色与对名家的“挖神”（强调其神韵）。如自编的《戏迷家庭》中，父亲是京剧迷，母亲是楚剧迷，儿子是汉剧迷。在一场家庭比赛中，汉剧“一末”余洪元的《取成都》，“三生”吴天保的《法门寺》，楚剧名旦李百川的《大访友》、沈云陔的《泼粥》，京剧老生麒麟童（周信芳）的《斩经堂》一齐出笼，对最能代表这些名家风味的一些唱段，他表演得声情并茂，十分逼真，令人叫绝。他不像其师父那样只重唱不重演，而是唱演并重，连戏曲表演中的“整冠”、“捋髯”、“抖袖”、“端袍”等莫不虚拟得出神人化。尤其是对“麒派”的《斩经堂》中，吴汉对恩爱的妻子王兰英饱含悲伤、痛心、怜惜而奉母命坚决要划清政治界限，必须刀剑相见的那段“贤公主，你休流泪休要啼哭，听本宫，将往事细说分明……”的唱腔，演唱得人木三分，加上他的嗓音也是略带沙音，于是听众不约而同地誉他为“麒派单口相声”。南北相声演员中得此赞誉者，前无古人，又可谓一绝。

七、枯木逢春

获得“南方笑话公司总经理”、“麒派单口相声”诸多赞誉的民间艺术家潘占奎，在旧社会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以撂地献艺为生。这位熠熠生辉的“马路明星”饱受社会上流氓地痞、军宪警特的剥削和欺压。只有熬到了1949年武汉解放后，才翻身作主，扬眉吐气，犹如枯木逢春。意气风发的潘占奎，于1950年便参加了武汉市工人文化服务队。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深入基建工地、工厂、矿山，为工人们演出。他精心整理师父传授的传统相声《日遭三险》、《化蜡签》、《杂学唱》、《丢驴吃药》等近90多段活。创作了《一分钱一两米》、《一度电》、《学文化》、《礼貌当先》等新相声20多段。

1958年6月，潘占奎参加武汉市首届曲艺、皮影、木偶汇演大会，表演创作的新单口相声《不识字的苦》，荣获表演奖。1962年被调人国营武汉市说唱团，登上人民的舞台，大展风采。不久，老毛病类风湿关节炎复发，几近瘫痪。患病期间，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医疗。病中仍孜孜诲人不倦，毫无保留地精心培养后学。直到1972年68岁时含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