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将具有行政、军事、生产等功能的基层组织泛称为馆。他们将男子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或有残疾的，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但“女馆则老幼同居，因无所谓牌尾也”；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同时又将会技艺的百工各归各行，建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据专家考证，诸匠营有瓦匠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七种，主要从事建筑、丝织、刻书、金银器制作、制鞋、刺绣、壁画绘制等工作；百工衙则囊括了军事、食品、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印刷、工艺美术等诸多行业。

简介

规模

结果

其他(古代女官历史)

简介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云：“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女馆一般以二十五人为一馆，但因人数甚多，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一女馆，以参加太平军较早的广西、湖南女兵为统领。“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女馆妇女，每日发给粮米，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同时，还要从事削竹签、挑砖、挖壕、负米、割稻、担水等战事勤务或刺绣、织布等生产劳动。

规模

由于天京城内的妇女，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馆，女馆数量众多。“女馆住处甚多，城北由莲花桥洪武街一带，以至花牌楼、门楼桥等处；城南在南门大街以至内桥；城东在石桥新廊、武定桥、石坝街、军师巷、东牌楼、状元境、奇望街、承恩寺、王府园口；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门桥、糯米巷、安品街东并前后街一带，直至朝天宫后，易家桥左右街巷，又自珠宝廊至虹桥、卢妃巷、土街口一带，共约有妇女十余万口。”

结果

男女分营管理的政策在起义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否定家庭的非正常措施遭到城市居民的激烈反对，他们往往以逃亡消极抵抗，天京城内的女馆人数大大减少。同时，太平军内部亦越来越反对“别男行女行”，甚至出现了“旧党亦效新附私逃”的情况。加上天京城内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到1854年夏已陷入“粮几尽”的窘迫境地，根本无力保障城中十余万女馆妇女的生活。为缓解危机，太平天国被迫于同年秋宣布解散女馆，历时4年的“别男行女行”的制度终告结束。

1860年以后，中断多年的女馆在太平天国占领的一些城市里重新出现。在苏州，“城内被虏少年妇女无算，禁闭于元妙道观内。有贼女百长管之，称姊妹馆”。在常熟，“城中四处房屋皆做馆子，多在县前。南境妇女，拘养在县西街绅士巨宅，防闲颇紧”。1861 年11月1日，太平军攻克绍兴，忠王李秀成收到捷报后，指示其子李容发、侄李容椿，对“城中妇女，总要分别，男归男行，女归女行，不得混杂”。

其他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了1860年以后天京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圣城’里——他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新都，——秩序和纪律最为完善。城中划出几部分地区作为出外作战或因公出差的人们的妻女的住所”。“太平天国妇女或结婚成为家庭一员，或入姊妹馆（许多大城中都设有姊妹馆，由专人管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姊妹馆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负责，并特别设有机构以教养那些没有亲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因丈夫长期出外工作而无亲人供养的已婚妇女。”

可以看出，此时的女馆与前期已有很大区别。女馆并非集中全城妇女，而主要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女，无亲人供养的出征战士的妻子和其他的单身女子。女馆中的女子，太平军将士可以“奉令选娶”、“奖功赐婚”，“有功者辄令自择”。由此看来，太平天国的妇女根本没有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奖励军功的工具，处于被男性挑选的被动境地。

古代女官历史

在古代官场似乎只是对男人而言，然而还有一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的女官。她们全部都集中在宫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围。他们身份特殊，有奇异的二重性，一重类似正常官员，担任某项宫内职务；一重几同嫔妃，可以被君主随时占有。

明确的女官制度，数刘宋一朝订得最为具体。宋明帝仿照中央官职制度，在内宫建立了女官制度。第一品为后宫通尹：紫极户主、光兴户主，总管内宫；第二品为后宫列叙：紫极中监尹等，系副手；第三品为后宫司仪、司政等；第四品为后宫都掌治职等；第五品为后宫通关参事等；第六品为中台侍御监闺帅等；第七品为合堂帅等；下设各种专职官员。从第三品至第七品分掌礼仪、政务、监察、粮食、衣服、音乐、文史、祝卜、教育、纺织、刺绣、监狱、清洁、守夜、防卫、厨房、库房等各项事物。

隋文帝即位后，对历代女官制度作了扬弃性的调整。他上设嫔三人，掌教四德；世妇九人，掌宾客祭祀；女御三十八人，掌女工丝枲。下设六部、六司、六典三级机构，总掌宫廷事物。一是尚宫，管司令、典琮，掌政令、文科、印玺、玩器；二是尚仪，管司乐、典赞，掌礼仪、音律、朝见；三是尚服，管司饰、典栉，掌服饰、化妆品；四是尚食，管司医、典器，掌食品、药品、器皿；五是尚寝，管司筵、典执，掌床褥、整理、用具；六是尚工，管司制、典会，掌营造、衣服、财务。

女官一般具有嫔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闲情逸致，可以和她们任意交欢。宋朝李宸妃初入宫职任司寝，为真宗铺床叠被时，被拥入绡帐。明朝纪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内藏库，宪宗偶去视察，见纪氏应对如流，当即演绎了龙凤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负责内宫教育。刘宋韩兰英上献《中兴赋》，被召入宫廷任博士，教宫人书学。她因学问渊博，且年高德劭，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称为“韩公”。

女官一般不允许抛头露面，但才华横溢者被准许破除此例。唐代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时，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德宗喜诗，每与诗臣唱和，必召五人前来公尽雅兴。德宗给了她们极大的体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以学士。其中宋若昭历仕三朝，人皆称先生，后妃、亲王、公主相见都行以师礼。

女人被视为祸水，在常态下是不准参政的。但当君主无视这一原则时，便会对她们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务及要职。

在中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官，大约是北齐的陆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权势煊赫。她见宫人黄花有幸运与于后主，遂认为养女，并力荐为弘德夫人。黄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无子的后主有了储嗣。陆大姬为了长保官运亨通，进行了巨大的政治赌博，用诬构的手法把胡皇后逼下台，随即帮助黄花母子分别成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儿也是个人物，她文才颇高，且熟谙政务，受到中宗重用，专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决。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