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帝孝宗敬皇帝朱祐樘（年号弘治）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 “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孝宗对臣下宽厚平和。早朝的时候，孝宗亲御奉天门，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入门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宫内，觉得天气寒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途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 “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遂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居丧期间),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泰陵陵事的筹划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 “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提督工程，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势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 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