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各代察举人才及科举取士的科目名称。汉建元初令郡察人材，设四科，其三曰明习法令，为明法的开始唐宋科举都有明法科，主要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

释义

明法科

详细信息

禅义

衍生

相关典籍(管子-明法 作品赏析)

释义

míng fǎ

1.使法令严明。

2.明确的法令。

3.通晓法令。

4.明显的规律。

5.汉﹑唐﹑宋各代察举人才及科举取士的科目名称。汉建元初令郡察人材，设四科，其三曰明习法令，为明法的开始。

明法科

唐宋科举都有明法科。主要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

一、官名。北齐大理寺在卿、少卿、丞、正、监、评之下，有明法掾二十四人，另有司直、明法各十人。隋无明法掾，有明法二十人。唐不置。

二、唐、宋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唐制，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策。宋初沿唐法。王安石变法，罢诸科，存进士，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太义、断案。

三、西汉的选官制度之一。明法（通晓法令）。汉初，还来不及制定一套选官制度。十一年，高祖下诏：“其有明法者，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其行、义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令下之后，所在郡国纷纷荐举，郑崇之父郑宾以明律令被征召为御史，薛宣以明习文法而诏补御史中丞。

详细信息

唐宋时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

主要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

唐、宋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

唐制，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策。宋初沿唐法。王安石变法，罢诸科，存进士，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太义、断案。

汉建元初令郡察人材，设四科，其三曰明习法令，为明法的开始。唐宋科举都有明法科。主要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

《新唐书·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

《宋史·选举志一》：“初，礼部贡士，设进士……学究、明经、明法等科。”

禅义

明法，何以得解？谓能明耳？明何所明，谓一切法。

佛学辞典曰：‘法者梵名达磨，通一切之语。如小者、大者、有形者、无形者、真实者、虚妄者，事物其物者，道理其物者，皆悉有法也。’唯识论因以自体任持与轨生物解二义解法。

自体任持者，如竹有竹之自体，梅有梅之自体，有形者有有形之自体，无形者有无形之自体，为保任维持其自体也。轨生物解者，如既各有自体，则自体有任持之状，只限于有体不能容无体。谓法者，摄无体该尽一切也。下按开合之不同，以一切法或但为二，是名名色，或开为五，或开为十二、为十八、为百，所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及五位百位是也。设更广之，其数数百乃至无量，非本编范围所及焉。

衍生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

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

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 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

相关典籍

管子-明法

《明法》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四十六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作品赏析

【原文】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为匿，是忘主死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译文】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