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明代宫廷绘画 |
| 释义 | 明代宫廷绘画的基本概况 明代宫廷绘画（court paintings of Ming Dynasty） 自从有了宫廷，就有了为宫廷服务的宫廷绘画，它是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绘画，广义地说，是指围绕着封建帝王生活、行政而进行的绘画创作，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主体，亦包括帝王、后妃的画作，以及朝臣和地方官员向宫廷进献的画作。 画风成熟时期的明代宫廷绘画，由于主要继承了宋代画院画法，将北宋的细腻浓艳和南宋的简括粗犷综合而用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被史评家称为院体或院派。与风格相近的浙派画家们同时并行，又被合称为院体浙派。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弘治以后，随着明代国力日益衰败，宫廷绘画也逐渐衰落，至明亡而绝。终明一代，凡见于文献和从传世作品中得知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共计有100余人。此外建于明代的北京法海寺,经幢中记载有参与该寺壁画制作的画士官2人，画士15人名单，均不见经传。文献中仅见朱端于正德（1506～1521）年间以画士直仁智殿。画士应是明代宫廷中地位更低的工匠画家。 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发展初创阶段（洪武、永乐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凡事以朴实节俭为准，禁奢侈华靡。京城金陵的三殿、六宫建成，亦不施图画。然而，出于政治教育、树碑立传、宫殿装饰等需要，他也征召天下善画之士，入内廷供奉，绘制历代孝行图、开国创业事迹、御容、功臣像等。有的长期供事于内府，如沈希远、赵原、王仲玉、盛著、周位、陈遇、陈远等人；有的临时召入，事毕遣回，如相礼、孙文宗；也有少数画家因画御容称旨，被授官职，供奉于翰林，如沈希远被授以中书舍人，陈远授予文渊阁待诏。 洪武时供奉内廷画家地位较低，赏赐不算优厚，惩罚却相当严厉。由于明太祖好用峻法，猜疑心太重，画家因不称旨而被斥、处死之事屡有发生。赵原因画历代功臣像应对失旨，被赐死；盛著初入宫时很受重视，太祖曾赞赏他的圈补古画技艺高超，特作《盛叔彰全画记》勉励，但后来他在画天界寺影壁时，因绘了水母乘龙背，不称旨而弃市被斩；周位画艺精湛，宫掖山水画壁多出其手，侍奉皇帝又十分谨慎，“太祖一日命画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壁，元素顿首曰：臣粗能绘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谙，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陛下规模大势，臣从中润色之。太祖即援毫左右挥洒毕，顾元素成之，元素从殿下顿首贺曰：陛下江山已定，臣无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颔之。”其应对机敏如是，然后来为同业所忌，也卒死于谗。在此严酷的专制统治下，画家惶惶不可终日，作画多承上意，画风亦很为拘谨，无甚创新意。 明成祖朱棣也少谙文墨，然他已开始重视书画艺术的功用。迁都北平后，所营建的宫殿、寺观，需要大量负责装饰布置殿门官壁、室内画屏、窗根楣枋的艺匠，因此曾遍征天下知名画士至北京服务，其中包括画匠、裱工、木工、漆工等技艺之士。为书写诏敕、史册、文翰，也需要大批善书之士。明成祖曾试图仿效宋代翰林书画院体制，建立明代的翰林书画院，后因几次亲驾北征而未能实施。然他对能书善画的入选者也作了安排，外朝华盖、谨身、文华、武英、文渊几处殿阁中，各有因艺事称旨而挂职者，翰林院、工部营缮所和文思院也有隶属者，官衔则有各殿阁待诏、翰林待诏，营缮所丞、文思院使等，如文渊阁待诏陈运、翰林待诏腾用亨、翰林编修朱芾、工部营缮所丞郭纯等人。有的不授官而仅称供事内府、内廷供奉。其时的组织机构和职称升迁还不很完善，仍属初创阶段。 繁盛阶段（宣德至弘治时期） 明宣宗宣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画坛也十分活跃。宣宗朱瞻基雅好诗文书画，尤擅绘事，经常将御作书画赏赐臣下。皇帝的爱好与倡导，使明代院画日趋昌盛。宣宗以恢复两宋画院盛况为目标，除永乐时入的供奉的画家边文进、谢环、郭纯等人继续留任外，还从江浙一带广泛征召民间高手如周文靖、李在、马轼、倪端、商喜、孙隆、石锐等人，一时名家云集。供奉内廷画家除少数安排原机构外，大多隶属于仁智殿和武英殿。所授职衔也有所提高，尤其授以锦衣卫武官名衔，领薪俸而不司军职，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级别，官位都较高。 嗣后的成化朝朱见深、弘治朝朱祐樘，均擅长绘画，“宪庙、孝庙御笔，皆神像，上识以年月及宝”。当时画院内名家也很多，主要有林良、吕纪、吕文英、殷善、郭诩、王谔等人。隶属和授职治袭宣宗，院画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形成明“院体”的时代特色，宫廷绘画遂达到鼎盛时期。 衰落阶段（正德以后） 明武宗正德以后，随着朝廷的日趋腐败，以及画坛上“吴派”文人画的崛起，宫廷绘画日见衰败，至明中期后即销声匿迹。画院机构虽存，但各家寥落，大多属于滥以充数者。由于明代画院主要靠荐举选召人才，无严格考试制度，前期荐举循规蹈矩，若徇情滥举便加惩罚，如宣德元年边景昭受贿荐举了陆悦、刘生两人，结果，边景昭被罢为民，陆、刘二人交刑部治罪。由于宫廷画家升迁无定制，多凭君王及主管宦官的好恶授官，自宪宗朝始，出现了命中官传旨而得官的“传奉官”，“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以后数罢数复，正德后即不可收拾。太监刘瑾专权时，文华殿书办张骏，骤擢至礼部尚书，连装潢匠役，亦授官秩滥以充数和滥授官职，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耻与为伍，画院杰才日稀。所知稍有名气者惟正德朝朱端、万历朝吴彬、崇祯朝文震亨，但他们的取材和画风都已游离于“院体”，个人面貌也殊少新意，在画坛几乎不起影响。 明代宫廷绘画的机构职衔明代虽未正式建立类似宋代翰林书画院的机构，但确有不少画家入内廷供奉，并安置在有关机构；虽在考核、升迁、授职等方面无衡定制度，但也有专门的挂职机构。因此，应该承认明代有画院组织。据史籍记载，明初已有“画院”称谓出现，永乐至弘治年间的丘濬（1418—1495年）在一首题林良《画鹰图》的诗中即曰：“仁智殿前开画院，岁费鹅溪干匹绢。”同时期的徐有贞（1407—1472年）在“题肖节之所藏张子俊山图”诗中亦说：“先皇（明成祖朱棣）在御求名画，画院人人起声价。”尔后的画史更屡次提及画院，如朱谋至《画史会要》记：“周元素，太仓人，高庙取入画院。”钱肃乐《太仓州志》记：“范暹，字启东，画翎毛花竹。永乐中入画院。”诚然，明代的画院在机构、制度、授职等方面均不同于宋代，也不及宋代正规和完备，故画院也不如宋代兴盛。对此，前人亦已明察，明于慎行在《谷城山馆文集》中即曰：“宋徽宗立书画学，书学即今文华殿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殿待诏诸臣。然彼时以此立学，有考校，今只以中官颂之，不关艺院。” 明代宫廷书画的活动机构明代供奉内廷的书画家，在多活动在文华、武英、仁智三殿，此三殿可视为与宋代翰林书画院同等性质的机构。 文华殿文华殿为皇帝与皇太子讲读之所。内阁阁臣为皇帝讲解经史，或陪皇太子读书、召见大臣，皆御文华殿。由翰林院典藏的内府图书，亦存于文华殿内阁史馆。另外，它亦是皇帝祀典之前，在宫内斋戒期的寝室。 文华殿设中书房，有掌房官一员，散官十余员，“系司礼监监工年老资深者挨转，专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肩柄等件，承旨发写，完日奏进御前。”可见其管理机构为司礼监。文华殿中书为能书之中书舍人，值于文华殿，备皇帝宣写门联、年帖之类，东房中书舍人，另职掌奉旨书写书籍。他们又称“文华门耳房书办”，其地位稍次于两房阁臣中书（即文渊阁和内阁中书舍人）。书办是官名，掌文书善事，从事翰墨，为皇帝近臣。书办的选用和晋升，有一定制度，《明会典》卷五“吏部四”记载：“凡文华殿书办，例以善书监生儒士选补，食粮三年，司礼监题送吏部授职。凡武英、仁智殿书办，旧例于御用监食粮办事，十年给冠带，又五年授鸿胪寺序班（从九品，掌宾客吉凶仪礼），仍旧办事。”但以艺事供奉的书办，如文华、武英殿中书，通常可先期乞恩免考核。到明代后期，入直文华、武英殿的中书舍人，多因祖先官职恩荫，无甚技艺，有的甚至以钱财买爵，考核徒有虚名，水准日益下降，此职也为人所轻。 文华殿以善书者供职为主，但也有少数画家供奉此殿，如纪镇为直文华殿锦衣都指挥，刘节为直文华殿锦衣指挥。 武英殿武英殿是君臣讨论政事之所，也是朝廷储存书画之处，还负责制作提供御用礼仪物品，“一应本监刊刻书箓，并屏障攘角，以及鞭扇、陈设、绘画之事，悉以委之。”（其管理机构为御用监。依此职能，供奉此殿者多为画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一记述：“文化殿有直殿中书，择能书者居之；武英殿有待诏，择能画者居之，如宋之书画学是也。”可知明代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职能，相当于宋代的翰林书画院。 武英殿画士的职责，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中有具体记载：“御用监武英殿画士所画锦盆堆，则名花杂果；或贷郎担，则百物毕陈；或将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曲，选整套者，分编题目，画成围屏，按节令安设。”可知画家创作多属装饰御用器物和殿壁的图画，包括花鸟、人物、山水等题材。 明代画士的来源，一为推荐，二为世袭或荫举；三为师徒相传。一般都因一时之需而由民间征召，先由朝廷近臣或地方官吏推荐，入宫后通过考核再予以录用。画士、艺匠被分配在各殿服务，经常轮番而不固定一处。通常称为“直某某殿待诏”，授官者则另有职衔，如锦衣卫指挥、千户、百户、镇抚，或营缮所丞、文思院副使等。 武英殿也安排少数的中书舍人，即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职掌奉指录写册皇、图书、册页等，与文华殿中书合称“两殿中书舍人”。 仁智殿仁智殿在武英殿北，为明代皇后受朝贺及列帝列后棺梓未葬前停置之所，也是画家、艺匠事创作活动的场所，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仁智等殿官”所记：“凡杂流以技艺进者，俱隶仁智殿，自在文华殿、武英殿之外。”故此殿也类似宋代翰林书画院机构。 仁智殿亦属“御用监”管辖，刘若愚《酌中志》记：“仁智殿有掌殿监工一员，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亦犹中书之于文华殿中书也。”永乐至成化年间，宫廷画家多直于仁智殿，如永乐时的上官伯达、边景昭，宣德时的谢环、石锐、周文靖，正统、景泰间的王臣、安政文，成化朝的黄济、詹林宁、许伯明等。 明代宫廷书画的管理机构明代宫廷书画的主要活动机构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分别隶属于司礼监和御用监管理，“若文武两殿本自有别，文华为司礼监提调，与提督本殿大珰（宦官）相见，但用师生礼。武英殿中书官，先朝本不曾设，其在今日，则属御用监管辖。”司礼监和御用监，均为内官署宦官十二监之一，也就是说，明代宫廷书画家是在太监管理之下为皇帝服务的。 司礼监该监为十二监之首，职权较大，负责监督、管理皇城的仪礼、刑法、关防门禁，并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还控制东厂、锦衣卫，为宦官的总管所，相当于外廷的内阁，人称为“内相”。它也是宫廷里管理内府书画的主要机构，吕宓《明宫史》“司礼监”记：“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于本衙门居住，职掌古今书籍、册叶、手卷、笔、砚、墨、绫纱、绢布、纸札，各有库储之。选监工之老成勤勉者，掌其锁钥。”监工中年老资深者，亦任文华殿掌房官。 御用监该监是负责帝王御用器物的部门，《明史》“职官志”记载：“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典簿、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直武英、仁智殿的宫廷画家，均隶属御用监管辖。 明代宫廷画家所授锦衣卫武职明代宫廷画家和艺匠，在宫内三殿从事创作活动，月给俸粮，各司其事。但要授以官职，则另有安排，宣德以后主要安排在锦衣卫任武职，然仅领俸禄，不师其职。 锦衣卫是皇室的禁卫军，据《明史》“职官志五”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威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和各地所设卫所，卫所军官分世官和流官两种，世官指世袭出身的军官，官职分九等，即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卫镇抚（从五品）、实授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所镇抚（从六品）。宫廷画家的职衔基本上都属于世官之类，由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亲自决定，若祖孙、父子、兄弟能书善画，也可以世袭，清胡敬《国朝院画录》即指出：“明多假以锦衣卫衔，以绘技画工概授武职，经准袭替，其失也滥。” 锦衣卫由于“恩荫寄禄无常员”，故皇帝可以随时授宫廷画家以锦衣卫武职，画院鼎盛时期，许多著名画家均任此职，如宣宗朝授商喜指挥，谢环千户，周鼎、郑时敏镇扰；宪宗、孝宗朝，授吕纪、林良、林郊、张玘指挥，王谔千户，吴伟百户，马时旸镇抚。这种授官制度虽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但由于名实不符，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曾多次上疏直谏，如弘治朝兵部尚书马文升言：“祖宗设武阶以待军功，非有临战斩获者不得轻授。今传奉指挥张玘辈，特画工耳，岁有俸，月有廪，亦既可偿其劳，或优宠之，赏以金帛，荣以冠带足矣。今竟概铨武秩，悉注锦衣，准其袭替，则介胄之士，冲冒矢石，着绩边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幸门一开，恐不足为天下劝。”正德以后因滥加封赏，厂、卫名声又狼藉，宫廷画家更被人们鄙夷，有识之士耻与为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记载：“正德初，逆谨用事，时有工部主事徐子照者，亦起家进士，挟册与杂流并试，得升光禄少卿，供事于文华殿之中书房，士林贱之，不齿之缙绅焉。” 宫廷画家其它任职机构明代宫廷画家除授以锦衣卫武职外，也有分属工部管辖的营缮所、文思院等行政机构，以供职领薪。 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理天下百工山泽之政令，下设五小厂，其中营缮所为木工，文思院为丝工，官职有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文思院副使（从九品）。由于品级较低，一般都由艺匠担任，多数画家初人宫廷也授以此职，受皇帝宠渥后再改授官阶较高的锦衣卫武职。如郭纯永乐初诏至宫中，任工部营缮所丞，仁宗时升翰林院阁门使（正六品），宣德间改锦衣卫镇抚（从五品）；林良于弘治时技授工部营缮所丞，后转升锦衣卫指挥。 明代宫廷绘画的艺术特色历代宫廷绘画作为“御用美术”，都带有明显的政教功能，并适应帝王的好尚。明代宫廷绘画也不例外。在明朝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制约下，“院画”的题材内容和“院体”的风格样式，也呈现出不同于前朝的时代特色。概括而言，题材比较广泛；画法主宗两宋院体，呈融合或多元风貌；审美意趣则在皇家气息中掺入世俗格调，具较多故事性、趣味性和装饰性。具体说来，人物画强调宣教功能，富故事情节，画风多样而少新创；山水画兼取南宋马、夏和北宋李、郭，呈南、北宋融合趋向；花鸟画承绪黄筌、徐崇嗣、崔白及宋元水墨花鸟画等不同流派，在工笔重彩、设色没骨、水墨写意等画法上都有所创新变格。 人物画明代宫廷人物画为政治服务，主要借助古代历史故事，宣扬武功文德，藉古人之业绩来讴歌当朝，或以示鉴戒，最流行的题材为前代知人善任的明君、高风亮节的贤达、勇武忠贞的将臣。另外，为皇帝服务的帝王肖像画和宫中行乐图也颇为盛行；随着宫殿庙宇的大量兴建，道释神仙画也相当普遍。其它则是沿袭传统的题材，如传说故事、文人逸事、风俗世情画等。 历史故事画中，颂扬前朝知人善任的明君，旨在表彰当朝选贤任良的德政，代表作有刘俊的《雪夜访普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宋太祖赵匡胤雪夜拜访赵普、共商一统大业的历史故实；倪端的《聘庞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刻划三国时期荆州刺史刘表礼贤下士、亲躬聘请隐士庞德公出山的故事。褒扬高风亮节的贤达，主要是指历代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或隐逸名流，藉此来表露当今皇上对贤才的渴求，代表作有王仲玉的《陶渊明像》轴、朱瞻基的《武侯高卧图》卷（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表彰勇武忠贞的将臣，则寓有勉励臣民仿效古人竭尽臣节、建功立业之意，代表作有商喜《关羽擒将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薰殿历代贤臣像等。 帝后肖像画主要用于留影、纪念和奉祀，为显示出帝王超群不凡的相貌，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慑天下的气势，大部分帝后像都带有一定的美化或神化成分，如诸多明代帝后朝服像，均正面端坐，衣冠整肃，笔法工细，敷色华丽，画幅巨大。有些帝王的外貌特征具较强写实性，如诸多明宣宗像均体态壮实，面相半润，虬髯短须，气宇英武。至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现相貌截然不同的两种肖像，即“端庄”之像和怪异“猪相”，则属于一种特例，后者被称为“疑相”，或是为神化自己，以图谋天下，或有意丑化自己，以混淆视听，它与朱元璋为获取政权的政治需要和生性多疑的性格特点有紧密关系，随着其时、其人的逝去，这类疑像再也不曾在画史上出现。 帝王行乐图既反映皇室宫廷生活，又兼具帝王肖像画性质。由于展现一定的生活情景，旨在抒写生活情趣，因此，手法比较写实，具一定情节性，帝王形象也较为活跃生动。其折射现实的历史价值较高。存世的主要是宣宗时期作品，按题材可分为行乐、出猎两类。行乐图代表作有商喜的《宣宗行乐图》轴、明人《宣宗行乐图》卷（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出猎图代表作有周全的《射雉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人《宣宗射猎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多，然描写臣僚聚会的雅集图却盛行一时，其艺术表现也改变了以往着重渲染雅集气氛和文人情趣、不甚注意人物形貌刻划的格式，而带有浓郁的肖像画性质，不仅真实地描绘了与会者的不同外貌特征，还细微地描画出官服纹饰，并按官阶加以组合和定位，鲜明地表达了各人的身份、地位和气质，使雅集图成为形象的史实记载。创此样式的为谢环《杏园雅集图》卷（镇江市博物馆藏），作品具体再现了正统二年（1437）春三月朔，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在杨荣府邸杏园聚会情景，具重要历史价值。继此样式者尚有吕纪、吕文英的《竹园寿集图》卷、明人《五同会图像》卷（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明代宫廷人物画的艺术形式，偏重于以写实的手法，精确地表现物象的外在体貌，追求情节的趣味性和画面的装饰性，而在披露人物的内心世界、针砭现实的思想深度、倾注画家的真实感情等方面，却显得比较表面、肤浅，缺乏像宋画那样激动人心或发人深思的力作。其画法风格主要承继两宋“院体”，也受前代诸名家影响。有取自唐代吴道子传统的，如商喜《关羽擒将图》中的铁线描和■菜描；有宗北宋李公麟白描法的，如王仲玉《陶渊明像》中的兰叶描；有仿元代颜辉风貌的，如黄济的《励剑图》。南宋“院体”最盛行，宗李唐、刘松年比较工整谨严。繁复缤纷的有刘俊《雪夜访普图》、商喜《宣宗行乐图》、史文《松荫抚琴图》；而马远、夏圭比较劲健奔放、疏简清淡一路的，则见之于朱见深《岁朝佳兆图》、朱端《弘农渡虎图》等。 山水画明代宫廷山水画，随着画院制度的变迁，呈现较显明的阶段性，分为初创和鼎盛两时期。 明初，应征入宫的画家多由元入明，元代盛行的文人画对他们影响很大，并带入明初画院，如赵原、盛著、郭纯、朱芾、卓迪等人，多宗法元四家、盛懋，并上追五代董、王。赵原存世作有《临董源夏山读书图》轴、《合溪草堂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均宗董源；盛著的《秋江独钓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极似其叔盛懋画风；郭纯的《赤壁图》轴（首都博物馆藏）在盛懋画法中兼具北宋李、郭树石；卓迪的《修禊图》卷亦主宋元人。 北宋李、郭山水派系在元代占一席之地，故明初宫内也有追随者，如茹洪、郭纯。而元代销声匿迹的南宋马、夏山水，在明初亦遭排斥，明成祖即“辄斥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 宣德至弘治画院鼎盛时期，一大批江浙地区擅长南宋马、夏画法的画家进入画院，如戴进、倪端、王谔等，他们技艺精湛，遂使南宋“院体”画风很快得以传播和流行，其中代表画家为王谔，明孝宗曾赞曰：“王谔，今之马远也。”存世的《江阁远眺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对角线的构图、虚实相生的境界、精严的结构造型、劲健的用笔、洗练的大斧皴、浓淡有致的墨色，均深得马远遗韵。同时北宋李、郭流派也获得进一步拓展，如朱端是正德年间画家，风格很接近北宋郭熙，所作《烟江远眺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景山水兼具三远（高远、深远、平远），呈李、郭派气势。蟹爪树枝、赠嵯山石、劲利笔锋、精细勾染，更带郭熙体貌。他堪称宫廷山水画家中主宗李、郭的代表。进而形成融南、北宋于一体的画风，代表画家为李在，其“细润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圭、马远”，《阔渚晴峰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即极似郭熙，以至被挖去原款添上“郭熙”名款而冒充宋画；《圯上授书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特写取景，运大斧劈皴，施折芦描，又近似马远；《山水》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则融南、北宋于一炉，高远的景致、突兀的山势、蟹爪的树枝，具郭熙体貌，粗壮的用笔、劲健的皴法，又取自马远。这种融合趋势，在诸多宫廷画家山水中均可窥见，然两者的结合尚未显成熟，故新意不足。 花鸟画明代宫廷花鸟画的艺术成就最引人注目，不仅形成多种风格样式，还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代表画家有边景昭、孙隆、林良、吕纪。 边景昭的工笔重彩花鸟边景昭是永乐、宣德时画家，任武英殿待诏，工花鸟，主要继承宋代“院体”传统，宗黄鉴的工笔写生法，并有一定新创。其花鸟，精微而不失于工板，优美而不流于柔媚，在工谨妍丽之中传达出雍容浑朴的气质，被誉为“当代边鸾”。 存世代表作有《三友百禽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松、竹、梅为背景，布置各类禽鸟百只，隐喻百官朝拜天子，呈现顺承天意之象，属吉祥瑞应装饰画。画面百禽刻划细致入微，品类一一可辨，情态又生动活泼；松竹梅则较洗练，用笔亦劲健，并以水墨为主，使全幅在艳丽之中兼具清雅之韵。 孙隆的设色没骨花鸟孙隆在宣德年间入宫供奉，后任新安知府。“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图法，饶有生趣。”他的设色没骨法，既渊源干徐崇嗣、赵昌，又吸收了南宋梁楷、法常的水墨写意法和元代王渊、张中的设色写意法，遂形成了墨色相兼、没骨写意的新画风，在宫廷花鸟画中自成一派。 孙隆运用没骨法，还富有多种变化，或侧重用墨，或主要敷色，或纯作写意，或兼施勾勒，然都具野逸之趣。如《芙蓉游鹅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设色没骨法为主，芙蓉湖石施以阔笔写意，游鹅在没骨中稍加勾勒，工写结合，饶有生趣。《雪禽梅竹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水墨写意法为主，略施淡彩，天空用花青入墨晕染，留白呈积雪，梅枝作粗笔勾皴，山石坡陀施泼墨法，白鸽则依仗暗色背景显出轮廓，略加勾勒。这种写意兼没骨的画法，也有别于一般水墨写意画而自具特色。 林良的水墨写意花鸟林良是成化、弘治年间宫廷画家，官锦衣指挥，所作花鸟有工笔设色和水墨写意两种，而以水墨画著称，并自成一派。他的画法源自宋代“院体”，但更多吸取南宋放纵简括的画风，也受劲健狂逸的“浙派”一定影响，还兼融草书。取材多为雄健壮阔或天趣盎然的自然物象，如苍鹰、芦雁、寒鸦、麻雀、雉鸡、喜鹊等禽鸟，以及苍松、古树、芦荻、灌丛等野生草木。以道劲纵逸、气势雄阔的笔墨，来表现富勇猛、野逸之趣的生物，两者结合恰当完美，生动传神，如姜绍书《无声诗史》所曰：“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唼容兴之态，颇见清远。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然而，他的水墨写意法，亦非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所绘物象的造型仍很准确，类属品种一一可辨；在一抹阔笔之中，也时时补以较细的勾勒，以显现结构。因此，他的写意花鸟，迅捷而不失沉稳，纵放之中寓法度，求神韵亦不离形似，野逸而不入粗俗，故得以在画院内流行。 林良的存世作品以水墨写意画居多，代表作品有《双鹰图》轴、《松鹤园》（均广东省博物馆藏）、《芦雁图》轴、《灌木丛禽图》卷（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这些画中，禽鸟一般都用劲笔重墨勾画出结构轮廓，间以淡墨渲染，显得形体坚实，羽翼丰满，真实而又生动。树石背景多用阔笔泼墨勾皴点染，自由飞动，粗简泼辣。这种粗中有细、放而有度、劲健中含工秀、气势雄强又各具秉性的画风，反映了他的典型面貌。 吕纪的工写相兼花鸟吕纪是弘治年间宫廷画家，官至锦衣指挥。他的花鸟，“初学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始臻其妙。”（19）综合有关记载，他入宫前主宗边景昭的工笔重彩花鸟，至画院初曾仿效林良的水墨写意法，后临摹唐宋名画，遂形成自身风格。作品有粗细两种面貌，而以工笔设色法著称。所绘多为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色泽斑烂的珍禽，作精细勾勒和艳色晕染，背景则补以悬崖古木、坡岸巨石、滩诸流泉等壮景，并施以雄健笔法和淋漓水墨。绚丽与清雅、华贵与野逸有机地融为一体，工笔和写意，色彩和水墨和谐地结合，使作品在精丽之中别具雄阔气势，创立了新的体格，有“独步当代”之誉。 吕纪的工笔设色花鸟画代表作，有《桂菊山禽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禽、花卉勾勒精细，形体准确，敷色鲜丽，树干、湖石用线劲健，皴染粗犷，墨色浓重。粗细结合，笔工而文，色缛而雅，反映了他的典型风格。《秋鹭芙蓉图》轴、《秋渚水禽图》轴（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属于工整一路花鸟。 吕纪另一路水墨写意画，在简练奔放中，亦时见精细的勾勒和严谨的造型，放逸而不离法度，形与神、质与势兼备，如《残荷鹰鹭图》轴、《鹰鹊图》轴（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寒雪山鸡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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