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肇钧，土力学家，铁路路基土工技术主要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土的基本性质及特殊土地区筑路技术的研究。在他主持下，在中国最早阐明了硫酸盐渍土的松胀特性及其对路基稳定性的影响；提出了新型锚定板挡土结构及其相应的计算理论；首先获得了膨胀土强度变化的规律，并发现非饱和土的吸附强度与膨胀压力的相互关系。他长期领导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对推动土力学学科和岩土工程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基本资料

生平简历

生平简介(青少年时期 建设祖国)

主要贡献(中国铁路路基土工技术的开拓者 对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学术工作的主要贡献)

主要论著

卢肇钧家族的四代留洋路(“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基本资料

姓名：卢肇钧职业：研究员

籍贯：福建福州人

出生于：1917年

称号：中国土木工程专家，土力学及基础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历：1941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土力学科学硕士。

生平简历

1917年11月17日 生于河南郑州市（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36-1941年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

1941-1944年 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助理工程师。

1944-1945年 任滇缅公路工程局助理工程师。

1945-1947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7-1948年 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从事研究土力学，获科学硕士学位。

1948-1950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力学博士研究生兼助理研究员。

1950年-现在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土工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院学术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

1957-1979年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工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1979-1990年 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1979-1986）、理事长（1986-1990）。

1985-1991年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土木建筑学组组员。

1987-1990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学组第二届委员。

1991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平简介

青少年时期

卢肇钧，1917年11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父亲卢学孟，曾留学法国，当时在郑州任陇海铁路局长。母亲陈复生，上海市人。卢6岁时随父母迁居北平，1930年入三基初级中学，1933年入汇文高级中学，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物理系各借读半年。1938年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联合）就学土木系，1941 年毕业。

建设祖国

1941年至1945年卢肇钧在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及滇缅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师，先后在昆明、贵阳及重庆等地从事钢桥和悬索桥设计，在滇西云县、公郎、弥渡等地从事公路设计及施工。1945年回清华大学土木系任助教，讲授材料试验及结构设计，并协助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的复校建设工作。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1947至1950年期间，卢肇钧在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学硕士学位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土力学研究室为博士研究生并兼任助理研究员，在近代土力学的创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土力学研究工作。当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土力学研究曾被世界一致公认为近代土力学最高权威的学府，他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还作为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波士顿地区的联络人，积极宣传、动员留美学生返回祖国贡献力量，参加建设。1950年秋因朝鲜战争爆发，卢提出辞职并准备返回祖国，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工作，但怀有浓厚爱国感情的卢肇钧，婉言辞谢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

自1950年10月起先后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土工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并曾兼任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长期从事土的基本性质研究和特殊土地区筑路技术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贡献

主要成就与贡献有：膨胀土的强度及其稳定性研究；首创锚定板挡土结构，并编写《旱桥锚定板桥台设计原则》、《锚定板挡土墙设计原则》；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出排水砂井处理饱和软粘土地基，查明盐渍土的工程性质，并制定了试验标准和设计原则，已纳入铁路设计规范。曾担任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主编过土木工程类专著。

中国铁路路基土工技术的开拓者

卢肇均1950年回国后，利用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获得的基础理论和训练，一直从事我国新建铁路沿线各种土的力学性质和特殊土地区筑路技术的研究，是我国铁路路基土工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几十年来，他不停地奔忙在中国铁路新线建设的土地上，为解决和研究铁路建设中的路基土工技术问题而努力。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他建立了中国铁路的第一个土工试验研究室，以此为基地组织培训了一支精干的试验研究队伍。在50年代初期，为各个铁路勘测设计院和工程局培训了许多土工试验和岩土工程技术人员，并协助各铁路局普遍建立了土工试验室，从而提高了新建铁路路基的勘探、设计和施工的质量。

1953年，当兰（州）新（疆）铁路新线勘测队初次进入甘肃省河西走廓地带时，我国西部干旱地区特有的盐渍土问题成为筑路工程中的难题。该地区每年春季有许多路面软化，夏秋松胀，使车辆难以通行，当地人称之为“橡皮地”。卢肇钧自1954年开始主持这项研究工作，亲自深入到河西走廓等盐渍土地区，调查各种道路病害现象与当地的土质气象及水文地质的关系，提出了《兰新线张掖地区盐渍土路基的初步研究报告》。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盐渍土的松胀变形的机理，又与当时的助理研究员杨灿文合作，对多种不同成份盐渍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了室内控制条件的系统试验研究，在1956年共同提出了《盐渍土工程性质的研究》报告，并制定了针对盐渍土路基的判别试验标准和设计原则，纳入铁路设计规范，从而基本解决了我国盐渍土地区筑路技术问题。

我国沿海各省分布有大量的饱和软粘土地层。在这种地层上修筑的铁路路基和建筑物经常下沉甚至发生突然性地沉陷破坏。卢肇钧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主持这项研究，在我国最早成功地采用排水砂井处理软土地基，研究制定了对软土地基的判别试验标准和设计原则。1959年发表了《关于软土地基的抗剪强度指标和稳定分析》，并于1962年又发表了《软土内摩擦角和塑性指数的关系》。这两篇论文初步提出了他个人的学术见解，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将他逐渐引向80年代对膨胀土和非饱和土抗剪强度特性的系统性研究。膨胀土和裂土是我国中南和西南许多省区大量存在的特殊土问题，而且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存在的问题，引起许多路基塌滑和房屋开裂变形。在80年代后期卢肇钧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裂土基本特性及其在路堤、路堑、边坡工程中应用技术条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负责非饱和土的基本性质的研究，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膨胀土的强度及其稳定性以及非饱和土强度特性等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项目于1989年列为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90年又被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研究中心”（IDRC）列为中加交流合作的资助研究项目。现已取得有关膨胀土强度变化的规律性质及非饱和土凝聚力与其膨胀压力相互关系等新发现，并已发表了《土的变形破坏机理和土力学计算理论问题》（1989），《对粘性土内摩擦角的探讨》（1991）和《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与膨胀压力》（1992）等论文，提出了全面重视自然现象的学术观点，并提倡对非饱和土的膨胀压力开展研究。

除上述对于土的基本性质和筑路技术等方面研究外，卢肇钧还在70年代铁道部的新型支挡结构的科研项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锚定板挡土结构型式及其相应的计算理论。它具有结构轻、柔性大、能节约建筑材料并能适应承载力较低的地基等特点。经十多年的大量研究和试用后，先行总结编写了《旱桥锚定板桥台设计原则》和《锚定板挡土墙设计原则》并已列入有关设计规范。其中提出的锚定板承载力的临界深度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注意。这种结构型式已被许多部门采用，在国外发表时被称为中国特色的新结构。日本土质工学会曾作介绍并得到重视。

对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卢肇钧毕生致力于建立和领导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土工研究室。在他的主持下土工研究室对新中国铁路建设中遇到的某些重大路基土工问题，如黄土路堑边坡的稳定性、路基翻浆、下沉、挡土墙土压力、软土路基的稳定和沉降、桩基承载力以及地基加固等课题，分别进行了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大量很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论文报告，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人员和数十名硕士及博士。不但对我国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全国的岩土工程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土工室已成为全国土力学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于1957年开始组建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于当年参加了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组织并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该委员会由茅以升首任主任委员，卢肇钧任秘书长。挂靠在铁科院土工室，积极推动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科的发展。1962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1966年在武昌召开了第二届学术会议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会工作中断。

对学术工作的主要贡献

1979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恢复活动后，成立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并推选卢肇钧为常务副理事长（黄文熙先生为第一届理事长），1986年又选举卢肇钧为第二届理事长。他主持领导学会工作共十一年（1979-1990），在此期间对学术工作的主要贡献有：

1、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三届（1979年在杭州）、第四届（1983年在武昌）、第五届（1987年在厦门）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并组织出版了各次会议的论文选集。

2、组织我国的学术论文和代表团出席了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第十届（1981年在Stockhom）和第十一届（1985 年在San Francisco）国际大会，并代表我国学会出席了国际土力学协会的执行委员会。

3、1988年首次在我国北京召开了有30多个国家学者参加的“北京国际区域性土的工程问题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4、为了推动我国建筑业地基加固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成立了《地基处理学术委员会》，组织学术讨论，出版地基处理学术刊物，并集中全国有关专家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经验共同编写出版了《地基处理手册》。这个手册极受国内建筑界的欢迎，被评为1988年的优秀图书之一。

5、主编《中国土木工程指南》的第四篇“土工与地基基础”，作为学会对我国工程师的指导手册，并在其中论述了“土的变形破坏机理和土力学计算理论问题”，阐明对复杂的土力学问题应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全面考虑，并应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主要论著

1 卢肇钧等.兰新线张掖地区盐渍土路基的研究报告.铁道研究通讯，1954.

2 卢肇钧，杨灿文.盐渍土工程性质的研究.铁道研究通讯，1956.

3 卢肇钧.关于软土地基的抗剪强度指标和稳定分析，路基土工研究第1集.北京：人民铁道出版社，1959.

4 卢肇钧.路基、土压力和特种土的性质（综合报告），第一届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64.

5 卢肇钧，杨伟.软土内摩擦角与塑性指数的关系，第一届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1964.

6 卢肇钧，饶鸿雁.土压力和边坡稳定（综合报告），第三届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7 Lu, Z. J. etal. Anchor Slab Structure Retains Earth Fill (锚定板结构挡土). Proc. of 10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 Engineering, Stockholm: 1981.

8 Lu, Z. J. e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Anchor Slabs (锚定板的承载能力). Proc. of 11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Soil Mechanics and Foundtion Engineering, San Francisco: 1985.

9 卢肇钧，吴肖茗.锚杆技术在城市交通工程中的应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6.

10 卢肇钧.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8.

11 曾国熙，卢肇钧等主编.地基处理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2 Lu，Z.J.etal.Shear Strength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cted Expansive Soils（膨胀性压实土的强度特性）.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on the Engineering Problem of Regional Soils，Beijing：1988.

13 卢肇钧主编.地基处理新技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14 卢肇钧主编.锚定板挡土结构.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9.

15 卢肇钧.土的变形破坏机理和土力学计算理论问题.岩土工程学报，Vol 11，No6.1989.

16 卢肇钧，曾昭群.对粘性土内摩擦角的探讨，第六届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17 卢肇钧，陈仲颐，曾国熙主编.中国土木工程指南第四篇，土工与地基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18 卢肇钧等.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与膨胀压力.岩土工程学报，1992，14（3）.

卢肇钧家族的四代留洋路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