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县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该县经济向以农业为主。

中文名：娄县

位置：江苏昆山东北

农作物：水稻

景点：华亭

疁县、娄县、昆山(疁县、娄县 远大于今昆山市的昆山县 与今昆山市大体吻合的昆山县)

华亭、松江、上海

关于名字

经济发展

历史沿革(土地改革 解放战争 新的方针)

其他副业

财政税收

道路交通

文化教育

疁县、娄县、昆山

疁县、娄县

新石器时期，昆山地方已有人类活动。

夏、商时期，地属扬州。

周时地称娄邑（见载于清代《昆山县志》），属吴国。

战国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越灭吴，地属越国。楚威王（前339年-前329年）灭越，地属楚国。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置疁县，属会稽郡——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在吴、越故地置会稽郡，以吴县（今苏州市区）为郡治（首府）。会稽郡辖疁县、由拳县（三国孙权时期改称禾兴县、嘉兴县）和海盐县。疁县县治在今昆山城中心东北3里。

公元前207年，西汉改疁县为娄县。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娄县属荆国。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荆国除，娄县属会稽郡。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立刘濞为吴王，治荆国旧地，娄县属吴国。景帝四年（前153年），吴国废，立刘非为江都王，治吴国旧地，娄县属江都国（见《汉书》、《史记》、《晋书》）。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江都国废，娄县属会稽郡。王莽始建国年间（公元9-13年），娄县更名娄治，属会稽郡。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复名娄县，仍属会稽郡。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置吴郡，娄县属吴郡。

三国、晋、南朝宋齐，娄县属吴郡。

南梁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设信义郡，分娄县置信义县，属信义郡，余下的娄县仍属吴郡。

远大于今昆山市的昆山县

南梁大同三年（536年），娄县改名昆山县，改属信义郡，昆山县范围大致与秦疁县相同。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开皇九年（589年），废信义郡、信义县、昆山县，两县地归苏州（此时苏州已得名）。开皇十八年（598年），复置昆山县，属苏州。大业元年（605年），苏州改为吴州；大业三年（607年），吴州改为吴郡，昆山均为属县。

唐武德四年（621年），吴郡改为苏州；天宝元年（742年），苏州复为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吴郡为苏州，昆山均为属县。 期间天宝十年（751年）分昆山县南部、嘉兴县东部、海盐县东北部置华亭县（后松江、上海）。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钱镠为吴越王，昆山属吴越国苏州。

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吴越置中吴军治苏州，昆山属苏州。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除，改苏州为平江军，昆山属平江军。政和三年（1113年），升平江军为平江府，昆山属平江府。

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1月），析两浙西路平江府昆山县东部春申乡、临江乡、安亭乡、平乐乡、醋塘乡共5乡，置嘉定县（以年号为名）。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平江府为平江路，昆山属平江路。元贞元年（1295年）因户口增多，升昆山县为昆山州，仍属江浙行省平江路。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取平江路，改称隆平府，昆山县属隆平府。次年，张士诚降元，隆平府复为平江路，昆山州属平江路。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平江路改为苏州府，昆山州属苏州府。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昆山州为县，仍属苏州府。

与今昆山市大体吻合的昆山县

明弘治十年（1497年），析昆山新安、惠安、湖川3乡建太仓州。余下的昆山县仍属苏州府管辖（其范围已与今昆山市基本吻合）。

华亭、松江、上海

松江区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据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先民们就在九峰一带劳动生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东吴名将陆逊以功封华亭侯，华亭始见于史志。唐天宝十年（751年），分昆山县南部、嘉兴县东部、海盐县东北部置华亭县。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演变为松江府，下辖7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1厅（川沙）。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华亭、娄县合并为华亭县。民国3年改称松江县。解放后，松江县隶松江专区。1958年3月，松江专区撤销，改隶苏州专区；同年11月由江苏划归上海。

1988年全县面积605.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99万亩，水面9.06万亩。全县总人口496771人（男246859，女249912），其中松江镇84956人。

县城东北距上海中心人民广场约40公里。县境东与上海县、闵行区、奉贤区为邻，南、西南与金山县交界，西、北与青浦区接壤。1988年辖3镇、18乡。

本县地处太湖流域碟形洼地底部，境内地势平坦，东、南部略高，西、北部低洼，为长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有十几座小山丘。黄浦江三大源流在本县南部汇合，东流出境。境内河渠纵横，池塘众多，是典型的水网地带。所有河流均系感潮河道，每昼夜涨、落各2次。黄浦江（米市渡）最高水位为吴淞零上3.8米；警戒水位3.3米，危险水位3.5米。

本县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受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年平均气温15.4℃，最高气温38.2℃，最低气温零下10.5℃，无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日137天。6～7月有梅雨，平均20天左右。夏秋常有台风过境，平均每年1.5次。局部地区有时有龙卷风、冰雹为害。秋冬多雾。易涝少旱。

本县的香粳米、四鳃鲈鱼、佘山兰花笋、黄桃、绿茶、草长浜红菱、兰花小茄、泖河大蟹等，称誉古今。解放后，由陈永康培育的“老来青”稻谷，曾扬名中外，为我国水稻增产发挥过重要作用。

悠久的历史，遗留下大量文物古迹。松江县城中有：唐代陀罗尼经幢，宋代兴圣教寺塔（方塔）、望仙桥，以及始建于宋，明代重建的云间第一桥（跨塘桥），元代云间第一楼、清真寺，明代砖雕照壁、西林塔、葆素堂、颐园、大仓桥、《急就章》碑，清代醉白池、兰瑞堂（楠木厅）、邱家湾天主堂、遂养堂（张祥河宅）、陈化成祠等。乡间有汤村庙、广富林、姚家圈、平原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塔汇乡有始建于唐代的李塔；天马山、佘山有宋代护珠塔（斜塔）、秀道者塔；泗泾的南村，曾是元末学者陶宗仪寄居地；凤凰山有明代草书大家张弼墓；华阳桥有明代平倭墓碑；小昆山北荡湾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广富林有陈子龙墓等。九峰历来为重要名胜区，古代每峰都有“八景”、“十景”的记载。在西佘山上建于清代的天主堂、天文台，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重要景观。

关于名字

娄县——秦于今江苏昆山东北置娄县，南朝梁改信义县。清顺治年间，分松江府首县华亭置娄县，民国并入华亭，华亭旋又改名松江县。

经济发展

本县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县境西北一带出土的石犁、石镰、稻粒等物，证明早在5000年前本地已有水稻种植。历代府、县志载有水稻品种近40个，分粳、籼、糯三大类。民国25年（1936年），松江稻作试验场有水稻品种215个（粳稻109个、籼稻44个、糯稻62个）。其中香粳稻、薄稻等名产享誉古今。明末水稻亩产约1.5石（112.5公斤）；清代中叶约1.8石（135公斤）。民国23年粮食平均亩产137公斤，民国34年为118公斤。解放后，中共松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放在首要地位。1949年冬～1950年春，对多年失修的海塘及有关河道进行大修和治理，并逐年疏浚水害严重的河道，50年代新开人民河、通波塘城中段、油墩港南段和新五乡建设河，疏浚骨干河道30余条（段），挡住了海潮，增强了低洼地区防洪抗灾的能力。

历史沿革

土地改革

1950～1951年，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26万余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中农（主要是下中农）分配到约45万亩土地。“土改”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批农业生产互助组，到1952年参加互助组的已占农户总数的61.3%。早期组织互助组的先进分子中有城东陈永康，他通过多年“单穗传”培育的水稻“老来青”，在1951年，创单产716.5公斤的纪录。这一经验很快得到总结推广。1952年，全县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这时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本县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级社的已占总农户的85.01%。1956年春，初级社开始向高级社发展，很快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县99.14%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

1958年9月间，全县300余个尚未整顿巩固的高级社，在5天时间内，组建成17个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本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在农业生产中盲目提出“亩产万斤粮”等口号，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之出现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对人民公社作了调整，对无偿“平调”作了退赔。1960年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本县农业生产在继续治水改土的同时，积极发展机械化，改良品种，提高复种指数。1963年开始推行“麦、稻、稻”三熟制，当年粮食亩产达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达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种，改进田间管理，产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亩产分别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农业机械化从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进展，1965年全县已有拖拉机111台，手扶拖拉机92台，机引农具195台，机动脱粒机2252台，排灌电机651台，农机总动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势低洼少种低产的三麦，这时已占粮食总产的15%。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农村虽也受到影响，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农业生产、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增产措施，使农业产量仍有增长，但社员分配却较低。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1980年本县农村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5年，全县已有2773个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联户承包，或采取新经济联合体等形式。其中，有131个户均承包粮田45.5亩的种植大户，2200个养殖大户和26个新经济联合体。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农业生产服务体系。1978年后，农田降低夏种指数，恢复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的耕作制度。经过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上乡镇工业的兴起，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80年粮食亩产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创粮食亩产849公斤、棉花亩产98公斤的纪录，油菜籽高达144公斤。1988年三者亩产分别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28.8万吨，棉花、油菜籽也分别达到318.9万公斤和1828.8万公斤。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20.5万千瓦，农田机耕面积达99.3%，机电排灌面积达100%。本县为上海郊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解放战争

松江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攻下潼关的那年（880年），王腾据华亭反唐。元末农民大起义，松江人民积极支持“红巾军”占领松江。明万历年间，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横行乡里，群众愤起烧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进步知识分子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组建爱国文学团体“几社”，当清军南下、明朝复亡时，“几社”中人参加了抗清斗争。府城陷落后，李待问等义军数千人壮烈牺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陈子龙等也先后牺牲，徐孚远突围至福建，继续斗争，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发后，松江积极响应，组织学生军，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时，松江学生军敢死队参加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牺牲多人。“五四”运动中，松江涌现出侯绍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国12年（1923年）秋，侯绍裘成为松江第一名共产党员。民国15年，松江建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侯绍裘被推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侯绍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党员袁世钊、吴子喜、陆龙飞、顾桂龙等在新浜、枫泾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于民国17年在陈云领导下策动了枫泾暴动，失败后吴子喜、陆龙飞被捕牺牲，其他同志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民国19年后，顾桂龙、袁世钊等先后被捕牺牲，民国22年松江中共地下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党组织中止活动。民国26年11月9日松江沦陷。民国28年后，中共在和尚泾、叶榭、莘七、天昆地区重建地下组织，领导当地人民，配合新四军进行抗日斗争。有很多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部队，不少人为国捐躯。民国34年夏，新四军在泗泾、七宝、莘庄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泗宝区公所，这是中共在本县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同年7月，浦南爆发了反抗“军米”等斗争，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与领导，愤怒的群众一举惩办了伪镇长、保长等数十人。

解放战争中，中共地下党员始终在本地坚持斗争。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组织6个支部的128名党员，和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100余人武装队伍，与全县人民一起，配合解放军，胜利地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松江人民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作出了新的贡献。抗美援朝时，松江捐献飞机3架，900余名松江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79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1955～1985年，有1.9万余人应征入伍，在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有44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的方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工业企业开始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厂长负责制和生产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业发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县工业企业由1978年的484个增加到1399个，其中县办167个，乡镇（包括乡镇以下）办1118个，其他114个。乡镇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本县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1978年产值为1145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15%，工农业总产值的27.49%；1988年达到169121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3.04%，工农业总产值的63.38%。本县多层次的工业企业，已形成纺织、服装、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机械、电机、电子、电器等众多系列，产品有上千个品种，1988年总产值23153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266836万元的86.77%。

1958年本县划归上海后，县城被规划、辟建为市郊工业卫星城镇之一，一批部、市属工厂陆续迁入本县。1985年，县境内共有部、市属工厂21家，职工2万余人，总产值4亿余元。这些工厂分属冶金、铸造、机床、照相机等工业门类，通过联营、加工协作、技术指导、设备转让等形式，对县属和乡镇工业的发展起了支持促进的作用。

本县商业历来繁盛。县城是府治、县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粮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贡品集散转运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绅、富商集中于此，城乡流通渠道畅通，形成了较大的消费市场。在社会安定时期，一直能保持兴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县有坐商4126户、行商471户、摊贩2293户，共59个行业。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有32户私商直接过渡为国营企业；大部分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建成49个合营企业；还建立了174个合作商店，以及许多合作小组。一部分小商小贩、服务行业继续从事个体经营。此后几十年中，商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产、生活需求不断增长，商业也继续发展繁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49年为2578万元，1978年为17590万元，1988年达71754万元。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销售比例也有很大变化，1949年为95.69%和4.31%；1988年为73.37%和26.63%。80年代外贸发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8年出口产品总值46205万元，比1978年增长7.58倍。其中工业产品占87.83%，农副产品占12.17%。工业产品中，乡镇工业产品又占82.89%，达到33641万元；花边加工费从1971年的66万元增至2344万元。解放以来，集市贸易历经兴衰，1949年成交额为175万元，1978年为371万元，1988年增至6064万元。个体经济几经起落，1956年初对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县尚有个体工商业487户；1958年“大跃进”时期，不少个体户停止经营。1962年开放集市贸易，市场上又出现3000余个体户，经整顿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发证仅20户。80年代起，个体户逐年增加，1980年发证118户，1985年增至3205户，其中城镇678户，农村2527户，营业额341.45万元。1988年个体户数达3969户。

其他副业

副业（包括林、牧、渔业）生产，解放初期仍为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商品率很低。农业合作化后，集体副业、家庭副业同时并举。农村养猪，解放初期平均20亩田一头猪，1971年达到了“一亩田一头猪”，1979年饲养总量增至903739头。生猪上市量也大量增加，1971～1988年平均每年在30万头以上。80年代开挖了近万亩鱼塘，水产品产量由1980年的1832吨增长到1988年的8966吨。禽蛋上市量1980年为428万只和558.6万公斤，1988年分别提高到1631万只和1485.4万公斤；牛奶产量也从1980年的550吨提高到1988年的6396吨。食用菌生产始于1959年，仅种植12平方米，1983年发展到55.95万平方米，总产232.1万公斤；1985年下降为24.22万平方米，总产72.2万公斤。编织业有草绳、草包、草席、杞柳制品和钩针编织物等种类。钩针编织始于清末，解放后逐渐从花边发展到棉、毛、尼龙手套，70年代起又增加毛衣、鞋帽、拎包、床上用品等种类，形成了一个为出口服务的加工业，全县业余编织队伍达10万余人。副业产值，50年代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5%左右、工农业总产值的15%左右。80年代起提倡多种经营，重视规模效益，以副养农，副业迅速发展，1978年产值为36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4.84%，1988年增至20889万元，占59.18%。

本县手工业自古比较发达。宋代缂丝驰誉全国，明代棉纺织业“衣被天下”。清代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洋布大量输入，松江棉纺织业逐渐衰落。民国年间，手工棉布生产仅为乡间农民自给，已失去商品意义。1900年前后，现代工业开始在本县发展，最早是机器碾米业及为其服务的机器维修业。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纺织、针织、印刷、化工、机械制造等工厂。但在长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环境中，发展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加以美货倾销，发展更为困难。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小型工厂144家，手工业作坊5000余户，工业、手工业产值1222万元。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1956年1月，全县工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手工业实现全行业合作化，共建立合营工厂22家，手工业合作社（小组）80个。一大批职工被提拔为企业领导，私方人员一般都得到适当安排。

1958年盲目“大跃进”，本县所属全民工业企业由1家发展为28家，社镇集体工业企业增至201家，但在发展初期就存在缺乏资金、原料、技术等问题，加上管理混乱，困难重重，一年后，多数工厂停办。1962年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县全民工业企业大多恢复，部分划为市属，许多社镇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工业产值由上一年的10028万元，下降为6014万元。至1964年下降到5659万元，接近1958年5487万元的水平。1965年开始回升到7216万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部分工厂“停产闹革命”，全县工业产值降至4918万元。1970年，建立三级农机修理网，社镇工业有所发展，全县工业产值又上升到8595万元，1972年起，工业产值才稳定地超过农业产值。

财政税收

明、清两代，松江府岁征田赋（米）120万石左右，超过北直隶一省，农户负担之重，甲于天下，而本县前身的华亭、娄县，赋额又占全府大半。民国时期，本县每年田赋仍达40余万石，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警、政府机关以及教育、卫生等方面。解放后，建立起新型的财政税收制度。全县财政收入，1950年为794.44万元；1983年突破1亿元；1988年达到18148万元，其中县级财政收入17022万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再调整税制税率，改变了千百年来财政税收主要依赖田赋收入的局面。1958年以前，农业税占全县财政收入的大半；1958年后约占1/2；1971年后约占10%；1985年仅占3.85%。工商税1950年占29.92%，1980年超过1/2，1985年为75.45%。企业上交利润1952年占0.07%，1971年曾达59.13%，1985年为20.45%。历年财政支出，35～70%用于文教、卫生事业，7～25%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1988年，本县社会总产值392777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40962万元，人均2838元；国民收入125706万元，人均2530元。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种植业）收入由1978年占农副工三业总收入的33.03%下降为8.68%，工业由21%上升为62.51%，副业占28.81%。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56年职工工资人均451元，农民收入人均84元，1988年职工工资人均1876元，农民收入人均1272元，劳均2079元。城乡兴建起大批住宅，1985年松江、泗泾两镇人均居住面积超过8平方米，农村80%以上人口住进了新建的楼房，人均居住面积达24平方米。城乡居民口粮皆有剩余，副食品消费水平提高。1985年，农村人均消费肉类19.39公斤，禽类3.73公斤，蛋类4.82公斤，水产5.13公斤。1985年农村人均消费棉布1.7米，化纤布5.07米。据1987年抽样调查，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223辆，电扇213台，缝纫机86架，电冰箱33台，洗衣机76台，电视机109台（其中彩电33台），收录机56台，照相机20架；农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5辆，缝纫机70架，电扇91台，洗衣机2台，电冰箱1台，电视机55台，收录机15台，照相机1架。

城乡个人储蓄存款，1978年末为885万元，人均19.5元；1988年末增至24473万元，人均492.64元。

道路交通

据南宋《云间志》记载：“唐之置县，固有城矣。”至宋代，华亭城中已有街巷数十条。元初升府，城内有一府一县行政机构，因城垣较小，城市建筑沿市河向西延展，到元末已形成“十里长街”。明代松江城曾列为全国33个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城有一府两县行政机构，官绅第宅众多，商店作坊栉比，居民稠密，形成繁荣的市面。后来上海都市崛起，松江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近百年来，战乱不断，特别是日军入侵，松江城几成废墟。至解放时，还是窄街低屋，砂石路面，市政设施落后。

1949年，县城共有各类建筑485476平方米，多为一二层砖木结构房屋。50年代，城市建设以利用改造原有建筑设施为主。1957年，沪松公路接通。1959年，华东电网向松江城乡全日供电。1962年，县城、泗泾镇有了自来水。1965年，建成第一批新公房。1966年，四位自动拨号电话开通。“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建设缓慢。1978年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了步伐。到1985年松江镇已初步形成五横（乐都路、中山二路、中山路、迎宾路、松汇路）十纵（环城东路、茸城路、方塔路、北内路、普照路、谷阳路、人民路、西林路、永丰路、玉树路）道路格局，主要道路全部铺设沥青或水泥路面。1985年底，全镇共有各类建筑265.87万平方米，是1949年的5.47倍。其中，70年代末至1985年共增建172.49万平方米。公房住宅已达60.65万平方米。县城内电话容量2800门，另外18个单位交换机容量2350门；农村电话容量3500门。境内铁路除沪杭线外，新增了新闵、金山支线；公路总长210公里，除通向市区、邻县、邻省外，各乡都通行公共汽车。松江镇内还设公交线路一条。大泖港、黄浦江上建有全市最大的斜拉桥和公路铁路双层桥。钢筋水泥桥遍布城乡。1986年建成电视发射塔并开始播送节目。全镇设有各类医院10所，影剧院5座，县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技馆、体育场、游泳池各1座，公园2处。 70年代初，农村新建瓦房渐多。70年代末，开始改建楼房。1978～1985年，农村新建住房573万平方米，其中有楼房30808幢。解放后，逐步改善农村饮水卫生。1950～1985年，农村共挖井8万余口。1964年新桥镇自来水厂建成。1977～1985年，又建成农村自来水厂23座。全县28%左右的人口已饮用自来水。

文化教育

本县文化教育素称昌盛。早在西晋，“二陆”（陆机、陆云）即名重文坛，以其故居在昆冈，人以“玉出昆冈”誉之。宋代始建县学；元代升府后，松江城内府、县学并立，又有书院、塾学多处。科举及第者较多。自宋至清，华亭及后设的娄县，共有521人中进士，内有状元5人。“布衣”及流寓人员中，也有不少杰出之士。元末，黄岩陶宗仪、山阴杨维桢、钱塘钱惟善等名士，均先后来松定居，他们与当地文人陆居仁、袁凯等，交往甚密。陶宗仪筑草堂于泗泾之南村，编著有《南村辍耕录》、《说郛》等多种。明代，文化兴盛，人才辈出。如：书法家沈度、张弼，学者顾清，政治家徐阶，“云间画派”的骨干人物莫是龙、顾正谊、孙克弘、董其昌、赵左、陈继儒等。明末清军南下，松江文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李待问、夏完淳等奋起抵抗。入清，文风不衰，名家接踵，如：书画家张照、陈枚、改琦、张祥河，历史学者王鸿绪，文学家姚椿、韩邦庆等，皆享誉当世。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堂——私立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史量才、马相伯、吴雪斋在泗泾创立私立养正小学。光绪三十年设立松江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前几年，原有书院、义塾、私塾纷纷改办学堂。民国时期，公立私立学校并举，女校、师范也随之诞生。日伪时期，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到解放时止，本县共有中学8所（内私立6，女中1），中等职业学校3所（师范1），小学244所。

解放后，私立学校逐步改为公办或并入公办学校，女子学校改为男女合校。至1985年，全县共有幼儿园（点）386个，小学261所，中学49所（完全中学10），职业学校14所（师范1，师范班1），中学职业班28个，电视大学分校1所。1980年基本完成了扫盲任务。1983年普及了小学教育。1988年初中普及率达87.01%。

辛亥革命前，本县医疗卫生保健全赖中医中药。民国4年（1915年）设立时疫医院，民国10年出现第一所西医医院。以后近30年间，先后建立西医院10所（内公立医院2），至解放前夕，尚存4所（公立医院2）。解放后，陆续建立起县、社（乡）、大队（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民医疗保健制度。从50年代起，大力防治地方病和传染病，1984年消灭了血吸虫病。到1988年，全县有县级医院7所，乡镇卫生院20所，县医疗救护站1处，共有病床1495张，医务人员1764人。

本县近代体育起步较早，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松江劝学会附设体操讲习所”（我国最早的一所体育学校）后，学校中均设体操课。民国8年（1919年），松江县公共体育场建成。同年5月7日举行的松江县高等小学联合运动会，是本县首次运动会。30年代，体育运动以学校体育及城市体育活动为主。解放后，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曾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50年代，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冠军7次，得第一名4次，破省及全国纪录7次。体育设施得到扩建和更新，县城现有设备齐全的公共体育场，还有灯光球场，篮、排、网球场，乒乓球房，还新建了游泳池等。学校、工厂、农村都新建或扩建了一些体育场所。体育运动在农村中也正在广泛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