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其古名黑水笼（傣语意为“林中之村”）、勐弄（傣语意为“有水塘之地”），商州时先民为濮人，东汉属永昌郡哀牢县，唐代属永昌节度，元代属云南永昌府，明设金齿（傣族别称）千户所，清设龙陵厅，民国至解放后设为龙陵县。龙陵早在东汉明帝时即列入国家行政版图，主要居民以西南夷中的“哀牢夷”为主。明清时，中原汉族大举迁入戍边、屯垦，汉夷杂处、语言混通，从而在少数民族语言和北方汉语的有机融合下，产生了新的哀牢地域属的滇西方言——龙陵方言。

龙陵方言大部由北方方言词汇构成，多接近普通话词汇大致读音相近，个别在语音方面则有所改变，而在普通话语音方面隆阳区保山话则更为贴近，故保山话曾有“小北京”之称。龙陵方言除此之外，部分方言词汇属少数民族语汇，多与傣、傈僳、阿昌、彝等民族言语有关。其中也不乏外地方言词汇和由民族语汇传来的外来音译词，但极为少数。由此可见龙陵方言中不仅蕴含着滇西少数民族文化，更多的还蕴含着北方中原文化乃至汉族几地的地方文化。其从中折射出了滇西地域汉夷合处、文化兼融的民族融合情况以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哲学等方面在内的文化交流进程，这就为研究龙陵历史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的多元性和本源性提供了丰富参据和有力例证，这就是龙陵方言文化考究及研析所具有的重要科学价值和学术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就龙陵方言与北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地方言和外来音译语汇各语言文化间的联系分别地来举例说明：

一、龙陵方言与北方方言之间的文化联系

龙陵方言为滇方言，属北方方言区。龙陵汉族多为北方中原汉族内迁而入，因此龙陵方言与北方方言在语音、语汇方面大多一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在语音方面，如龙陵话中表日期的“明（mié）日”、“今（jiē）日”，其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中的“明儿（mínr）个”、“ 今儿（jīnr）个”声调一致，只是讹音变读了点而已，而且以“日”代“天”更仿北方古语词，只不过读“rī”；再如龙陵话中表方位的“这（zhì）呢”、“ 哪（nè）呢”，与北方话也特别是北京话中的“这儿（zhèr）呢”、“那儿（nàr）呢”读音相近、声调一致；更为典型的如龙陵方言中俚语称父亲为“yē”,而北方方言中把父亲称为“爷（yé）”，二者讹音相向、殊途同归，其文化渊源不言而喻；还有龙陵话中称“老头”为[`g:uê]，其实就是北方话中的“倌儿（guānr）”，表放牧者之意，因北方老头多从事放牧，故有“老倌儿”之称，后传入滇内沿用至今。由此可见龙陵方言中的确有儿化音的遗痕，而儿化音又正是北方方言语音中的标志性发音，这绝非偶然，如此一来就更充分地证明了龙陵方言与北方方言间确有文化同源性。

在语汇方面，比如：龙陵方言中的“zhèng子”，表煮饭的一种木制桶状炊具，其实就是北方方言中的“甑（zèng）子”；龙陵方言中表大碗的“bó 头”和表桶状容器的“水bǒnɡ”,其实也就是北方方言中表海碗的“钵（bō）头”和“水泵（bènɡ）”一词，只不过讹音变读而已；又如龙陵方言中表夹一筷子菜的量词“一zhù”和表祭用纸折金银锭的“纸kuò”， 其实也还是北方方言词，其分别对应的是表筷子的“箸（zhù）”和表旧时货币小金银锭的“锞 （kè）子”。还有很多，再如盅子、揩、撵、罢（表否定）、劁、骟、等方言词也是从北方方言中来的。同时北方方言中的一些动植物名词，如：曲蟮（shànɡ）、香橼（yuán）、花红、荸（bì）荠（qì）、 芫（yuán）荽（suì）、藠（jiào）头、蒜薹（taí）、蛤（ɡé）蚧（jiè）、朝阳花、黏枣、羊奶果、茼蒿菜等词，其在龙陵方言中皆有其踪迹，只不过龙陵话分别读作“qié蟮“、“香yán”、“花hōnɡ”、“荸（bí）荠（tì）”、“芫（yán）荽”、“ 蒜qiānɡ”、“蛤（ɡuó）蚧（ɡài）”、“cháng阳花” 、“黏zuó”、 “羊[`n:uê]”罢了,值得一提是其中“ɡuó`ɡài”这叫法早已不指“蛤蚧”这种状如壁虎的爬行动物了，而是指另一种爬行动物“蝾螈”了；另外北方方言中一些动词和形容词，比如说薅（hāo）、 戗（qiānɡ）、 屙（ē）、趸（dǔn）、腌（ā）臜（zā）、 尅（kēi）、龇（zī）、摩（mā）、谝（piǎn）、 狎（xiá）昵（nī）、搛（jiān）、 滗（bí）等词在龙陵方言中也都有，如表田间锄草的“hāo秧”、表言语冲突的 “qiānɡ人”、表排泄的“wō尿”、表全都的“dǔn要”、表汗渍体垢的“ē`zāo”、表打人的俚语“kēi人”、表动怒凶人的“发zī”、表抹平按直的“mā平”、 表吹牛闲扯的“piǎn嘴”、表过分亲近的“jiá`niān”(讹音变化较大)、表夹菜的“jiān菜”、表拦渣泡汤的“bí汤”等都与上述方言词汇一一对应。

以上丰富的举例都充分说明龙陵方言词汇大多来源于北方方言词汇，不仅足以证明了龙陵方言确属北方方言区，更重要的是证明了龙陵汉族确实是由北方中原汉族迁居而来的，龙陵语言文化更多植根于北方语言文化，受其影响颇深。

二、龙陵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文化联系

龙陵方言属汉族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相融而形成的滇西边汉地方语言，因此其除了中原汉族文化和北方方言词汇外，还不乏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成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边疆汉族地方语言特色，而且二者间的文化联系对于研究龙陵甚至滇西的民族融合或文化交流状况来说，其中不乏裨益。

譬如：龙陵方言中喊小孩为“咪咪人”、把极少量、极小称“低低子”都是音译自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再如肉叫“歹歹”或“嘎嘎”、米饭叫做“芒芒”、水叫做“乌乌”、伤口叫做“偎偎”，大凡这些叠音名词多出自少数民族语汇；还有把番木瓜叫做“麻苍脯”、芒果叫做“杩檬”、藏青果叫做“诃子”等都是出自傣语叫法，包括龙陵方言中把“蝾螈”叫做“蜾盖”也疑其为傣语叫法，因德宏与西双版纳等地傣族也有此叫法。

这些龙陵方言中的民族语汇成份多出自傣族语言词汇，少量出自傈僳、彝语词汇（多限于碧寨、木城、天宁等民族聚集地）。那么为何龙陵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成份如此之浓呢？这是因为龙陵曾是哀牢夷中濮人聚居地，而濮人多崇拜“九隆王”和“龙神”，也正因如此龙陵有许多以“龙”命名的地名，除自身县名外还有龙新、龙江、龙山等乡镇名和县城“隆阳桥”桥名皆出于此。后来龙陵主要为傣族聚居地，因此龙陵古名“黑水龙”便出自傣语。龙陵靠近德宏芒市、腾冲团田、保山潞江等傣族聚居区，傣族迁居频繁。龙陵古名“勐弄”，而“勐”正是傣语中“坝子”之意属傣族地区行政区划单位，再如勐冒、勐糯（原勐兴）、勐柳（属龙江）都带勐字，而且这些地方现在或曾经皆为傣族聚居地。镇安古名“勐淋”，当然也曾是傣族聚居地，后设金齿千户所，“金齿”正是傣族别称。再如龙陵的邦腊掌（也名巴腊掌）也傣语叫法，愿意“有野象出没之地”，说明邦腊掌土著先民即傣族族群，而靠近邦腊掌的腾冲团田乡旱傣聚居区便是其地缘族属佐证。

三、龙陵方言与外地方言之间的文化联系

龙陵方言除与北方方言有文化渊源等诸多联系外，其实它与其他外地方言之间也是有一定文化牵连和近源关系的。

首先先从龙陵方言与省内其他地方方言之间的文化连葛说起。我们云南各地区民族文化差异较大，但除大部少数民族自治州外，少部汉族聚居地区形成的地市文化却因中原文化的传入而受影响，其中昭通、昆明、曲靖、保山、玉溪均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其中昭通为最早、昆明为最深、玉溪受昆明影响较大，而保山和曲靖受影响最为独特，也是最具自身边汉特色的中原文化扩散地，，因此两地文化具有一些共通性。因此两地方言文化便具有更多文化联系性。从文化根源上来说保山方言文化植根与哀牢古国和永昌古郡文化之中，曲靖则受益州古郡、建宁古城文化影响较深，二者皆受到南诏和大理文化影响，因此二者方言略有相通处。如：曲靖话中表没有为“冇（mǎo）得”，龙陵话中称去掉删除也为“冇（mǎo）掉”；龙陵话和曲靖话中皆称太啰嗦为“把niǎ”、太过外向为“岔巴”、肉麻过度为“衣酥”、不太出场为“夹怩”、说话不正经严肃为“不彰叨”、疏于听到人喊自己之人叫做“佯侜（zhōu）人”；同时龙陵话中骂小孩为“碎鬼”、称一种野果为“碎米果”（“碎”表“微小”之意。北方方言中也有此叫法，如称“碎娃子”即“小娃子”），而曲靖话中也有这等叫法。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龙陵方言与省外其他外地方言之间的文化联系。龙陵方言中除北方方言成份外，还含有其他地方方言成份，其中就有粤、吴、 湘 、 赣方言区的方言语音和词汇。语音上，如龙陵话中含j、 q、x的音节都发舌尖音；“in”与“inɡ”、 “en”与“enɡ”前鼻韵和后鼻韵不分, 如灵（línɡ）就读为“lín”；又或“enɡ”与“onɡ”两个后鼻韵语音混淆，如：龙陵方言中读“猫”为“miāo”、读“风（fénɡ）”为“fōnɡ”、读“师”为“sī”等，而这些与粤语和吴侬软语的相关音节读法完全一致。再如在龙陵话中“街”读“ɡāi”,与古楚语读音一致,而楚国故地集中在湖北、湖南两地，其方言属湘方言区，明清两代称两湖为“湖广”，而京剧中的字白发音为“湖广音”，江浙等地发音受古楚语影响也与其颇为相似，因此龙陵方言与湘、吴方言有些语音相似处，从而发现京剧中的唱字念白发音读法与龙陵话一致绝非偶然，其中倒也不乏情趣。语汇上，湘方言区古楚语称“虎”为“於（wū）菟(tú)”,龙陵方言称“虎姑婆”为“犰猢（或秋忽）”，二者义近音仿，并非绝无文化联系。

这些相同之处绝非偶然，其中都是有许多的文化联系的，皆可从“方言”这种语言文化现象中投射反映出来，那这些方言文化中的文化联系又从何而来的呢？因为龙陵的汉族，主要是于明朝初年因“军屯”、“商屯”、“民屯”政策，才开始从各地迁徙而入的。据各大姓族谱记载和口头流传，大都是于明洪武年间到此或离开原籍逐步迁徙而后到此。原籍“南京应天府”的最多，其次是湖广、四川和江西。在促进了中原汉族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各自地方文化，这些大都融合在了龙陵地方文化之中了。因此在龙陵方言中有湘方言的湖广音、吴方言中的吴侬软语口音、赣方言等成份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文化交流事实有力证明了滇西包括全滇与全国各地的人口融合现象和文化交流进程。

四．龙陵方言与外来语言之间的文化联系

龙陵方言除与北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省内外外地方言之间的文化联系外，其还具有因民族语汇兼带而来的外来音译词会，但数量极少。如：喊一种奶味冷饮食品叫“泡露达”，即属傣语也属泰语音译词；再如西米露、撒大鲁等小吃名称也属傣泰语汇，与泰国语也颇有联系；还有我们曾喊过的德昂族与佤族的旧称“崩龙”与“嘎喇”，本为古濮人语现为东南亚中南半岛孟高棉语族的音译词，其与缅语发音读法也颇为相似。

云南是西南最早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的地方，因而也略受西方文化影响。其中由法国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耶稣教等基督教派已传入云南，于是就有不少汉族和少数民族信仰了基督教。其中傈僳、苗族等最多，而英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也随基督教文化传入少数民族之中，而在龙陵汉族文化中又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这一外来成份。因此龙陵方言语汇中也不乏有外语色彩的词汇。如：表民间迷信中老妖婆形象的“秋忽”(秋忽奶奶)一词，少数民族基督徒中有一说称其从英“yahoo[jə'hu:] ”(这就与美国“雅虎网”名称“yahoo”一致？)，英文意思为“人形兽”（见于《格列弗游记》），其在少数民族和汉族方言词汇中皆有此意。照此看来，也不能完全排除掉这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