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全会出席的代表

会议主要争论的问题

全会主要内容

四中全会后的影响

四中全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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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共37人。会议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四中全会为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

全会出席的代表

出席会议的共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昌、李维汉、余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郁、周恩来，候补中央委员袁炳辉、陈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顾作霖、夏曦、陈原道、王稼祥、陈绍禹、秦邦宪、沈先定、何孟雄、沈泽民、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会议推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5人为主席团。因情况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15个小时。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有30多人发言。米夫作了结论报告。

会议主要争论的问题

1．关于会议的性质。罗章龙等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等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国际批准的。

2．关于如何评价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特别是《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罗章龙及何孟雄等人认为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王明等人认为“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

3．关于会议议程。罗章龙等人认为会议原定议程太少，应当把当前的实际工作也列入议程。国际代表指出，为安全计，国际批准会议只限17个小时，不能增加议程。

4．关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的人选。会议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经远东局与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政治局人选名单。史文彬提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政治局提出的名单为候选人。

由于王明等人背后有国际代表的支持，罗章龙等人提出的上述四项提议，均被一一否决。

全会主要内容

一、严厉谴责立三路线及其后中央的“调和主义”。《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因此，“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并且认为，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全会在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纲领下，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

二、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部分地改组了中央及政治局。会议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刘少奇、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9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全会选举结果，部分地改选了中央及政治局，实现了国际代表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中央领导的意图。

此外，四中全会还责成新的政治局立即着手进行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后因时局变化，此项工作未能实行。

四中全会后的影响

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对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等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以及加派政治领导干部去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以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此外，对全总党团、济难会等也实行了改组。

扩大的四中全会，是以共产国际10月来信为指导思想，以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纲领的。通过这次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罗章龙等14人在四中全会后，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在罗章龙主持下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并且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分裂活动。因此，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罗章龙开除出党。

四中全会后，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批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发的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四中全会的背景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瞿秋白主持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工作。可是，共产国际为扶植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上台，在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有：

一、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用假‘左’倾的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国际来信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的领导权提供了依据。

二、国际10月来信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反对最激烈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早在1928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进行反对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别活动，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1929年上半年至1930年夏，王明等人陆续回国。起初，他们对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是拥护的。但当共产国际远东局收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先于中共中央交给王明后，王明则根据共产国际来信的基调，改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全盘否定三中全会，要求“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为其篡夺党的领导权大造舆论。

三、国际东方部对共产国际10月来信经过讨论后，立即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给立三中央扣上“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列举出三中全会犯有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没有责备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反共产国际的言论等七大“罪状”。1930年12月，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时，再次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同时，称赞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指责主持三中全会后中央工作的瞿秋白。

四、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承认“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并且宣布“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随即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五、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国际10月来信后，政治局经过讨论于11月25日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12月9日政治局又作出决议，明确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立场”。

六、12月2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上述一系列活动，多数是在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以后进行的。而这些活动为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上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原来反对立三路线的罗章龙等人，也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罗章龙的策划下，1931年1月1日，全国总工会党团通过了《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的决议案，企图推翻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王明和罗章龙两个宗派集团，都想以自己为核心来改组党中央，这种矛盾到六届四中全会时，酿成激烈的派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