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春（1903年12月18日——1971年6月9日），河南濮阳县人，原名芳园，字晏春，曾化名刘耀先、王耀先、张耀先、张德麟。刘晏春早在青年时代即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长期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 晏 春 简 介

刘晏春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党支部书记；濮阳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濮阳县中心县委书记；老直南特委巡视员；山东省鲁西特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鲁西特委书记；老直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老直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豫北地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常委、民运委员会书记兼妇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兼妇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常委、社会部长；冀鲁豫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平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河防汛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检查组组长；中共河南省委专职常委兼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委副主任；1943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参加“七大”；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再次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03年12月18日，刘晏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五星集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少年时代因家乡遭受黄河水灾，逃荒在外，耽误了读书的年龄，到14岁才上初小。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濮阳县高级小学，后因家境贫寒加上年景不好交不起学费，半年后就辍学回家随祖父务农。但他酷爱学习，在劳动之余坚持读书自学，不到一年，被聘在本村小学代课，半年后成为正式教员。他边教书边学习，凭借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濮阳县师范讲习所”。在上学期间，刘晏春读了陈独秀的《毁除偶像》等几篇文章，还读了一些进步小说。1930年初又读了《少年漂泊》、《短裤党》、《拓荒》和《两个策略》等书，接受了许多新思想的教育。

1925年秋，刘晏春从“濮阳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先在“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代课半年，后到季家寨教书一年半，此间曾获县教育局传谕嘉奖。1927年下半年，梁秀凯的北伐军进驻学校后学校被迫停课，刘晏春回家务农自修近一年，后又到“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教书。

在这几年的教学生活中，刘晏春经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在学生中成立了“读书会”，在教员中成立了“教学法研究会”、“运动竞赛会” 等组织。1930年冬，他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于1931年春在“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成立了“濮阳县教职员联合会”。

从1929年初起，共产党员徐仲三经常和刘晏春谈论革命思想，向他讲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对他进行革命影响。在刘晏春多次迫切提出要加入共产党，以及他在教员和学生方面的工作表现出色，1930年7月初，徐仲三在他的村外秘密介绍刘晏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晏春从此踏上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1930年暑假期间，刘晏春介绍王文涛、王子震入党后，在“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刘晏春任书记。他带领支部利用各种形势积极开展革命工作，组织盐民反盐捐抗盐税，指导“读书会”的会员们向贫苦百姓进行革命宣传。1931年，刘晏春又在学生中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除了积极发展组织外，还组织了“宣传队”、“粉笔队”，指导他们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刘晏春同时还在城外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

“九一八”事变后，刘晏春带领党支部转入宣传抗日救国运动，领导学生在濮阳县城内外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共同抵制日货。

1931年9月，中共濮阳县委改为濮阳中心县委，刘晏春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负责领导和开展城内各学校的工作。中心县委经过研究讨论，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随即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结合盐民利益，发动领导盐民进行斗争。

1931年秋后，中心县委决定组织一次规模巨大的盐民斗争，县委分工刘晏春负责领导城内的盐民斗争、组织各校学生积极配合、了解政府和警察局的消息、探听他们对盐民的动态等工作。刘晏春带领县城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在城区的盐民中工作，组织盐民成立“民生盐会”，号召盐民打破“卖私盐是违法”的传统观念。

1932年农历3月19日一早，3000多盐民在刘晏春等县委领导的指挥下，捣毁了“盐巡”的驻地，组成队伍在城内游行，盐民们齐声高呼口号，要求免除一切盐税，取消盐警。各学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都加入到行动之中，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打着旗帜随队助阵。规模宏大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县长孙培基答应了盐民提出的条件。

此次斗争，史称“盐民暴动”，是濮阳革命斗争史上颇具影响的一次革命斗争。

1932年暑假，刘晏春离开“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到新习集模范小学教书，针对教职员开展工作。10月，刘晏春组织全县教员600余人集合到县教育局、县政府为要求增薪请愿，并宣布全县罢教。教员们打出口号：“不增薪决不复课”。全县一致罢教，没有一个班开课。罢教运动一直坚持了半年之久，鼓舞了教育界的革命斗志，打击了反动当局，扩大了党的影响，对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2年夏，刘晏春在濮县彭楼(今范县辛庄乡)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利用亲朋关系发展党员，9月，建立了中共濮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彭楼村党支部，高佩松任书记，到年底发展党员11名。

1933年春，刘晏春到范县甘草堆(今属台前县)一带发展党组织。到了冬天，中共甘草堆党小组成立，属直南特委领导。到了1933年底，濮阳县的10个区共建有99个党支部，绝大部分乡村都有了党的组织。

1934年2月，刘晏春任濮阳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秋，刘晏春在濮县彭楼组建了中共濮县县委。

同年秋天，刘俊贤、张惠之被捕。刘晏春随即封闭了刘俊贤、张惠之的一切关系。10月，刘、张二人叛变，刘晏春闻讯后迅速由县城内转移到乡村坚持革命斗争。反动当局随即发出了对刘晏春的通缉令，悬赏抓到活的赏大洋1000，打死赏大洋500。刘俊贤还带领警察到白岗一带抓捕刘晏春，刘晏春因去濮县检查工作而幸免被捕。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发江亲自动员刘俊贤等人变节后，用连锁的办法展开自首运动，要求一个自首的党员供出三个党员，一个自首的县委委员供出三个支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变节自首，使濮阳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陷入低潮，但大部分农村的党组织未遭到破坏。

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黄河连续从长垣决口，多个县遭受灾害，大量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针对这种情况，刘晏春领导濮阳中心县委发动灾民进行了“反饥饿”斗争，要求反动当局设粥锅、发棉衣，动员盐民支援灾民。刘晏春在这次“反饥饿”斗争中负责领导濮阳北部和濮县的工作。其中两门地区的灾民发动的比较充分，斗争发展到向地主、富农借粮。

1934年的农历腊月，濮县县委书记刘茂斋也在刘晏春的领导下，带领群众包围了濮县县城，要求国民党县政府放粮。斗争迫使反动政府答应群众的条件，濮县的“反饥饿”斗争也取得的了胜利。

这次斗争刘晏春要亲自参加，但濮县县委的同志考虑到敌人正在到处通缉他，担心他的濮阳口音会暴漏身份，没有同意他参加。

1935年初，刘晏春转移到濮县李桥村进行革命斗争。他了解到李桥和杨庄的黄河渡口有不法粮商不顾群众缺粮，向外地倒卖粮食赚钱的消息后，便组织了前、中、后李桥村60多户最困难的贫雇农半夜到渡口抢粮。在他的指挥下群众都抢到了粮食，刘晏春又指挥大家一起迅速撤离，抢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5年春，濮阳中心县委成立了一支游击支队。县委决定由王卓如任队长，蒋中岳等人都参加游击支队，刘晏春一人留在地方上坚持党的工作。刘晏春在濮县党内动员党员们捐出了三支匣枪，两只八音手枪并派人送到了游击队。

1935年9月，刘晏春任老直南特为巡视员，领导濮县游击战争。他了解到二区的木靳庄村区长赵守纪家有2只长枪和1支“二把盒子”，趁赵守纪到县里开会的机会，刘晏春组织起4个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几十人，半夜翻墙打开赵家的大门，夺走了枪支。

刘晏春又了解到设在西池子大寺的区民团局有60多支枪，便利用民团里的共产党员得到了口令，指挥队员通过口令接近哨兵将其制服，带领队伍冲进寺内，一枪未发将60多支枪全部抢夺到手，武装力量迅速扩大。队伍由一个区发展到三个区，由手持大刀、长矛的几个人发展到100多名党员群众参加。刘晏春领导这支游击队白天分散务农并了解敌情，夜间接到命令迅速集合起来整体行动。他们频繁活动在濮县、濮阳交界处，有力的打击了敌人。

1936年3月，中共濮县县委遭到破坏，这只游击队停止了行动，把枪支藏了起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刘晏春用这些枪支又在濮县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这只游击队改编到直南特委领导下的“第四支队”，之后又扩编为东进纵队的一个团。

1935年冬，刘晏春和河北省委代表，直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领导了濮县徐庄、温庄党支部的两次抢粮斗争，不仅使群众分到了粮食，还夺到了两只长枪。

刘晏春因领导抢麦抢秋和游击战争的胜利，被河北省委奖励火车头怀表和手电筒等奖品。

1936年3月间，我党在濮县的活动被本地国民党反动分子张连山、王德海向济南国民党反动政府告密，敌人派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六个地方同时行动，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王士希、组织部长刘培岑等8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刘晏春为确保党组织的安全，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切断了所有被捕人员了解的一切关系。

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广发对刘晏春的通缉令，悬赏抓住活的送到县里立赏现大洋1000元，打死赏现大洋500元。到了8月，形式稍有好转，刘晏春集合濮、范两县的党员在范县冯固集进行了一次武装斗争，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大家的情绪，扭转了被动的工作局面，使得工作又逐渐开展了起来。

1936年4月，上级党委派刘晏春、黎玉到山东恢复党组织，并将濮县、范县、观城划归山东领导。经北方局同意，山东省委建立了鲁西北特委，刘晏春任特委书记，直接领导寿张县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校党的工作。到暑假后，该校党员由七、八人发展到十七、八人。经过积极工作，6月，特委建立了冠县特别支部（又称张庄支部），不久又将这个支部扩建为冠县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冠县县委。随后在阳谷、莘县也很快建立了县委组织，又在馆陶等六县建立了点线关系，当年秋后在博平、茌平也相继建立了点线关系，之后又通过于子元在鲁西南的曹县、菏泽发展了新的党组织。寿张县八乡师党组织在恢复和发展山东党组织的工作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日后建立冀鲁豫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10月，刘晏春任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鲁西特委书记并领导鲁西北特工委和鲁西南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刘晏春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广泛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濮县县委在刘晏春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濮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出钱、出枪、出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晏春亲手建立了“抗日义勇队”和“地方自卫团”等抗日武装队伍，在濮县掌握了两个大队，共有1000多人枪。

刘晏春还深入到濮县、范县、观城一带的乡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抗战。他把“儿童团歌”中的歌词作了修改，把它编成一支抗日歌曲，并亲自对儿童团员及少年儿童们广泛教唱，使这首歌在那一带的村庄妇孺皆知。

1937年8月，刘晏春重新组建中共濮县县委，孔子凌任书记。当年秋后，刘晏春和张霖芝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共产党员刘兰和国民党26路军31师师长池风田的联帖关系，向该师进行打入派遣工作。先后打入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100多人。

1937年11月，刘晏春在濮县和范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和中共北方局太原会议精神，部署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活动。刘晏春亲自指挥濮县二、三、四区的地下武装，围攻了驻扎在该乡东池子村古庙反动民团100余人，一举收缴了90余支枪，将队伍拉到马路口村，正式组建了濮县抗日游击队，刘茂斋任队长，刘培岑任指导员。

刘晏春还想办法把濮县国民党壮丁队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派共产党员张相云、胡玉平、徐斌、王鹏程参加壮丁队。张相云当了一队的队长，胡玉平当了三队的队长，徐斌当了壮丁队的文书，王鹏程做军需。后来这支队伍被日寇搞垮，人、枪失散，刘晏春及时掌握了失散枪支的线索，很快将失散的武器收集了起来，又重新武装了我党的抗日队伍。

1938年2月，北方局又将山东的濮县、范县、观城重新划回为老直南特委领导，刘晏春任老直南特委宣传部长。直南特委决定在濮阳县城设立“八路军东进纵队驻濮办事处”，由王鹏程任办事处主任。刘晏春带领一个排的八路军战士护送王鹏程去濮阳县城，帮助王鹏程与打入丁树本处的我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在濮阳县城建立起了“八路军东进纵队驻濮办事处”。由于在丁树本的部队和政权中派进了我党的同志，掌握了丁树本所辖的部分村政权，使我党的活动处于了有利地位，地下活动也随之逐步发展到半公开状态，为我党大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建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

1938年3月下旬，直南特委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在濮县王辛店进行整顿，刘晏春带领在濮县、范县地区组建的两只游击队加入了四支队，随后平杰三、刘汉三、张增敬带领的八大队也合并到了四支队。经过我党的争取，5月，滑县一支以刘相友为首的绿林武装也相继加入了四支队。新组建的四支队迅速发展壮大，拥有长短枪800多支，人员1100多人，成为直南地区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刘晏春积极为这支部队筹办给养，充实武器装备，扩大兵源。

刘晏春还通过各种关系从国民党的部队里搞枪支弹药。范筑先部的二十七支队司令王义得是中共党员，刘晏春派共产党员张延斋担任二十七支队政治部主任，后又加派祖化石、王贯一也去二十七支队政治部工作。他亲自与王义得联系，把通过王义得搞来的20多支枪送到直南特委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

为了壮大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刘晏春非常重视掌握并改造土匪武装，使之转变成为我党的抗日武装。山东曹州府（今菏泽市曹县）绿林武装王希太（王希泰，即王道平）部约有300人，刘晏春派地下党员于子元化名“姜泽民”，打入王部当了王的参谋长。经过于子元的说服工作，王希太过河北上接受八路军的改编，直南特委任命王希太为八路军陇海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在抗日战争中，这支队伍在鲁西南成为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抗日武装。

1938年4月，刘晏春在濮县张称湾村召集濮县、滑县、东明、长垣4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建立了以进步青年抗日组织“通俗学社”为基础的濮、滑、东、长四县抗日救国会，牛万里为主任。同月，濮县、范县县委继原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升编到直南地区四支队后，又分别组建抗日义勇队。濮县县委在刘晏春的指导下，在大赵庄召开会议，研究成立了民众抗日义勇队，鲁德明任队长，王鹏程任政治部主任。范县县委经积极活动，也成立了有50余人，近40支枪的地方武装。1938年夏，中共直南特委以这两只武装为骨干，组建了黄河支队。

1938年5月，王从吾重新组建直南特委并任书记，刘晏春任特委组织部长，他连续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充实了县、区党组织机构，党群工作得到了开展。9月，直南特委在濮阳县刘辛庄举办区以上干部训练班，刘晏春到训练班讲课，训练党员干部60多人。

1938年10月底，已投靠我党的汤阴县原伪军头目司华生变节，汤阴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刘汉生率领汤阴县大队从高堤过卫河，撤到了内黄沙区的老根据地。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组织部长刘晏春和刘汉生商量后，决定将汤阴县大队改名为直南特委游击“第二支队”，鲍启祥任支队长，刘汉生任政治委员，王从吾（兼）任政治部主任，李景岩任副主任。11月，黄河支队编入了第二支队。经过我地下党的争取，1939年初，国民党滑县县长陈署辉带领500人枪投奔我党，加入了鲍启祥、刘汉生领导的第二支队。

1939年2月，刘晏春到北方局党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同月，中共直南特委扩大会议在濮阳县后化村召开，会议决定将直南特委改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9月，刘晏春从北方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任豫北地委书记，他到任后首先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六、八决议”，并纠正了此前对丁树本统战工作中的右倾思想。

在会上，他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动群众，掌握政权，集中力量建立和扩大武装，规定各县都要建立一个青年武装大队。独立大队和豫北大队归地委直接领导并进行扩大和整顿，同时又布置了扩大教导大队的工作。

1939年底，刘晏春密切配合杨得志，集中力量支援了我军对石友三的讨伐战役。1940年初，丁树本害怕被我军消灭仓皇逃走，我党迅速在丁树本的专区内建立了县、区政权。

刘晏春得知共产党员张惠僧和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是世交，关系十分密切，就派张慧僧、杨锐、贾潜等去做争取国民党县长贾心斋的工作。1940年3月下旬，贾心斋投奔共产党，我党随即建立了滑县政权。

1940年3月初，中共北方局决定由王从吾、刘晏春、杨得志、崔田民等五人组成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参加了组建工作，4月7日区党委正式成立，刘晏春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他领导出版了《冀鲁豫日报》，举办党员训练班，编写党员教材和宣传教材。

1941年7月1日，中共北方局根据斗争形式的需要，将冀鲁豫区与鲁西区正式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区党委，任命张霖芝、刘晏春、张承先等五人为区党委常委，刘晏春任民运委员会书记兼妇委书记，领导工、农、青、妇、文教团体和人民武装部的工作。1942年，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民运部，刘晏春任部长兼妇委书记，他遵照中共北方局对冀鲁豫区党委发出的指示，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反贪污浪费，增加工资的运动。

1943年7月，刘晏春当选为冀鲁豫区中共“七大”代表，10月赴延安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了整风审干运动，在运动中他勇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刘晏春并为此遭到康生的威胁。

在审干运动中，组织上审查了刘晏春的全部历史，审查结束后，组织上给他做的结论是：“历史清白，无任何问题”。随后他参加了甄别小组的工作， 同时成为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并参加了“七大”。

1945年日寇投降后，刘晏春返回冀鲁豫，11月底到达冀鲁豫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社会部长（现公安机关的前身）。刘晏春为建设公安工作举办了数期公安干部训练班，充实了公安干部队伍，并带领干部去新收复地区的南华、菏泽、定陶等县，以南华为重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调集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配合我中原野战军实施中原突围行动，刘晏春带领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交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并选派优秀干部打入敌军，分化瓦解敌人。

1946年至1947年的土改工作中，有的区、村不经上级批准就随意杀人，有的区一次就杀四、五十人，并且有破坏中农政策和破坏工商业政策的行为。在1947年初的区党委会议上和罗海干部会议总结时，刘晏春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和整改建议。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此期间，刘晏春组织支前大军，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治伤员病号，他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亲临现场指挥民工架桥修路，为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寿张县孙口(今台前县孙口集)黄河渡船上，刘晏春就支前工作向邓小平做了详细的汇报。

1947年7月，刘晏春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他首先明确了要执行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土改运动中他培养提拔了一批干部，为1949年初南调干部打下了基础，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1948年春，经过土改的地区群众思想混乱，大吃大喝不安心生产，普遍酿着要来二次土改。在布置此地区的工作时，刘晏春提出：“为了巩固土改、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要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迅速扭转这种不健康的现象。”区党委在此问题上有较大的争论。直至朱德总司令到冀鲁豫边区传达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的指示后，全区干部才统一了思想，顺利的转向了生产工作。

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部署，动员组织大批干部南下。1月8日，刘晏春代表区党委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到了2月，濮阳、尚和、昆吾、清丰、南乐、濮县、范县、寿张等县组织抽调了11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工作。

1949年8月，以太行区和冀鲁豫区的安阳、新乡两个专区组成了平原省，刘晏春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河防汛指挥部政治委员。

刘晏春到平原省工作后不久，就亲自给冀鲁豫老区的有关组织写信，信中写出烈士的名单，让他们认真查找烈士的家属，要求他们在烈士家属的生活上和工作上尽力妥善照顾。他还亲自看望烈士的子女，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和努力工作。

建国后，刘晏春在领导组织部门工作期间，对发展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纪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工作时，他深入细致，严肃认真，从未办过冤假错案，多次为蒙受冤屈的人平反。在惩治腐败时，不管对方的职务高底，他都坚持原则，不惧不畏，秉公处理，决不手软。凡是接到重要的揭发材料，他都亲手处理，绝不层层下转。

在“三反”初期，刘晏春领导组织部召开了地、县管理干部部门的工作会议，对干部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在“三反”以后，他大力贯彻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大胆提拔了大批干部。

在“三反”运动中，刘晏春主管公、检、法，他认真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严格区分是非真伪，给因遭诬陷而被判死刑的王兴和十五年徒刑的马福全平了反，并严惩了诬陷者。

平原省撤销后，1952年12月，刘晏春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负责扩大纪委机关，建立健全办公、会议制度，组织清理积案。

1953年5月，刘晏春对张宝桐案件进行调查。太原钢铁厂工人张宝桐，中共党员，因揭发该厂领导弄虚作假谎报成绩，被扣上“反党”帽子，开除党籍、厂籍。张宝桐先后到市委、省委告状均无结果。张变卖全部家产，扒煤车到北京告状。

刘晏春亲自接待了张宝桐，查明了案情的真相，为张宝桐彻底平反，恢复了张宝桐的党籍和厂籍，补发了工资。对制造冤案、挟嫌报复的有关人员予以了严厉的惩处。

1954年8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撤销，刘晏春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主持了1954年12月中纪委召开的厂矿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和1955年3月召开的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两次会议均获得圆满成功。

1955年，刘晏春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他受中监委常委的指派，负责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案进行查处。按计划查清并严惩了王斌在党内的一切违法乱纪问题，维护了党纪国法。

1956年，刘晏春受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的委派，代表中央监委对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袁隆伪造党龄、欺骗党组织并陷害王鹏程一案作出了正确的调查和处理，严肃了党的纪律，维护了党的尊严。

1958年，刘晏春任中共河南省委专职常委，兼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委副主任。刘晏春到河南之前，洛阳市一个副市长将一女护士奸污，洛阳市委非但不处理这个副市长，反说女护士“腐蚀”领导干部，将女护士送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市法院院长孟淑庆也因替女护士鸣不平被打成“坏分子”而撤职，行政14级降至17级，在单位打扫卫生。孟淑庆多次到省委告状，省委均维护原处理结果。刘晏春到河南后，孟淑庆向刘晏春讲述了冤案的经过，刘晏春随即要下面把女护士从西华农场接到郑州来调查。下面的人谎称女护士已死，刘晏春要他们“死了也要把骨头给我找回来”。这些人暗中将女护士送到其原籍焦作，刘晏春察知后立即派人去焦作将女护士接到郑州，查清案情后为女护士平了反，给孟淑庆恢复了原职原级，将洛阳市副市长撤职查办。

1959年，河南省发生了大批农民被饿死的“信阳事件”。在省委其他领导迫于吴芝圃的淫威不敢向中央说真话的情况下，刘晏春挺身而出，向中央报告了实情，后中央又让他进京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1963年，刘晏春抱病到南阳地区检查工作，在乘车去火车站时，一位中年农妇扑到车前，手举状纸跪在路中拦车喊冤，刘晏春下车听了农妇哭诉丈夫遭人诬陷被活活打死，女儿又被凶手强奸，她四处告状均无人受理的冤情，他当即指示立即查处此案。并亲自部署和参与了案件的调查，查明案情后依法严惩了凶手，并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妥善安置。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灾情尤为严重，为了尽快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1963年10月，刘晏春不顾疾病缠身，带队奔赴广东要粮。为了省钱多购粮，他坚决不住广东省委领导为他安排的高级宾馆，说“我是代表河南的灾民来要饭的，不能住这么好的宾馆。”为了尽快把粮食运回河南，他动员大家放弃回家过年，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他电话通知河南省委买好年货，送到这些要粮人员的家里，代他向他们的家人进行慰问，并嘱咐省委对购粮队同志的家庭要多加照顾。

刘晏春带领这支要粮队深入县社、海岛，足迹遍布广东全省，他不厌其烦的向广东省的各级领导讲述河南的灾情，希望他们大力支援河南的灾民。他带领的要粮队是河南派出的要粮队伍中要粮最多的一支。由于每天长时间紧张工作，致使病情加重，返回郑州后第二天即患危重疾病多发性神经炎，导致全身瘫痪生命垂危。省委紧急通知省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中央得知后迅速召集国内著名专家到郑州会诊。1964年10月，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的直接关怀和关注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刘晏春战胜疾病痊愈出院。

“文革”开始后，刘晏春是最后一个被写大字报的省委领导。这篇大字报来自濮阳县委的钞进学之手，是刘晏春在“文革”中仅有的一篇大字报。钞进学在大字报中说刘晏春在濮阳检查工作期间听封建老戏的录音；爱管闲事，是包庇坏人的“大黑伞”；爱吃面条，是“蜕化变质分子”；私心重，三年自然灾害中给濮阳分的大米和红薯干最多。

省委机关的毛午寅、王金波、申鸿基、高自力、王洪凡等“四人帮”爪牙组成的“红旗纵队”借机对刘晏春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迫害和折磨。

他们把刘晏春未曾被捕，以及从广东买来大米救助河南的灾民都列为“罪状”进行批斗，逼迫刘晏春承认是“叛徒”、“走资派”和“蜕化变质分子”。刘晏春回答说：“我入党后从未叛党，在延安整风中组织上为我做的结论是“历史清白，无任何问题。”我经得起任何审查，你们说我是“叛徒”、“走资派”和“蜕化变质分子”有什么根据和材料？如果这次群众运动还是证明我历史清白，无任何问题，我更光荣！”

1968年4月上旬，“四人帮”爪牙把省委的老干部集中到省委礼堂进行批斗，刘晏春在批斗会上因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四人帮”的爪牙，省委传达室的桂XX把急救药硝酸甘油嗅剂骗到手，用力在地上摔得粉碎，恶狠狠的骂道：“妈的，走资派还想吃药！”，并把刘晏春的女儿赶出会场，刘晏春的爱人闻讯赶来也被挡在门外。

刘晏春为了防止外调人员在调查材料上弄虚作假陷害干部，他对外调人员写的笔录都要亲自过目、亲手修改，并留下底稿以备日后查对。他担心自己年迈多病，一旦发生意外，无人为那些好同志的历史做证明，便把这些证明材料整理好，嘱咐爱人卢雪及子女：“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些材料，我若发生意外，有人来调查这些同志的历史时，就给他们抄一份，绝不能让这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68年冬，“四人帮”的爪牙把刘晏春囚禁起来，他们明知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呼吸困难，却偏要把小屋的窗户钉死；明知他在64年患过多发性神经炎，腿脚行走不便，却硬把他的拐杖拿走，对他进行毫无人道的残酷折磨。

1970年4月，在“四人帮”在河南的代理人耿其昌的授意下，刘晏春一家被迫迁到了焦作，他因病重住进了焦作市人民医院。

刘晏春到焦作后，“四人帮”的爪牙仍不放过他。1971年5月，“红旗纵队”的小头目高自力专程到焦作市人民医院，宣读刘晏春犯所谓“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刘晏春坚决予以了否认，高自力要他在“结论”上签字，也被刘晏春严厉拒绝。

1971年6月9日，刘晏春含冤逝世，实现了他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1979年3月23日，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批示，为刘晏春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宣布推倒所有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彻底为刘晏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肯定了刘晏春卓著的革命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省政协、省直各部、委、办、局，郑州铁路局，黄河水利委员会，各地委、市委，各大专院校，中共濮阳县委、县革委，濮阳县五星公社，五星大队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万里、薄一波，生前友好杨勇、陈再道、崔田民、钱正英、黎玉、平杰三、张承先、赵健民、申云浦、韩哲一、杨蔚屏、杨珏、王庭栋、郭超等及省委有关领导同志一百多人也送了花圈。

王从吾、刘鸣九、宋维静、李光禄、王兴等同志从北京和外省、市专程赶到郑州参加刘晏春的平反昭雪大会，沉痛悼念这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省直各部、委、办、局和各地委、市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各单位代表、以及刘晏春的老战友、老部下共800余人。

历史证明，刘晏春无愧于党和人民，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私奉献、无惧无畏、始终如一的忠于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一丝不苟、勤奋努力、坚定不移的为党工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他把毕生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终生做到了为革命无私无畏、为国家鞠躬尽瘁、为人民不辞劳苦。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光辉荣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