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1952—），毕业于河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提倡经济民主、关注民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简介

经济观点(经济是人的经济 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统一)

出版专著

简介

刘永佶，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是一位很有特色和创造精神的学者。公有、民主、自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简要概括。公有即公有经济，民主即民主政治，自由即自由文化，这三者构成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基本框架。

经济观点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经济是人的经济

经济是人的经济，不是物的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涉及物，但不论自然物还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经济矛盾的条件和手段，而不是经济矛盾的主体。

政治经济学不是赚钱术，而是关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哲理，是对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和论证。人生的要素是劳动、需要、交往和意识，其中，劳动是人生也是人本质的核心。人生目的是发展人，不是占有物。经济过程要不断地改造、利用物，对物改造、利用的程度，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标志。人的素质技能包括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其中，身体素质是基础，技能素质是主体，文化精神素质是导引。生产力主要由身体素质和技能素质构成，但文化精神素质的导引，也是必要内容。

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其劳动成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手段。政治是人生交往要素的集中体现，是对人的社会地位的界定及其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认知中国主要经济矛盾及其在经济矛盾各具体层次的存在，规定各具体层次经济矛盾，论证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发现其演化的趋势，探讨改革公有制，解决主要经济矛盾及各层次矛盾的条件、途径、策略，就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体系。

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统一

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与公有制经济对立的官僚资本势力，以及自由资本势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对中国经济矛盾进行系统探讨，它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意识托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其称为“客观经济规律”，由此来论证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争取并实现自己社会主体地位的中国劳动者，才需要努力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论证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并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因此，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是国企改革的根据和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劳动者辛勤劳作的成果，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联合体。它的矛盾，它的局限和缺陷，都是中国人历史和现实矛盾的集合，是中国人素质技能及社会关系中矛盾的表现。

以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据和主体，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要求，也是公有制基本性质的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取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将它归位于劳动力的主体及运用劳动力创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由此，私有制所造成的劳动异化才得以消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拥有对其生产物的所有权，这本来简单明了的道理，或者说是人本质的直接体现，才得以实现。

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社会主义原则来说，首先是对其国家资本的性质进行改革，即应是变国家资本企业为全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职工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看起来似乎只是经济问题，“私有化”论者也极力局限于经济来谈其“改革”。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内在统一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真正的民主制，改革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与国有企业改革内在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确立和完善民主制。

说到国企改革必然联系到完善民主制，而说到民主制也必然涉及到民主权问题。刘永佶认为，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权利，首先就是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国有资产和资源占有权，都是从立法权分化出去的公共权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公共权利，就是立法权。立法权是公共权利的基本，从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立法权，是民主制的核心。这样说，并不等于其他公共权利不是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而是经过立法权这个必要环节，民主权派生集合和控制其他各公共权利。

刘永佶提出，为了有效地控制对国家权利机构的改造，必须不断壮大民主的权威，这包括几个环节，一是以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主权及其对公共权利的派生与集合，明确规定民主权对公共权利的控制原则；二是以法制展开民主的权力，健全和完善选举、立法等机制；三是明确和严肃各公共权利行使机构的制约关系；四是以法制保证结社权、集合权、言论权、监督权和批评权，使公民有组织地、充分地行使这些权利；五是对固守国家权利机构的思想，如“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展开深入批判，清除封建主义特权观念和官文化的传统；六是严肃、认真地查处以权谋私行为，消除腐败现象；七是不断地对公共权利行使机构进行改革，以削弱其中包含的国家权利机构的成分。

刘永佶认为，公有制的权利体系，派生并体现为民主制的权利体系；民主制的权利体系以公有制权利体系为根据，并能动地作用于公有制，是公有制权利体系的必要政治保证。

刘永佶认为，初级公有制的缺陷，集中表现于以行政集权体制为公有制的内在机构，从而将国有企业，乃至集体企业都变成国家机构的附属物。刘永佶指出，只要我们能充分认识公有制的历史意义，并切实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把握其规律，认真总结半个世纪公有制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明确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创建公有制的内在机制，那么，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落后的中国，就有可能在公有制的建立和演化中领先于世界。刘永佶为，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概括。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可以称为自由文化，这是与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统一的，是社会总体系统中必要的一个环节。

出版专著

迄今为止共出版专著23部，主要有: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7本，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关于中国现代化3本，代表作为《中国现代化导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2本，代表作为《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理论7本，代表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中国经济矛盾论》；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3本，代表作为《中国官文化批判》《中国文化现代化导论》。并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有《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力所有权 》《社会主义是劳动者个人主义的否定与实现 》《现代辩证法: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