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刘易斯转折点 |
| 释义 | “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之八：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绿皮书指出，目前发端于中国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预示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逐步呈现。 曾几何时，不少人还在为“廉价劳动力”、“富裕劳动力”而庆幸，可从2004年起，一度仅在个别行业、地方出现的用工短缺，并不像人们当初设想的那样，只是一种季节性现象，而是迅速蔓延到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国内多个地区，目前仍没有缓解的迹象，并逐步演变为局部地区招不到工的民工荒。 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幸运的是，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我们靠什么应对刘易斯转折区域呢？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曾经连绵不断的民工潮令企业家们错误认为，民工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民工被密集且廉价地使用，民工的生存环境恶劣，民工的劳动力价格长期被严重扭曲，并已达到了极不合理的低水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背离其价值，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正是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一必然趋势的前奏，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目标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本身，而是那些在不同区域中生活的人，尤其是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和农民工。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浪费资源和时间试图去缩小各个方面的区域差距。区域经济差距是否合理的依据，不是区域差距大小本身，而是在这些不同区域中的个人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否大致相当。而个人福利水平的高低，不是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一致，而是取决于个人意愿和个人之间是否拥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择业权及相应的社会和物质的基础结构。这是应对应对刘易斯转折区域的必然要求。 应当承认，劳动力短缺不是短期矛盾。普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太低、农村政策有较大改善、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增长三大因素所致。但还应看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经济未来继续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都将面临挑战，低成本廉价品低利润主导的出口战略和发展战略必须尽快转型。 笔者以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破灭后的反思是必须的：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支付国民待遇的拐点？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劳动力的就业行为发生了变化，这种就业行为的变化得到社会主要方面的认同，但是我国经济对于这种就业行为变化的冲击的承受力是比较弱的，这要求政府必须做出政策选择，以帮助劳动力和企业做出良性互动的调整，尤其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调整，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图书.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作 者： 蔡昉 著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 字 数： 270000 版 次： 1 页 数： 306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9703687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经济 >> 中国经济 >> 中国经济概况 定价：￥29.00 内容简介在长期经历二元经济发展之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开始出现重要转折。按照发展规律，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处在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这个转折的成功意味着一个崭新发展时期的到来，另一方面，这个转折期间充满了严峻的挑战。本书开创性地把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揭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及其挑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目录第一篇 第一章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 第二节 “未富先老” 第三节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第四节 “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 第二章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转移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 第三节 重新认识“三农”问题 第三章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论” 第二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冲击 第四节 就业的扩大与结构变化 第四章二元经济发展新阶段 第一节 刘易斯转折点的发展含义 第二节 中国二元经济发展 第三节 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第四节 传统增长方式的终结 第二篇 第五章长期增长与宏观经济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的短视 第二节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内在根源 第三节 从长期视角反思宏观经济政策 第六章转折点与宏观经济周期 第一节 怎样对待传统理论 第二节 转折点与经济周期 第三节 符合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 第四节 如何做到“有保有压” 第七章参与全球化：平衡与失衡 第一节 理论神话与全球经济现实 第二节 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窗口 第三节 全球化怎样惠及普通劳动者 第四节 为什么会有全球经济失衡 第八章二元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 第一节 “刘易斯之谜”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 第三节 转折点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转折点 第五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 第三篇 第九章库兹涅茨转折点 第一节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第三节 扩大就业与初次分配 第四节 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差距 第五节 再分配的优先序和切入点 第十章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第一节 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演进 第二节 户籍与相关制度改革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规制与立法 第四节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 第十一章自然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匹配 第一节 “奥肯法则”与中国经验 第二节 自然失业现象 第三节 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责 第十二章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第一节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简史 第二节 未完成的改革任务 第三节 政策抉择中的两难处境 第四节 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第五节 深化改革的路线 第十三章增长方式与减排激励 第一节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 第三节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第四节 更高的政策优先序 第十四章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 第一节 转折点上的农业阶段特征 第二节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 第四节 比较优势与价格激励 书摘插图第一章 入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绝对数量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将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到来和一个重大变化的发生。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提出了挑战，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比较优势依然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劳动力供给，以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应对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 各国都经历过或者预期经历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独特的。其独特性主要在于，所有理论上预期对人口转变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中国的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不仅有普遍存在的常规因素的作用，也有非常规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转变的成功完成。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也相应打上了这个人口转变的烙印。本节从介绍影响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入手，讨论中国特有的人口政策，以及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因素对于这个转变的相对贡献，以便为认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提供分析基础。 一 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特征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对于早期得到发展的欧美国家来’说，人口转变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的过程，因此，通常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转变受到诸多外生因素的影响，与早期的变化轨迹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偏离。 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是与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联系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下，人口只有靠高出生率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早期发达国家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不同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与生活水平初步得到提高、卫生条件改善相联系的。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早期的过程中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却可以是从外部输入的。在后一场合，当输入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导致死亡率下降后，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这个阶段的长期存在，不能及时过渡到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上，以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较高的状态。 尽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上述不同，导致人口转变发生的基本因素却是相同的，因而，撇开延续时间的长短，人口转变从过程来说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下面，我们总结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几个基本因素，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最终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变量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关。跨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界限的贝克尔（Becker，1960），率先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他认为，子女通常被父母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而生育行为则被看作是消费者对子女需求的反应。既然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像所有的消费行为一样，需要支出物质成本，因此，家庭的财务预算始终会构成父母对孩子需求的硬约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家庭预算约束，即家庭对生育孩子的负担能力，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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