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清光绪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刘沅，字止唐，父亲枫文，字子维，均为蜀中知名学者。

中文名：刘咸炘

别名：宥斋

国籍：中国

出生地：成都纯化街

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9日

逝世日期：1932年

代表作品：《汉书知意》《太史公书知意》

字：鉴泉

刘咸炘五六岁时，先后从兄咸荥和父亲学习。9岁时，更加笃学好问，每天读书达数十册。

1914年，他18岁，其父卒。乃就从兄刘咸焌受业，开始研究古文的格调并详细研究班固的《汉书》，随后又研读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于是更知道著述体例综合的原则。22岁时，写成《汉书知意》四卷。是书于昔人讥评班固之语，纠辨甚详，发明《汉书》的义例甚有创见，这是他史学评论的开始。后来，《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三部书，都是照此书体例写成的。1916年后，任尚友书塾塾师。尚友书塾是刘成焌创办的，成立于1918年，前身为明德书塾，地址在纯化街延庆寺内，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当时，刘咸焌任塾长。教学课程和书塾章程则完全由刘咸炘制定，分幼学、少学两个班，学生数百人。又设有研究班，从少学中考取成绩优异者肄业。从开办到1932年先生逝世，此15年为蓬勃发展时期，有《尚友书塾学报》刊行，造就不少国学人材。

先生的读书方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作札记零条，15岁时读《文心雕龙》才大胆作札记，20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每阅一部书，即置一札记本，写心得于上，或者在书眉上用朱、墨笔加校语、评语、批语、识语，短的几个字，多的到数百字。他遗留的中西藏书有23000多册，现藏四川省图书馆。每册书中的书眉、副页上都有批注。任尚友书塾塾师后，遍翻我国经、史、子、集四部的主要书籍，旁及欧美的译本，阅读勤奋，识见锐敏，综贯会通，写下精辟的论文，继乃会集成专书。如《中书》、《左书》、《内书》、《外书》、《右书》就是这样写成定编的。他曾说：“我现在的著作，还很粗率，将来尚需按学之系统，删繁就简，纳支入干，化数小种为大种”，不幸他早逝，这个志愿没有完成。他在30岁时，写了一篇《宥斋自述》，文中说：“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富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之曰‘人事学’。其范围详于《一事论》中，而最重者为遗传、土风，时风，要之为气质与风俗而已。”这段文章叙述他的学术宗旨，简要明白。

先生治学，先从校雠目录学入手，着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说：“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所谓校雠者，乃一学术方法之名称，以此二字代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而已。”他留心于史学的研究，扩充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论点，深入发挥。他说：“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目的，观事理必于史。所谓史，不仅指纪传、编年各史，经书亦包括在内。子之言理，亦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又说：“能知《尚书》、《春秋》、纪传三者嬗变之故，即可窥史迹之变化交互。必有变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后世史家重朝政而轻民风，详实事而略大势，史识所以狭也。”他对地方志特别重视，认为地方志有自己的精神、体例，与国史不同。他说：“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国史纪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贯通之识，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贯通之识，亦有端绪，惟方法则粗有记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诚撰述矣，而贯通之识，仍未之见。”为了实践他的论点，于是写了一部《蜀诵》，用政事、土俗贯通立论，叙述四川地方史古今变迁的大势。他这种识见，比章实斋更进一步。

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别具卓识，推崇孔丘、孟轲，认为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为孔子所师。他衡量诸子学说，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观变”，评定诸子的纯正与驳杂。他说：“诸子之学有二类，一日人道，二日群理。人道论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则止及治群之术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则惟及群理。”

他喜欢评论文学，主张写文章要先有内容，然后讲求形式。他所处的时代在本世纪初到30年代，当时写古文的人，多承清来文士的习惯与风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谈汉、魏、南北朝八代的文体，写作文章，俗调庸腔，浅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趋狭隘，于是他写了一篇《辞派图说》来批评这种风尚。文中说：“文集盛于东汉。东汉作者皆工词赋，承子政(刘向)之法而加枚(皋)、邹(阳)、东方(朔)、司马(相如)之辞采，施之诸文，乃成东汉之体。剪裁齐整，下开魏、晋，齐、梁，艺盛辞浓、文质彬彬。远祖荀(卿)、屈(原)，近称子政，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陆(机)，所谓不分骈散之古文也。能择数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视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识乃能探文辞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对白话文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提倡写白话文，当时复古守旧的人，皆持反对意见。先生认为这些意见是错误的，于是写《白话文平议》来纠正。1924年先生还用白话文写著作，如短篇故事《瞽叟杀人》、《孟子齐宣王章说话》、宣讲本《该吃陈饭》、白话翻译《梦溪笔谈·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话文，集成一册，名《说好话》。可惜这些文章后来散失，没有刊行。

他论诗的主要著作有《诗系》7篇，叙例说：“钟氏《诗品》，根据《诗》、《骚》，扢扬文质。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统以三系(小雅、国风、楚辞)为归。观其力杜险俗，举鲍照为滥觞；高标极界，附阮籍于小雅，岂徒以评品片言取称隽永哉！宋世既疑其义驳，明人徒取其词工，会稽章实斋独称为有本之学，而不解其说，但付阙如。学士虽或征引，徒资谈助，无能识其旨归，得其条理，盖诗道之湮久矣！蒙窃不自揆，发明三系之说，立以为统，和合顾宁人、张翰风、王而农三家之说，穷源竟委，上起于汉，下断于唐，宋以后虽略，不无偏畸，但所标大旨，则仍相同。”可见他的主张，是强调诗要有内容，不专尚词藻的。他又写了一本《诗初学》，序中说“诗以言志，唐以来之诗，十九皆非真诗，故诗不可轻作，诗以陶情，故诗不可不读；劳者有一歌，苟无以范其情，恐渐流于邪僻，故诗不可不学。不轻作乃可作。有蒙求问我下手之阶，则无以应也。前岁撰《诗系》成，于故纸中捡得大父手书曰：‘古诗甚多，难以尽读，将古诗十九首缓缓读完，复选白乐天等浅显古诗与读，便令其学作可也’。私幸主张宗风，不背先训，因复本此意，选录一目，以授初学”。这是他教初学入门的好办法，对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书法，15岁时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书与隶书。他写了一本论书法的专著《弄翰馀渖》，提出“华夏艺术，书画并重，而书之变化尤多”。“书之多变诗文同，故其派别风势亦可以论诗文者论之”。慨叹“画学有史，而书学无史，画科盛行，而书科不盛”。主张写书法史。书中对包慎伯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叶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碑，皆提出纠正与补充意见。对大篆，小篆、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的发展变化，都有精辟的论述。并且对历代书法家如魏晋的钟繇、卫恒、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权，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明的赵孟頫、董其昌、文衡山，清代的邓完白、何子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刘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吴昌硕也有评论，不主张一家之言，详论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此风气与彼风气之高下，未易确定。若各风气中之高者，则可以普遍之价值定之，此论艺术者之所同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固无由比较高下。即同一诗也，必谓六朝诗胜唐、唐诗胜宋，亦巳非通确之论。即使通确，六朝亦自有恶诗，举六朝恶诗以加诸唐佳作之上，岂为通耶?论诗文者多蔽于是，论书亦然”。他这种见解，是很卓绝的。

先生著述很多，计已成书的共236部，475卷，总名《推十书》。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其余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推十”是先生书斋的名称。兹将《推十书》主要部分分述于下：

总絮纲旨的有《两纪》、《中书》。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异的有《内书》、《外书》， 《左书》知言，如《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研究诸子学的著作；《右书》论世，如《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繙史记》、《蜀诵》、《先河录》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的史学著作。关于校雠目录之学，则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关于文学的著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长短言读》、《词学肄言》、《读曲录》等；书法专著有《弄翰馀渖》；论说治学门径的著作有《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以上所列书籍，尤其是文学选集，多为排印、油印本，没有刻入《推十书》中。

先生著书，本着章实斋“言公”的宗旨，凡主张一个义理，前人已经说过的，必定把原文引在前面，不足之处就发挥引申或者加以补充。所以他的识见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抒心得，资深积厚。读他的书，如进入深山采矿，潜泳海底求珠，使人寻绎不尽。他曾向门徒说：“有人问我的学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可以附列在儒、道两家的后面。”又说t我不过是“骨董行中识货人”罢了。与他同时的国内有名学者，如浙江张孟劬，也是研究章实斋的，见到先生的著作后称赞说：“目光四射，如珠走盘，目成一家”。广西梁漱溟曾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并把先生《内书·动与植》这篇文章转载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中，作为附录。修水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期来成都华西大学讲学，到处搜访购买先生的著作，认为先生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盐亭蒙文通和先生私交最笃，随时过从，研究学问，曾经怂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志序》中评论先生说：“其识已骏骏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邑。”江津吴芳吉对先生极为敬佩，书信往来，讨论文学诗歌，自称“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华阳林思进曾在《刘豫波先生家传》中说：“独惜君从弟鉴泉年未四十，所著书数百卷，其于校雠考订之学，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华阳李劫人挽先生的联语有“实斋著述有传人”之语。华阳庞石帚挽先生的诗说：“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游”。先生从兄刘咸荥挽联说：“半生心血百城书”。1924年先生编写《蜀诵》定稿后，送请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宋芸子(育仁)先生阅读。宋先生看后，大为赞扬，即将稿本交通志馆全体人员传观，以此为楷模撰拟《四川通志》。解放后出版的史学及目录学著作引用先生的论点或书目很多，兹不一一列举。1982年日本学者曾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先生的著作。继后，西德的学者也托人到图书馆查询。由此可见，先生的学术已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刘咸炘先生对人谦和，无半点骄矜的气味；与人讨论学问。时，亦不宥于门户之见。

他一生研究学问，不喜仕途奔竞。北伐胜利后，吴佩孚失败逃至四川，企图东山再起，积极网罗人材。曾致函拟亲至先生家门造访候教。先生婉言推却，只约在草堂寺一晤。晤谈中，只谈学术问题，不涉政治。结果吴只赠送亲书对联一副，摺扇一柄，始终没有谈及政事。1930年，川督刘湘曾约先生出任二十四军军部秘书长，他亦婉言谢绝。可见先生的志趣是不同于流俗的。

先生自1926年到1932年逝世前，先后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这些学校的师生都敬佩他的学问。他讲课时，听讲的人很多，教室坐满了，门窗以外还围立几层人倾听。现在有昕过他讲课的人，还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的盛况呢！

先生教诲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叹惜人才难得。先生主讲尚友书塾时，有许多大学的学生要求到塾内听课，他特为这批人在星期天讲课，称为“塾外生”。学生中凡有成绩的，不论大小，他都要加以奖励。资质下等的，他更是尽心诱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长进。在尚友书塾读书的学生，凡家境贫寒，无力就学者，都免缴学费，并供给伙食，不使废学。先生还曾为使学生能深造有成，筹集经费，就书塾设研究班，按季发助学金，以赡膏火。开办时，招考了12名学生，计划作为重修宋史的助手，并已经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班子，写了一些有关宋史的论文(收入《右书》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业未成就去世了。

先生平时含默寡言，少与人争论，遇学术界知交，则清谈娓娓不绝于口。喜欢望月饮酒，每当月自风清的夜晚，购买干果酒脯在塾中和学生一边看月，一边讨论学问，上下古今，畅谈畅饮，直到深夜。

先生在1930年以前没有离开成都。到1931年至1932年，两年之中，始游青城，再游峨眉，并在1932年夏天，游剑门，登豆圌山，都有游记和诗歌。他喜爱剑门的雄险，用易经坤卦“直、方、大”为剑门关题词。先生游剑门时，受了暑热，回成都后就染了病，不到一个月，于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仅36岁。葬双流苏码头蒋家店祖茔。亲友生徒，莫不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