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南（1898年—1931年2月7日）革命烈士。1898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小林育英2岁，长林彪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5年，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 投身革命 地下斗争)

就义之谜(反对王明种祸根 到底谁是告密者 南京舌战陈立夫 龙华牺牲留英名)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1917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8年5月，积极参加武汉学生反对北洋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3月，与同学胡业裕等在中华大学发起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半月刊。“五四”运动爆发，与恽代英、陈潭秋等组织和领导武汉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同年6月，受武汉学联的委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不久，回到家乡，在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1920年春，与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同年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常去北京大学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起研讨马克思学说。

投身革命

1921年7月，与恽代英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发起组织“共存社”。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与其他同志领导汉阳钢铁厂大罢工，并筹建起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任该会秘书主任。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同年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再度举行罢工，他草拟《告国人书》等罢工文告，并亲自指挥罢工斗争。发动武汉各工团组织“粤汉罢工后援会”，声援罢工工人。同年10月，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与施洋创办该会机关报——《真报》。1923年参加组织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后，被军阀悬赏通缉。他编写了《二七工仇》，翔实记述了“二七”罢工英雄史实，讴歌“二七”烈士的革命精神。并以《真报》的名义发表宣言，控诉吴佩孚、肖耀南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同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1924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干事。同年5月，又遭反动当局通缉，前往上海，参加编辑《中国青年》。不久，返汉，任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继续开展青年工作。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在上海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5月，出席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奉命回汉，与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一起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任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被选为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宣传员训练班，设立“工农通讯社”，出版《工人导报》、《工人画报》等。同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并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与黄松龄、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长江》，继续宣传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尔后，积极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

地下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他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在上海东方旅社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问题，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与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就义之谜

反对王明种祸根

193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并通知林育南立即带人去中央苏区做大会的准备工作。 然而，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从浙江秘密返回上海。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利用这段空余时间，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中央“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不久，党内发生了王明篡夺最高领导权和残酷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同志的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下，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合，到了上海竟不被通知开会。林育南是候补中央委员，因与王明有分歧，王明将他排除在会议之外。 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且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实权却落到了阴谋家王明手中。 目睹米夫、王明的阴谋活动，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此正义之举，深深触犯了王明。 王明掌握大权后，拚命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林育南、何孟雄成了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何孟雄当时的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王明便利用自己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职，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地迫害何孟雄。 1930年1月3日、10日，林育南两次给朋友陆若冰写信，信中谈到他与何孟雄等人的反王明路线的斗争情况： 现在“校务”（指反王明的斗争）很有新的发展，正有待于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还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所详细一谈。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彻底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后来，他们决定将反对王明及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分成两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汉口路东方旅社，何孟雄一组在天津路中山旅社。 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一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他断定里面的7人是中共党员后，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等人抓住。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里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李求实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共有36名中共党员被抓。

到底谁是告密者

对于这36人的被捕，早期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海内外的书刊上说是由康生叛卖所致，而且与反王明的斗争有关。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出版的康生传记《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于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言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获的国民党特务王云程，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王云程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是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 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 《炎黄春秋》杂志曾发表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谜》一文，则说林育南等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在文书档案中发现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东方旅社的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事情的地方。1月17日上午，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四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还说出了另一内因。 鲁訇在文中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毛泽东的亲家）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向党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在材料中说，曹文敏的叛卖行为已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让她做党的机要工作，也不应该住在康生这样的中组部负责人家里，以免她再对党组织造成新的危害。 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怒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 林育南认为康生这样做是错误的，并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党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

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苏准会”的工作很忙，张文秋在此离不开，有什么需要她说明的，可以叫她写材料。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完全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 不久，周恩来、邓发等中央领导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正确的，曹文敏确系自首变节分子。 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向中央作了检讨。但事后，康生并不认错。他认为林育南、张文秋使了他的坏，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张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来、邓发、林育南等领导人设法保护，康生的阴谋才未得逞。直到全国解放后，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康生仍不忘当年旧事，勾结江青对她进行迫害。鲁訇的文章还说： 阴险狠毒的康生，还早就对保护过张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操纵下，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推行“左”倾机会主义一套。康生立即投靠过去，积极为他们拍马抬轿。林育南等许多负责干部和忠诚党员，公开反对、抵制他们的错误方针。有一天正在一处开会，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笔者仔细研究过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五作家的死因后，也认为仅以叛徒王掘夫告密造成了这么多人被捕，是说不过去的。其理由是： 一、据有关史料记载，王明本来已经从中共中央特科得知国民党特务混入了林育南、何孟雄等反四中全会及王明的人内部，他不让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并以“很危险”、“已来不及”为借口，极力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报信。 二、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会议。党内这么多重要负责人被捕，他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并当着与会人员的面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林、何等人是在反对中央的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他又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组织。 三、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牺牲后不久，王明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写了一首《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读了这首诗，使人感到很奇怪：龙华二十四烈士都是强烈反对他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他曾在大会小会上攻击龙华二十四烈士有“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此时怎么又写起悼念这些人的诗了呢？而且还称林育南为“师”，称何孟雄为“友”，岂不怪哉？四、笔者意外地在原黄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一件尚未发表的重要史料，也证实了吴炳叔、王云程的证言。这篇史料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作者叫柴云堂，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殷夫一起被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柴云堂在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敌人了如指掌，并把他作为“首犯”、“要犯”对待，还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内部有要人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情况，敌人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 五、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及“左联”五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王明、康生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出来继续反对他们，故用这样的办法将他们置于死地。

南京舌战陈立夫

林育南被捕的第三天，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将林育南作为“首犯”进行了审讯，但一无所获，之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中共中央政治局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曾避着王明指示中央特科进行营救。中央特科马上组织数名精干的便衣武装人员，准备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与租界处劫车，但因敌人已有防备而未能成功。

林育南一行被押到龙华时，正好被先入狱的柴云堂看见。柴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他们一行从东到西，站成一排队形。狱中的小和尚轻声对我说：“西边前排的第六人是林育南。”我一看，见他不过30岁的模样，头上着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中等身材，两眼闪闪发光，像射出怒火似的。一对眉毛像扇子一样掀着…… 36个“犯人”，被敌人戴上20斤重的铁镣后，分别关押在一、二、三号牢房里。 国民党对林育南的情况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捉住林育南就是抓了一个特大政治犯。因此，对他的看管、监视极其严密。 林育南虽然身陷囹圄，对生死却置之度外。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党的事业。为了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情况告诉组织，他和李求实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通过秘密渠道转给了中央。 1931年1月底，他用暗语向同乡陆若冰写了一封信： 17日被累，23日转龙华司令部，现在生活平安，请勿念。戚妹如要见他，可于星期三12点至下午3点，以亲戚名义到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要求会晤湖北黄陂人李少堂（广告商人）即可。如第一次不允见，送来之物（他要小说书）定可交到，且第二次必要接见也。案关政治，女戚接见较便，请戚友放心可也，知注特闻。 陆若冰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 与此同时，中央对林育南等人也极为关心，除经常派人以“李少堂”家属的名义探监外，还指示“互济会”给他们送去一些衣服、药品和钱。 中央的慰问和关怀，鼓舞了林育南的斗志，也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他在狱中的墙壁上画了一面红旗，然后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其他难友也一一效法，以此表达誓死不屈的信念。 国民党抓到了林育南，总想在他身上捞一点什么。尽管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 2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他被带进一间又宽又大的办公室。一特务对他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陈部长马上要来与你谈话。” 他坐了一会儿，陈立夫带着几名高级党工进来了。过去，林育南未与陈立夫见过面，只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 陈立夫走到林育南身边坐下，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立夫。” 林育南瞅了陈立夫一眼，没有作声。 陈立夫笑了笑又说：“秘书长先生，你受委屈了。” “我不存在受什么委屈！”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接着说，“你们共产党已不行了吧？” “谁说不行？” “嘿嘿，”陈立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们的党内讧外离，分崩离析，已到了一蹶不振之时。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得多。尽管你们在东方旅社集会，想有所作为，实际上很难挽救这不振之势。本党为了爱护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才，想方设法挽救你，并愿给你较好的出路。” 林育南鄙视地盯着陈立夫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陈立夫说：“你谈谈不同意的理由吧。” “很简单嘛，”林育南说，“你通过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但并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 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以秘书长先生的才华，本可为党国做大事，不知道你为什么迷上了一个完全是空想，又没有任何希望的共产党？” 林育南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陈立夫先生，我不允许你诬蔑、诽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为人民谋翻身、谋福利。我们共产党人握有一种特殊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武器能推动历史前进并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还能用这种武器加强党内的团结，打倒国内的敌人。我们党担负着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任，这是一个既伟大，又崇高的事业。这样一场艰巨而重大的革命，能不发生一点缺点和错误吗？能一点争论也没有吗？你把我们的正常争论说成是内讧、分裂，那是大错特错了！老实讲，我们在党内虽有争论，但对你们却是一致的。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目前，我们的党虽然还很弱小，还没有执政，它却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又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党。”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你们那几个人，在穷乡僻壤、山沟树林里，凭那几条破枪、几把锈刀能打倒我们国民党吗？” “能够打倒！” “你们的红军在荒无人烟、草茂林密的山上如同乞丐，还能打胜仗？我就不信你们共产党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林育南马上反击道：“目前，我们的红军由于你们的封锁、追击、围剿，生活的确很艰苦。但这种苦，我们能够克服，能够解决。同时，我们共产党人，包括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对苦已有了准备，并把这种苦认为是革命胜利的必经阶段。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苦过去了必是甘甜。将来苦的，必是你们国民党！”陈立夫轻蔑地一笑：“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共产党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我们不是陈胜，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是洪秀全！” “他们造反，你们也造反，怎么不是？” “部长先生，”林育南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有纲领、宗旨，有严密的组织和钢铁般的纪律，还有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代表民众，有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有这些历代农民起义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立夫连连摇头道：“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 林育南不愿再论战下去，对陈立夫说：“你们用专机将我弄到南京来，而且又有你这么大的官向我劝降，可谓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为了不多浪费时间，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劝降，真是太天真了。你们要我放弃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对我安全的交换条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们敬爱的党宣誓，要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现在虽然被你们关在狱中，但在狱外，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还在英勇奋斗。可以肯定地说，要不了多久，共产主义之火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起来，烧得你们无处躲避。胜利必属无产阶级，天下必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将手往上一扬说：“秘书长先生，你很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你前途无量。来，合作吧！”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对陈立夫说：“我们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缩回手，又说，“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这我已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 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 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 当天晚上，国民党又用专机将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狱中时，已是晚上12点。 难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纷纷向他打听在南京的情况。林育南不顾疲劳，连夜向难友们讲述了在南京与陈立夫舌战的经过。大家听后，拍手称快。

龙华牺牲留英名

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甚为气愤，骂道：“对这类顽固不化的家伙，杀！” 1931年2月7日深夜，狱方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殷夫、柔石等人（包括3名妇女，其中一个是孕妇），说要将他们押到南京去。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心里明白了：敌人要动手杀人了。他们相互勉励了几句后，将头发、衣服整理了一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牢房。 不大一会儿，到了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押送他们的警官突然高声喊道：“停止前进！”随后，一名早已等候在小桥边的法官向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宣布了被“判处死刑”的决定。 宣判书还未念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就高声唱起了《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他们的歌还未唱完，架在背后的几挺机枪响了。一代英杰林育南和他的二十多位战友壮烈牺牲。 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牺牲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万分悲痛，并举行了悼念活动。难友张恺帆还在墙壁上题了一首纪念诗：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外血， 一般鲜艳一样红。 龙华二十四烈士就义之后，党中央一直不知道。直到3月中旬，周恩来才得到消息。他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系革命战友，感情甚深。他们牺牲了，周恩来甚为悲痛，而且夜不能眠。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3月12日，周恩来亲自为《群众日报》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社论说，林育南、何孟雄等23同志（实际为24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革命战士的英勇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 1931年4月下旬，鲁迅得知林育南及左翼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后，非常愤慨。4月25日，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宣言中说，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与同一时刻暗杀了19个革命家、5个革命作家——一共约杀了男女24人，连资产阶级的法律手续也不曾有过，到现在也不宣布。鲁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悼念诗《无题》…… 林育南牺牲后，他的堂弟林彪一直不知道，直到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他才得知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哥在上海牺牲了。林彪同林育南的感情相当深，而且对林育南极为敬佩。他得到这一消息时，很悲痛了一阵。对堂哥牺牲的内因，因处在战争时期，他无法、也无精力去弄清。 1945年，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作了很高的评价：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上海解放不久，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找到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就义地点，并在大坑内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遗物及敌人带在他们脚上的镣铐。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后，林育南等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在陵园墓区，并一一立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