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为契丹贵族使用的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之类。大都为辽代宫廷与地方的官手工业制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辽代(907 ～1125)金银器以1986年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金蹀躞带﹑金花银靴等组成的殡葬服饰及錾花金戒指﹑缠枝花纹金镯﹑八曲花式银盒﹑镂雕金荷包﹑金花银枕﹑錾花金针筒﹑金饰球﹑金花银钵﹑金花银盒﹑银长盘﹑银唾盂﹑银盏托﹑银壶﹑银罐﹑银粉盒﹑玉柄银刀﹑玉柄银锥﹑鎏金银勺与马具等。

概述

民族特色

制作工艺

意义与影响

概述

其次是1954年出土於内蒙古赤峰市应历九年(959)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大批金银马具﹑带饰和鎏金龙纹银碗﹑银高足杯﹑金丝织物等。此外﹐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出土的刻契丹文款识花式银碟﹑二龙戏珠鎏金银冠﹐河北省承德县发现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发现於北京市房山县的鎏金银面具和辽宁省建昌县龟山辽墓的二十二曲花式口银杯﹐出土於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柳斗形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八楞錾花银执壶与温碗﹑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荷叶敞口银杯以及赤峰市郊区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和鎏金錾花鱼龙提梁壶等﹐均为具有代表性的辽代金银器。

民族特色

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用大量马具﹑带饰殉葬﹐标志著契丹族善於骑射的强悍性格。辽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再如马上携带的鸡冠壶﹐敛屍用的面具﹑网络等﹐也都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显受到宋式金银器影响者﹐也不乏其例﹐如建昌县龟山辽墓出土的二十二曲花式口银杯﹐出自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八楞錾花银执壶与温碗等﹐均具有宋式金银器的风格特徵。当然也不排除内中有的是由中原流入辽地的。

制作工艺

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於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錾刻的鹿纹形像﹐姿态即与唐代刘赞进奉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辽代金银器在装饰技法上有新的发展﹐如应历九年 (959)辽驸马墓内出土的鎏金龙纹银马鞍桥饰和出自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即采用了多层錾刻工艺﹐使器物的花纹图案主题突出﹐呈现出富有层次的浮雕装饰效果。这表明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在继承唐和五代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新的特色。

意义与影响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的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富有特征的金属工艺。例如鸡心壶、八角铜镜以及鎏金凤冠等等。辽代的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同时与北宋相比，辽代与西方的联系也更加密切，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墓中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