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梁金广 |
| 释义 | 梁金广（1932～2008-2.20 ），男作家，笔名：浩然，祖籍是河北宝坻（今天津市 宝坻区）高家庄镇单家庄，1932年出生于河北省三河市，中共党员。其人致力于文艺教学事业，其作品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中文名：梁金广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北宝坻 出生日期：1932 逝世日期：2008-2.20 职业：作家 代表作品：《苍生》， 《艳阳天》 同行评价(立志要成为文学家 “小学生”在大学讲课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 各方反应(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从《艳阳天》到《苍生》) 生平履历1932年3月他出生在煤矿。父亲去世后，1942年他又随母亲投奔蓟县舅父家，在那儿与姐姐度过苦难的童年。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1946年浩然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立志文学创作，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他，边工作边苦读苦写，走自学成才之路。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后致力于创作反映北方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面貌的作品。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些作品留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印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以新的视角观察和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并于1997年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2002年至2003年担任北京市文联名誉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代表作品长篇小说《艳阳天》 《金光大道》 《山水情》 《晚霞在燃烧》 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 《杏花雨》 儿童故事集《幼苗集》 中篇小说《西沙儿女》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 同行评价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浩然”正气笑傲文坛———寻觅浩然足迹》里这样写道。祁淑英听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里涌出了泪花，她与浩然同年进河北团校学习，成为校友，后来又先后到《河北日报》工作，成为同事，跟浩然有着深厚的情谊。她向记者讲述了浩然生前让她佩服和感动的点点滴滴。 立志要成为文学家1951年，祁淑英与浩然同时到河北团校学习，当年学校还没有餐厅，他们一起排队打完饭后，就蹲在地上吃饭，一边吃一边聊理想，因为聊得很投机，所以后来两人的话题很快就一致起来———要做一个文学家。毕业后，浩然和祁淑英先后来到《河北日报》工作，在成为同事之后，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浩然调入北京工作后，创作出了《艳阳天》。20年以后的1973年，祁淑英去蓟县采访，在县招待所的饭桌上遇到了浩然，当时正值浩然在蓟县体验生活，于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又畅谈起来。祁淑英说，当年她还跟浩然讲，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文学家，而自己还依然是一名记者。“不管怎么样，浩然他始终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从来都没发过脾气。”祁淑英回忆说，“按现在的话讲，当年的他已经是大红大紫，是大腕了，但他永远都没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讲话都会先脸红。” “小学生”在大学讲课德国一位汉学家曾评价《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当年《艳阳天》的出版也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震动，有评论家说，“浩然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但正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浩然，仅仅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祁淑英这样评价浩然，他虽然只读过三年小学，但最后却能去北京的大学讲课，而且特别受欢迎。据祁淑英说，浩然辍学以后还是放不下读书，当年被村里纳布鞋的大婶用来夹鞋样子的书册就是他最好的读本，还有就是听说谁家有了藏书，就跑过去借来读，把本村的书读完了，就去邻村借，就这样，他把《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等等东拼西凑地就读完了。 保持本色不挑吃穿说生活中的浩然，祁淑英说：“他始终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从不挑吃挑穿。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请我吃饭，吃的是炸油条，喝的是小米粥。他穿得很普通、很不讲究，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回忆起在一起学习和工作的时光，祁淑英佩服地说：“他风格特别高，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们吃饭是大锅菜，我不爱吃豆腐，就拣给他吃，他也就把肉夹到我的碗里让我吃。”在写作上，浩然笔耕不辍，从来都不会为外界所打扰，曾在驻通州记者站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年过春节值班，他就在别人都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唱小曲的时候，埋头写作着；在生活中，浩然很低调，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晚年患病实在不能动笔之后，浩然便把精力放在了培养文学青年上，办起了《苍生文学》杂志，为文学青年尤其是农村的文学青年搭建了很好的锻炼与展示的平台。 社会评价他热情关心北京市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为发现、扶植、培养文艺人才，繁荣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创作，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在京郊及河北三河县实施“文艺绿化”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功德无量、意义深远的善举与壮举。他浓烈的“文学绿化情结”和甘当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学习。“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各方反应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由于多年抱病在床，梁家子女对父亲的离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是没有想到说来就来，一想到这一别从此就是永远，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儿梁春水伤心地说。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梁晓声说。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从《艳阳天》到《苍生》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也已逝去，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浩然就是那个作家。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 《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浩然，这个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伴随着一段令国人辛酸的历史，而时间又常使历史蒙上神秘的面纱。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浩然真实的内心又有多少坦白于世？“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在今天和将来又有何历史价值？浩然曾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 “艳阳天”的坚定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苍生》是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向着更新的目标挺进。 在所有的作品中，浩然最偏爱《金光大道》，他曾说：“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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