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立木取信 |
| 释义 | 作者简介司马光（公元1019一1086），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涑（sù）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赵祯1023－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1038— 1040）初中进士，英宗（赵曙，1064一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1068—1085）熙宁（1068一1077）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1086—1100〕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原文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译文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百姓能把木头搬移到北门去就赏给二百两黄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敢动手去搬移（木头）。公孙鞅又说：“能搬过去的赏一千两。”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一千两（或50金）的重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变法令颁布了一年，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公孙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遵从了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治理得很好。这时，那些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又来说新法好，公孙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驱逐到边疆去住。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词义令：指商鞅为秦孝公变更法度定制的命令 十金：二十两为一金，十金即为二百两。 卫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因得封商地十五邑，所以又名商鞅。他实行变法，使秦国富强，是著名的政治家。 傅：师傅，指负辅佐责任的官或负责教导的人。这里是指傅父，古代保育、辅导贵族子女的老年男子。 黥：墨刑，在面额上刺字，以墨涅之。 趋令：归附、服从命令。 辄：就。 徙：搬。 遗：东西。 市：集市。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启示信用是国家的重宝，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得到民众的信任。 佳句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善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短剧《立木取信》短剧《立木取信》，是有著名导演陈皇名编剧及导演的话剧作品。故事从著名典故商鞅立木取信而来，语言风趣幽默，借古讽今。对当代社会各种不诚信现象予以讽刺。其台词无比经典。如“我就很费解啊”“炒作，这一定是赤裸裸的炒作”“办证刻章，模仿签名”。曾荣获短剧大赛一等奖，是一部难得的剧作。? 商鞅变法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 “《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卫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顾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卫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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