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中权 |
| 释义 | 李中权，四川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简介李中权，男，1915年生，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人。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原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生平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东游击军大队政委，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师政委。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长征途中，曾任天全县委书记，后调任藏民独立师政委。到达延安后，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委。1942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46军政委、第十二兵团军政委。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1949年，率46军在湘南剿匪。 1951年调任空3军政委，赴朝学习空军实际作战经验。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1978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不久改任第二政委，1983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中权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成长经历童年的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尽管如此，李中权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得到了思想启蒙。 李中权的家庭是一个地道的红色家庭。一家九口人，仅有的一点土地，只够维持全家四分之一的吃用，自己童年的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就这样，将军最小的妹妹还是在饥病交迫中夭折了。 1928年，李中权如愿进入达县第五高小读书。深知父母为此担负了难言重负的李中权，学习极为刻苦。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 在学校里，李中权不仅学到了文化，也接触了最新的思想。高小时，张爱萍将军曾是他的老师，李中权看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 生涯简介一1931年，李中权被调到蒲家场任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开始了自己的红军生涯。全家9人追随了红军，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简介二1933年，李中权率部队打回家乡。率300多人的队伍到家乡时，还能看得到悬赏通缉告示。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中，自己的家人热情参加，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这样，自己的全家都把命运和革命连在了一起。后来，李中权率队伍在征程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不久，李中权又听到了已当了赤卫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在"肃反"中被无辜杀害的消息。 介绍介绍一由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制造分裂，已经过了草地的四方面军走了个回头路，再度南下。一路上，第一次过草地中牺牲烈士的遗体还依稀可见。但是，三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却为这一决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6年3月，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第二天部队就要行动，这第三次过草地，面临的困难自然更为严重。在这样的境地中，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又能拿什么来安慰老人家呢？更令他悲痛的是，二哥李中池战斗中牺牲了，中珍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石映昌也牺牲了。 介绍二那天晚上，母子谈得很晚。母亲再三叮嘱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分心。可是，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在长征中，得了严重的寒腿病，饥饿、病痛和恶劣的环境随时都可能夺取她的生命。"母亲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弟妹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很清楚局势的李中权告诉母亲，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的追兵，留下，国民党的军队一到，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李中权说，其后，自己还见了母亲一面。"她老人家已经病得很重了，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走着。我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即没有药，也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母亲，看着被疾病折磨着的母亲，李中权为难之极。看着李中权万分为难的样子，机灵的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 1936年9月，李中权走出草地来到甘南，一天，突然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我跑来。原来是四弟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逝世的情况告诉我。""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包，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用母亲头发的钗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但是她终于不行了……""弥留之际，她一遍又一遍地问：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要找到三哥，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 1937年春天，李中权兄妹四人在延安会合。 张国焘分裂红军，打着"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南下后，于1935年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指名山、邛崃，威胁成都。四川军阀急调80多个主力团，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红军也伤亡上万人。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转移到名山西北附近的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 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 撤离天全县后，李中权随部队北上，在丹巴时被任命为大金川独立二师任政委。受红军的影响，藏族头人马骏在1936年春拉起一支武装队伍，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有 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占一半。为了巩固这支力量，红军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到该师的各级任职。第一次见到师长马骏，是在一个叫八旺镇的地方。马骏的父亲是当地的藏族头人，又是当地官员，在当地威望很高，在为红军筹粮中出了大力。 欢迎的酒宴后，马骏叫来几个藏族骑手，做骑马表演。"藏民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李中权说，表演中，有的骑手带两匹马，坐骑不用鞍子，可以从一匹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枪打得也很准。"马骏亲自教李中权穿藏袍，学习藏族礼仪。"他告诉我，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说到与马骏在一起的趣事，将军笑了起来。将军回忆说，那会儿，当地各种武装力量混杂，随时都会发生战斗。一天早晨5点，师部突然被敌人围住了。其中有国民党刘文辉的部队，有土匪武装，还有被强迫来的人，总有5000多人。师部机关加上警卫连，只有300来人。打电话叫二连来援，电话那面也是枪声。 好在寨子两边石墙高垒。李中权命警卫连用机枪扫射，坚守要道。同时，用藏语展开宣传，劝说群众离开。 李中权将军和老伴詹真辉 从早上5点一直打到下午6点。李中权担心敌人夜间会调正规部队的炮来，准备天黑以后突围。结果，天还没黑，敌人开始撤了。李中权立即指挥部队冲了出去，赶到二团团部，在包围二团的敌人后面吹起冲锋号，敌人仓皇逃窜。4月中旬，独二师奉命在大渡河右侧剿匪。马骏与李中权并肩作战，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但是，由于总是在一线指挥，李中权在一次搜山剿匪中被暗处的土匪击中左大腿，子弹从骨头边擦过，无法行走，被送到后方医院冶疗。在医院时，马骏还专门来看望过将军，但是，他们的深厚友谊，被张国焘的一条毒计割断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担心独立师的马骏可能不愿随着走，密电要他们"将其设法秘密处决"。 李中权向部队领导反映了马骏的情况，说他没有任何不好表现。但是由于这是张国焘的决定，再请示也无济于事。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李中权回到独立师，叫马骏同他一起到丹巴的红九十一师师部开会。马骏就这样被害了。而他的父亲仍相信儿子是开会去了，还在忠实地为红军筹粮。 此后几十年中，将军一直为此事深感不安。1986年，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他向中央纪委写信，说明应当为马骏平反。同时，又给四川省委、丹巴县委写信，说明历史真相，请他们为马骏平反，落实政策。他还写了《征途一曲悲愤歌》，回忆了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马骏终于恢复了烈士的名誉。为此，马骏的儿子饶布次里和女儿仁青志玛专门找到将军，向他献了哈达。 个人荣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中权：长征路上三次遇到母亲全家9人追随红军5位亲人献出生命碑牌河场，在距离四川省达县东北方不远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乡。1915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碑牌河场曾家湾村一户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都在务农，父母生养我们五个兄弟、三个妹妹，家里有田不够吃，靠租地过活。童年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当时军阀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家庭生活十分清苦。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钱糊口。尽管如此，我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得到了思想启蒙。 30年代初，家乡人民在军阀横征暴敛下痛苦挣扎几无生路，这时平地惊雷，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地方党组织和川东红军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一举创建了川陕苏区！红旗一展，八方呼应，劳苦大众拿起刀枪，参加革命。 在革命形势感召下，我们一家九口全部投奔红军。大哥李中泮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拖着病体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带路，五妹李中珍带领妇女队抢救伤员。 1933年10月，我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回到了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也就在这年年底，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残酷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我家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户，红军走后反动派对这样的革命家庭首先“血洗”。因此，在红军主力撤离时，父母毅然带着孩子们，全家参加了红军。 红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不久，父亲重重地病倒了，与英勇献身在那里的红军战士一样，就地和衣掩埋在两河口青山之畔。我的大哥李中泮，那时已任红军赤卫团政委，在红军长征前的革命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弟弟和妹妹，也相继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长征路上三遇母亲 明知最终别不忍回头视1936年7月7日，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叮嘱说：“跟着红军走！” 开始长征那年，母亲已经是53岁了，从小裹脚，只有几寸长。就这样，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群众中，从川东走到川西，两条腿肿胀的像个紫萝卜，用手一摁一个抗，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即便如此，她仍旧过四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雪山，在一年零三个月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 在长征路上，我三次遇见母亲，现在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母亲的音容。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那次她在路上一见我便喊：“儿啊！你到哪里去了。”我与母亲谈了许久，尽管母子二人都已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却都相互隐瞒着。最后她还是告诉了我，这时母子二人才都放生痛哭。 第二次遇到母亲，是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那时，由于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分裂党，胡乱下令红四方面军忽北上，忽南下，竟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此时，我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我在一幢二层小木楼上，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这一夜，母子谈了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泪水所淹没。在这样的境地中，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她还不知道，二哥李中池在战斗中牺牲了，珍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也牺牲了。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正在行军路上。此次见面，母亲长时间一言不发，也不再问我什么。我与她都心照不宣，时下的条件，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此次一别恐难再见。 四兄妹完成了长征 从此我们把党当爹娘看我万分为难，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娘吧！”“不行，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看我有些心动，母亲开口说话了：“我能走，两年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 队伍越走越远，快走完了。我留下了自己的战马和部分干粮，策马扬鞭含泪而去，不忍回头再看。再过几天，就要翻越终年大雪覆盖的雪山了，母亲和弟妹将怎样面对呢…… 噩耗还是传来了。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翻过了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 7月7日那天，母亲不行了。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有一张我们四兄妹在延安的合影，那一年，我22岁最大，行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还有十八岁的四弟李中柏，十五岁的五弟李中衡，年仅九岁已经是小红军的幺妹李中秋。 从此，我们把党当作了爹娘。永远跟着党走。 人物故事[报恩] 把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心爱护，都记在党身上 2011年6月1日，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李中权致信空军党委，表达自己埋藏心底多年的一个愿望，向党的生日献上自己的一份贺礼——20万元特殊党费。 李中权在信中说：“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个人我已经做好了应有的准备。但对党的深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而是更深更厚更让我梦寐萦怀了。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的生活组织上也照顾得很好。从内心深处讲，我把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都记在了党的身上。我现在还剩下20万元存款，我把这点钱委托空军党委代我作为党费交给我亲爱的党，权当我献给党的生日的一点心意。我永远热爱党，党就是我的母亲。” 空军机关为了实现老红军的这一心愿，决定举行一个简朴而隆重的交纳特殊党费的仪式。考虑到李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仪式就安排在李老家的客厅举行。 6月3日，北京艳阳高照，李老的精神格外好，他特地穿上了最中意的一件深灰色中山装，为客人准备的水果和鲜花摆在茶几上。 下午3时许，空军副政委王伟一行来到李老家中，向李老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李老站起身来，双手捧起装满20万元特殊党费的红色盒子，亲手交到王伟手中，现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回首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李中权动情地说，“许多同志战友没看到革命的胜利就牺牲了，跟他们比，我为党做点事情算不了什么。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的心永远向着党。” [追忆] 全家9人参加长征，4人到达陕北 李中权家的客厅里，挂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赠送的条幅“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和一幅李中权母亲的画像。老将军说：“我们一家9人全部参加长征，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幸存4人。每次回忆起长征来，尤其是想起母亲，心里总是很难受。” 李中权出生在四川达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不受人欺负，父母从孩子中选中李中权，四处借钱支持他去读书。1930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在学校里，李中权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也接触了新思想。“读高小时，张爱萍将军曾是我的老师，是他给我看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等，对我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 此后，李中权加入了共青团、“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运动……后被调到蒲家场任达县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33年，李中权率领300多人的部队打回家乡时，全家9口人投奔红军，后来全部参加长征，5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受“左倾”路线迫害，大哥李忠泮被无辜杀害；二哥李忠池在战斗中牺牲；父亲李惠荣为了掩护红军通讯员，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母亲王理诗、妹妹李中珍在长征途中牺牲在草地上。 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是李中权心中永远的痛。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见到了母亲。那时，50多岁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腿病，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下吃力地赶路。“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李中权的警卫员想要留下来照顾老人，被母亲断然拒绝了，“我能走，雪山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李中权只好解下自己的粮袋，牵过自己的战马，把缰绳交给弟弟，含泪挥别母亲。几个月后他才知道，母亲没能走出草地…… [信念] 振臂高呼“跟我来”的总是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李中权从一名红军战士、抗日勇士、抗美援朝英雄，一步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他说：“只有经过寒冬的人才能理解春天的温暖。” 李中权最小的儿子李洋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召集家人一起开“忆苦思甜会”。李中权给儿女们讲述自己父母当年的困苦生活，他认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李洋说，每次开会都必须吃“忆苦思甜饭”——一种根本无法下咽的菜团子。“父亲最痛恨浪费的举动，吃饭不能有一颗米粒掉在桌上。即使他年纪大了，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别人给他多盛，他又不好拒绝，为了不浪费，他都要硬着头皮吃完。” 儿女长大工作后，李中权常常告诫孩子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李洋参军后，父亲写信说，要在基层连队好好锻炼，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退伍后，李洋为了弘扬红军精神，创办了文化传媒公司，传播红色文化。2007年6月，李中权和妻子詹真辉送给每个孩子一幅题词：“牢记八荣八耻，真正作个合格的红色后代。” 耄耋之年，老有所为。李中权离休后，坚持学习，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并出版了《李中权征程记》和《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等作品。他经常到工厂企业、基层连队和大中小学等去宣讲红军精神，激励年轻一代奋发图强。“只要有一份力，我都要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灾情牵动着李中权的心。李老时刻惦念着灾区人民，关注着灾区抢险和重建，深情著文《沧海横流显英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祸和兵燹。每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率先舍命相拼的是中国共产党；每当人民群众受灾受难命悬一线的紧迫时刻，振臂高呼‘跟我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虽居北京，李中权却一直关心故乡达县，先后为老区的中小学、道路建设等捐款总计16万元。2008年9月，达县碑庙初级中学50周年校庆之际，李中权为学校题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还特意为达县碑庙初级中学的同学们题词“少年出英雄！”，勉励故乡学子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2011年6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金台小学党团员教师携手少先队员代表，来到李中权家中，开展“忆峥嵘岁月、面塑传真情，喜迎建党90周年”活动。师生将慰问信和自己制作的长征情景面塑送给李爷爷，李中权笑得特别开心，他勉励孩子们，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发展，长大报效祖国，“太阳最终还是你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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