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 正气一身

回忆十六年前的一幕，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正在开会。常委们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地审议着将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政策法令，地方性法规。会场庄严肃静，金红两色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显示着这个全省最高权利机构的威严。常委们多数是西服革履，容光焕发，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红光满面的老者，他看上去并不老，但实际上已年逾古稀，穿一件非常普通的夹克衫，翘起的脚上是一双布鞋，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正在审议的文件，不时用笔在文件上圈点，摄像机的灯光停留在他的脸上，胶片上已经印下他一长串特写镜头，此时、此地、此景，正是敏感的新闻记者摄取素材的好机会，摄像机、话筒所指之处，无异是热点、焦点、重点。

这位老者是谁呢？

半个世纪前的李济才，现在的李学坤。

他是地地道道的名人，上了“名人录”的名人，是新闻工作者的追踪的焦点，也是政坛重点。提起他的社会职务来多的很，其主要方面有：民革佳木斯委员会主委、政协佳木斯委员会副主席、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常委、省人大常委、黑龙江省黄埔同学会会长、佳木斯市黄埔同学会会长。

李学坤是个传奇式人物，象他这样的经历，现在能活下来的为数不多，象他这样活的无忧无虑、萧酒自如更是凤毛麟角。

李学坤自幼聪明好学，1939年，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当时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黄埔军官学校。巧了，那年他正好16岁，正好是黄埔16期，黄埔军官学校分校很多，他考中成都本校，这是正统的、嫡系的，科班出身的陆军军官。

军校毕业，他分配在孙立人所属的税警一总团司令部，当了一名上尉参谋。这个参谋他当的很出色，智慧、韬略、应变能力，都是一流的。处处说明他的确是块参谋的料，1945年，他被送入参谋学校深造，系统学习参谋业务。

有人说：人的一生，或飞黄腾达，或沉陷泥浊，都得听从命运安排，命运就是遭遇，遭遇也就是机遇。这话听起来并不唯心。但有一条，人是否能抓住这好机遇，攀沿而上，或变不利机遇为有利机会，逢凶化吉，这就要看自身的条件如何了。每个人都有机遇，而能操纵机遇的并不多。

李学坤这多半生，机遇好，也有不好的时候，但他本身的条件比机遇还好。

“三人小组”中的年轻代表

二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向中国人民举手投降。在铁蹄下被蹂躏了8年之久的中国人，一边敲罗打鼓，喜庆胜利，一边又陷入内战的旋涡。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执政的国民党，竟然把和自己一起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当成“匪”来剿！妄想把共产党消灭在抗战胜利的凯旋声中。当然，被“围剿”者们决不能俯首帖耳听其围剿，围剿者也十分清楚对手们的武器决不是“吃素”的，需要费一番周折。于是在内战的枪声此起彼落的氛围中，产生了一座架设在历史空间的浮桥——“最高军事调停组织”，这个机构是三人小组三方面组成的，代表国民党一方的最高代表是张治中，代表共产党一方的最高代表是周恩来，还有一方站在国共两党中间的美国最高代表马歇尔将军。为什么非要美国人参与，其中奥妙，懂得一点世界现代史的人都会明白理之所在，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姑且不论。

1946年1月，李学坤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被选派国方当代表随蔡文治中将、邓为仁少将同机由重庆飞到北平组建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那年，他任少校参谋，才23岁。1946年1月底，他奉命随邓为仁少将到汉口，组建汉口三人小组（即第九小组）。

他在三人小组工作这一段时间，对他后半生的世界观形成，影响很大。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先后同中国共产党的几位重要人物李先念、王震、薛子正有了交往。使李学坤最难忘的几件事是：

1946年3月中旬，最高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到汉口视察，李学坤自始至终陪同，在互相交谈中，周副主席发现国方这个年轻的代表，既有民族气节，更富于正义感。通过中共代表薛子正的引见，周恩来召见了李学坤，当时在座的有李先念、王震、任士舜、马寒冰。召见时周副主席亲切和他握手，并语重深长地对他说：“国共和平谈判是家事，当代表的一定要心诚，心诚则灵嘛！”这一情景对李学坤触动很大，他清楚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和平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一个调兵遣将，布置军力的时间，以便全面发动内战，周副主席的话，意味深长地切中了这个要害。作为国民党一方代表，对此能不有所触动吗？当时李学坤就表态：“我个人决不做历史的罪人。”

1946年4月，李学坤和中共代表薛子正、王震、马寒冰，同机到上海视察，下榻浦石路华憨大厦（那时是美国海军军官俱乐部）。在餐厅用餐时，美军官对中共代表的朴素，有轻视的举态，王震将军对此非常气愤，对同桌的李学坤说上海是殖民地。有一天，王震、薛子正、马寒冰和李学坤，一起乘吉普车到外滩，车子由李学坤亲自驾驶。半道上遇见美军宪兵巡逻的吉普车迎头闯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管什么单位的车，都得给美军宪兵车让路。此时，王震在车上，观察这个年轻的国民党代表如何对待这一情况，没料到李学坤端坐司机台手握方向盘，怒视着横冲直闯的美军宪兵车，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车子直驶而过。美军宪兵对此，既惊讶又生气，吱哇乱叫，李学坤一概不予理睬，车开得既稳又快。王震将军开心地说：“李代表，你很有民族气节！”李学坤庄严地说：“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1946年5月，李学坤按照和谈协定，护送新四军第五师伤病员200多名由宣化店去邯郸刘邓大军总部医院，在孝感车站乘车北上，国民党军方派重兵押送，中共首席代表薜子正提出严重抗议，作为国民党一方代表的李学坤严正指出：“五师的伤病员，是抗日的功臣不是罪犯，不许押送！”国民党军方无奈，只好作罢。结果伤病员在李学坤的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当时由黄镇将军代表刘伯承、邓小平接受伤病员，再三对李学坤表示感谢，并说：“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你能仗义执言，主张公道、十分难得。”

李学坤在汉口三人组工作期间，经常到北平“军事调停处总部”汇报工作，多次和薜子正将军一起，到叶剑英家作客，当时叶老住在北京北池子，每次见面都受到叶老的教诲，至今李学坤记忆犹新。

1946年6月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谈判真剿共的阴谋，全军从中原大突围。8月，汉口三人小组结束工作，李学坤回北平军调总部。这年8月李学坤随邓为仁少将，调长春军调分部，在此期间，有机会经常与中共代表伍修权、李初梨等知名人士接触。

李学坤在三个人小组工作的14个月中，接触了不少的革命先辈，这对他一生的命运转折点影响很大，直到他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

义旗高举，正气凛然

1948年10月李学坤在长春率部起义时，他的官衔已是师的副官处长、师直属部队指挥官。起义，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是他久已埋在心里的宿愿。在三人小组那段时间，他多次进入解放区目睹军民鱼水之情，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接触不少，他们那种为国为民的高尚品格，艰苦朴素的生产作风、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使他五体投地，羡爱万分。从那时起，他就产生了一种“凤凰择树而栖”的想法，他是一个纯而粹之的军人，军人是战争的执行者，也是战争的消灭者。好军人手中的枪杆子，毫无疑问，只能为正义而战，为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战，为消灭邪恶而战。“军事调停”的失败，中国内战的硝烟，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造成的，这一点李学坤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他亲身参与了这场假和谈、真内战的始末，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愿：“我李某决不向同胞兄弟放一枪。”

长春起义，实现了他的诺言。

部队改编后，他随部队进关。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喜庆中，他和家人团聚。1949年7月武汉解放。经组织批准，他高兴的携家带口。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原籍湖北黄安县，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先后在县文教科做教育工作，后来在水利委员会，主管水泥管厂的工作，他的温顺贤惠的妻子也走出家门，作为这个厂的秘书，参加了家乡解放后生产建设。

经过战争创伤的家乡，百废待举，尝尽由于战争而颠沛流离的李学坤夫妇也渴望为家乡父老兄弟办点实事。为此李学坤夫妇精神百倍投入工作，不管地方上有什么重点的工作，只要他能办到的，无不尽心竭力，加上李学坤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颇有威信；虽然他在国民党军队做官多年，但他洁身自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后期高举义旗，迷途知返，更取得家乡人的崇敬。所以他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推行何任政策法令，都能够起到任何人起不到的作用，当地政府信任他，群众拥戴他，他也不负重望，尽心尽力，克尽职责地工作。

土改工作展开时，李学坤作为一名熟悉当地民情的民主人士，协助当地政府，完成了这件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革命，1956年改造私营公商业的公私合营工作，李学坤也参加进去，善始善终地协助政府，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经济改革。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这段时间，是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利除旧，治乱治贫，改天改地，休养生息的最有说服力，最得民心的时期，李学坤在这一时期做出的贡献在家乡也是有目共睹的。

1956年一件他根本没有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全国掀起了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按理说一个革命政权建立后，必须肃清反革命势力，才能巩固政权，国泰民安的支持建设，这是天经地义，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场运动的辐射度，越来越大，一直扩大到本来不应该涉及的范围，甚至涉及到原来国民党起义的有功人员。

这是一个历史不幸，也是一个抹不掉的历史遗憾，李学坤被纳入“肃”的范围。不过“肃反”对李学坤还是讲分寸的，他没有被判刑，只宣布劳动教养三年。劳动教养按当时的政策，是最高的行政处分，不属于刑事范畴，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有参加劳动的权力，没有参政议政权，李学坤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

可能是农场领导从档案中了解到李学坤的过去，觉得到这样一个人，也得在可能的情况下讲点分寸，很快他又当上了教养中的自管队长。

这一命运的转折对李学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抚今思昔，心里有说不尽的酸楚和委屈，不过李学坤比其他人多一点远见卓识，他认为：任何政党，在执政期间，都会出或左或右的局部错误，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验证中，会纠正已经错了的局面，作为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经历的人来说，应该经得住这个考验。

在教养场所，他自律守法，忍辱负重，劳动带头，学习刻苦，在其教养人员中，威信很高，他不折不扣地按照农场领导的意图，组织生产，帮助其他教养人员，守法认错，学习劳动技能，将来自食其力。

历史是公证的。1978年，共和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极左路线，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的错误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其中最有魄力的一条是平反一切过去的冤假错案。1980年李学坤的问题，经有关部门复查，决定撤销原劳动教养决定，恢复干部身份。那时他已调到全国规模最大，生产设施最先进的国营友谊农场。

李学坤重新回到革命行列，当上了生产连队的连长。

农场生产连队的连长是有实权的，财、物都掌握。但李学坤从来也不以权谋私，不但不以权谋私，就连他应该拥有的那份私，也从不沾手。那时，生产队有自办的小型工副业，主要是满足本队职工生活需求。如豆腐房、酒房、熟食部、豆浆馆等。生产队长是这些小型自给自足的工副业的直接领导人，当队长的，喝点酒，吃块豆腐，往家拿点油条一类的熟食那是鸡毛蒜皮，不在话下的事。可李学坤从来也没认为这是鸡毛蒜皮，他郑重告诫家人，买东西一定要和其他职工一样，该排队排队，该给多少钱就照付多少钱，决不许特殊。早晨，李学坤自己去买油条，照例排队。他的小孙子（作者本人）在豆浆馆喝了一碗豆浆，那里的工人没有要钱。后来叫李学坤知道了，叫老伴拿着5分钱亲自送去。凡是他要求职工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到。劳动生产，处处带头，工人们都称道他是“少有的好干部”。

以后，他从生产队调到分场机关，又从分场机关调到总场，年年被农场评为劳动模范。1985年，农场恢复县制后，李学坤的最高职务是友谊县政协驻会副主席，他的级别是县团级，按照规定，几次给他调换宽绰的住房，他都让给别人了。他说：“能住上砖房就很不错了，比起拉合辫土房强多了。”

李学坤1982年从连队到分场，又从分场到总场，至1986年由友谊县调任到佳木斯市政协副主席，都是提升晋级，这三次提级调动，他都拒绝了单位的宴请和欢送，即使三次搬家的费用，都没有用公款，这样的干部实在可贵可敬。

李学坤更高的品德，是他宽宏的远见和博大的胸怀。凡事都以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对五十年代末，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毫无怨恨心理，平反纠正后，也不提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个人要求，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政期间，不可能一贯正确，总是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能纠正20年前的错误决定，给那么多错判，错划的人平反，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比不了的，这正说明党的伟大之处，一个敢于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政党，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党。我虽然被错误处理过，也受了一些不该有的打击和磨难，但同国家的损失比起来岂不九牛一毛”。

参政议政直言不讳

1986年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通过省农场总局的推荐，增补李学坤为政协佳木斯市委员会副主席，由于那时李学坤已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在这一年他被选为佳木斯市民革主委。由于参政议政的需要，他先后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民革常委、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佳木斯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政协黑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常委。

政治地位的飞黄腾达，没有改变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贯品格。从1986年开始，论级别他已经是地市级干部，住房、乘车，出差在待遇上有明文规定。李学坤把这一般人梦寐以求的物质待遇看得非常淡薄。他说：“步行走路既锻炼了身体，又可以节约费用，至于住房坐车也要量力而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摆脱贫困，作为国家干部，如果只追求个人安乐，势必远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他刚调到佳木斯时市委按规定给他安排了一套四室一厨的住房，因为房子稍旧一些，市委决定加以装修。李学坤坚决推掉了这一规定，他说市委对我的关照，我心领了，装修万万不可，因为费用很高，我寸功未立，实在消受不起。“地市级干部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李学坤从来不坐车，步行到机关，步行回来，在市里参加什么会议，也大部分是步行去，步行回来，他象个普通市民一样，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谁也没想到这位笑眯眯的老者，是市五大班子领导之一。平时，他经常领着孙子（作者），在林荫道上散布，有时自己到市场上买菜购物，他把自己与群众间，恭恭正正地划了个等号。

在公共汽车上，经常能看见他的身影，大部分是站着，一手扶着把手。有时难免要碰上熟悉人或认识他的，于是车厢里立刻互相窃窃私语：

“那老头是市里的领导，省人大常委，市政协副主席。”

“不会吧！那么大的官儿，能来挤公共汽车吗？”

“一点不错，他不坐小车，不是乘公共汽车就是步行。”

“这样的领导干部现在太少了。”

这不是议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老百姓在呼唤公仆，渴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在公共汽车上和群众一起互道早安，互相聊天，那该多好，主扑关系就融化了。

过去几年，每年由市里拨给他的出租车经费600元，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字，还不够大款们的一顿饭，即便如此，李学坤一分也没有花过，都弥补了机关经费的不足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能做到的，恐怕难找到第二个，至少现在还没有看见此类情况的报道。

李学坤每年要到省城哈尔滨开会至少十多次，每次上下火车都不用小车接送，不是机关的小车不接他，不送他，而是他从来不让后勤部门给他安排车，不管是半夜或凌晨，他总是自己拎一个旅行包，步行走到车站，下车时步行走回来，多少年来，凡是他个人去开会，都是如此。在八九十年代，地市级干部，能做到如此勤俭、如此平易，如此任劳任怨，如此廉洁奉公的，不是为数不多，而是凤毛麟角。更可贵的是李学坤从来也不对人说这些，他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而且做得很自然、很潇洒、很平常，很心安理得。

曾经有记者采访到他家做客，这位市级领导的家里，完全比不上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除了那套房子比一般市民宽绰一点外，室内陈设一点也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市民。几样简单的家具都是旧式的，水泥地是最早刷的油，现在也已一大半脱落了，现代化高档陈设一样也没有，招待客人是怀清茶，茶叶也不是高级的，他不吸烟，可有烟招待客人，看得出那烟是几天或十几天前招待人用过的，他的家除了寒酸，俭朴外，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干净、整洁、这显然是女主人那双勤劳的手的功劳。

在参政议政方面，李学坤决不含糊，在审议省、市级政府得每一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时，他非常审慎，逐字逐句加以研究。凡是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有利的，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率先予以肯定，支持党和政府的主张。凡是欠妥的，不周密的，他都能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群众中呼声最高，影响最深的一些问题，他更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给有关部门，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在他身上，能看到一个进步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那种拳拳赤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八个闪光的大字，李学坤当之无愧。他是连续三届的佳木斯市政协副主席，连续三届的市民革主委，七届的省人大常委。1993年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在他长期的参政议政中，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提案，被各级政府采纳的也不少。他担任省人大代表五年，建树颇多，在1991年的省代表活动积极分子表彰会上，荣获省级荣誉证书。佳木斯市政协第八届换届选票中，他唯一的以全票当选为副主席。

他的海外关系颇多，有的从国外来信询问国内情况，李学坤都能实实在在地介绍国内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现实，驳斥别有用心的谣传，使流落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了解在中共共产党领导下共和国欣欣向荣的现在和无比辉煌的未来。

1989年5月，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参谋潘德辉先生来大陆旅游，潘德辉先生最早是国民党新一军38师的搜索营长，和李学坤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他到达北京后，首先给李学坤拍电报，约他在哈尔滨见面。李学坤按时赴约。老友见面，自然亲切，不免要购起一丝往事的回忆。继而潘德辉先生上下打量李学坤那腰板挺挺的军人姿态，笑着说：

“在台湾听说你1950年就被‘镇压’了！”

“可我还活着。”

“不错，还在职。”

“加入共产党了吗？”

“没有。我还是国民党，不过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是佳木斯市‘民革’的主委。”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这段对话，听起来平常，仔细一琢磨，意味深长，四十年前的同学同事，由于战争，由于政治见解和人生观不同，各奔一方；四十年后见面，立场、观点，截然两样。一个是受国外反动宣传，对国内的政治气氛，多有误解，对一切新事物，半信半疑，抱着一种试探、怀疑的态度，试着了解真实情况。一个胸怀坦荡、赤诚相见，用铁的事实，潇洒大方地消融对方的疑云，不卑不亢，挥洒自如。

今年李学坤已到耄耋之年，身体不太好，经常住院，虽然他已经离休，但他还担任着黑龙江黄埔同学会的会长职务，他在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上；他在参政议政的岗位上，仍然贡献着自己的晚年。做为晚辈，预祝他夕阳似火，晚霞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