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光汉

2.中国动物园协会常务理事-李光汉(个人简介 工作业绩)

3.革命烈士-李光汉

4.岳阳人-李光汉

5.峰峰市七届人大副主任-李光汉(个人简介 前半生经历)

1.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光汉

李光汉 男，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士。曾参加全国刑事辩护律师高级培训班；全国证券业务律师培训班、全国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培训班等专项业务培训。1994年—2001年 广东恒晟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2001年—2002年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2003年至今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担任广东省某工业总公司、广东省某实业进出口公司等10多家公司、个人的法律顾问，熟悉公司事务的运作。主要擅长公司法、刑事辩护、涉及公司事务的诉讼等领域的法律服务。执业10多年，曾承办过各种民事、刑事、行政法律事务过500宗；担任过政府、行政机关、医院、建筑行业、生产性企业等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合伙组织、个人的法律顾问有50多家，成功办理多宗具影响的各种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法律事务经验，其中：

1、 2000年间与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共同主办我省某市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一案，此案对全省律师行业造成深刻影响，现全国律师协会目前仍在关注此案；

2、 担任由中纪委、省检察院主办的某市市委常委邓某涉嫌受贿及贪污等职务犯罪一案的律师，为其依法提供法律服务；

3、 担任邵某故意杀人一案，办案中积极依法收集有利于涉案被告的证据，终至被告依法获轻判决无期徒刑；

4、 代理标的过千万的广州市某建筑公司与广州市某公司拆迁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及重审一案，历经程序法的各个阶段，最终为委托人减少损失400多万元；

5、 代理标涉及案值5000万元的深圳某酒店与省某信托投资公司借款纠纷申请再审一案，最终促成对方同意调解，减少委托人损失4700万元；

6、 现担任资产过10亿的外商独资化妆品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

2.中国动物园协会常务理事-李光汉

个人简介

李光汉，1967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长期从事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科研、兽医和饲养管理。曾任成都动物园副园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主任，兼任中国动物园协会常务理事与四川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在野生动物的科研、疾病防治和饲养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在专业工作方面，李光汉长期以来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主管业务的管理者。他亲自参与抢救成活病危大熊猫60余只，繁育成活大熊猫26胎，16仔，在成都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为此，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次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署授予"全球500佳"称号，成为目前世界上进行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移地保护的主要科研基地，为珍稀濒危动物的移地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业绩

在大熊猫移地保护科研工作方面取得十分突出成绩：历年来，共独立及与人合作在国内外一、二级学报上独立及与人合作发表"大熊猫出血性肠炎的防治"、"大熊猫双胞胎人工育幼的研究"及"小熊猫人工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等高水平学术论文30余篇，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并获优秀论文奖。在大熊猫疾病防治、繁育及遗传等方面主持及主研10余项，多项成果居国内外领先水平，其中9项获国家、建设部、四川省及成都市一、二、三等奖，解决了多个生产和科技上的重大难题，极大地推动了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移地保护。

大熊猫出血性肠炎是一种对大熊猫危害极大的致死性疾病，一度严重威胁大熊猫野生及移地种群生存；该病1988年9月前在成都等地流行，严重病例无一治愈，损失惨重；李光汉主持本课题，从立项、设计、试验、临床、资料收集整理全套工作一抓到底，通过研究确诊病原，制定出了一套成功的抢救治疗方案，从1988年9月至今成都地区发病四十多头次，大部分病例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会诊并参与治疗，包括不少严重病例均全部治愈。该成果获成都市92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专家鉴定认为解决 了生产实践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使大熊猫 疾病防治上了一个新台阶，成果居国内外该项研究的领先水平，属于重大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并在野外及其它等地的病例抢救中发挥了极好的指导作用。

另外主研"大熊猫双胞胎育幼的研究"育成了世界首例大熊猫双胞胎，并利用该技术陆续育成5个双胞胎，该成果属重大科技成果，居国内外领先水平，获四川省92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通过主研完成的"大熊猫DNA探针研制及DNA提取方法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大熊猫移地保护所面临"近亲繁育"这一重大难题，以及野生及圈养个体遗传物质（DNA）材料来源，为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物种种群生态学及保护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方法及保障，为珍稀动物的科学保护、节约人力和物力提供依据和手段，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荣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199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成都市95-99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94年度四川省优秀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3.革命烈士-李光汉

李光汉(1907-1941)，曾用名李俊明。山西省河津县人。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在北京大学由何锡麟重新介绍入党。

在"一·二九"运动中与敌人英勇搏斗，李光汉负伤住院。1936年4月至7月担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书记。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1941年10月20日在担任晋察冀区党委北岳五地委书记时，以身殉职，被追认为烈士。

4.岳阳人-李光汉

李光汉，字契可，岳阳人。著有《燕台杂咏》。

5.峰峰市七届人大副主任-李光汉

个人简介

李光汉（1907-1991） 原名李鸣秋，男，1907年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县朱官屯村，1925年7月参加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到黄埔军校学习，为第五期学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12月，受党派遣到天津作地下工作，1929年4月被捕入狱，参加四次绝食斗争，1935年8月释放出狱；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1940年任蓟平密联合县教育科长，11月以后先后任平密兴、平三密、平三蓟联合县县长；1944年底，任第十四专署代理专员，冀东行署民政厅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蓟滦河务局副局长，华北水利工程局工程处副主任，大清河北库筹备处主任，独流减河工程局副局长，峰峰市建设科副科长、城建局副局长，邯郸市建委副主任、市财政局局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七届人大副主任；1983年4月离休，1991年9月5日病逝。

前半生经历

在焦作大罢工运动中

李光汉从家境贫寒，父亲应招到河南焦作道清铁路当工人，全家随即到焦作定居，靠父亲微薄工资度日。

1924年秋，父亲因病去逝，家庭生活无着，母亲和弟弟不得不回了老家，他孤身一人，搬到南厂铁路工人集体宿舍，同老乡张克新、江田住在一起。后来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到李封煤矿张虎元包工柜当学徒，每天给下煤矿做工的人们记煤帐及杂务帐，每月工资六吊钱，勉强糊口。

1925年6月，有一天张克新、江田领着一位穿长衫的读书模样的人，到李封煤矿张虎元包工大柜上来找他，介绍他是罗先生，与张昆弟一起在焦作铁路工人夜校当教员，他们要李光汉引见井下工头（每个工头大约率领二、三十个人在井下挖煤），他照办了。而后几个工头就秘密组织矿工、到野外听他们讲述革命道理。经过多次接触，他知道罗先生叫罗思危，湖北人，大学生，公开名义就是办夜校，教工人学文化，实际是传播马列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后在湖南马日事变中被夏斗寅杀害。他那时还不满18周岁，罗思危同志很喜欢他。以后，刘昌炎（湖南人，曾在安源煤矿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杨介人（河南沁阳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光荣先后到李封煤矿找他，联系工头，组织矿工听课，他每次都想方设法，圆满完成罗先生交给的任务。慢慢地懂得了阶级压迫，认识到只有反抗，才有出路，罗先生在矿工们心里点燃了一盏希望的灯。

那时矿工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工资只能买到一、二斤棒子面，帝国主义（英国人办的煤矿）、资本家只知榨取工人血汗，矿下没有劳动保护，工人伤亡抚恤微乎其微，甚至没有。此外，矿工还得受包工头的欺侮打骂、压迫剥削。在此情况下，在上海“五卅”大罢工的影响下，经过罗思危等同志的启发教育很快酝酿成熟，于1925年7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发动了焦作反帝大罢工。毛泽东同志也很重视此次斗争事件，在《毛泽东选集》一卷中曾有所阐述。

这次罢工是为了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罢工（即“五卅”大罢工）而举行的。所以参加罢工的工人主要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福公司”煤矿的两万多煤矿工人。当时情况比较复杂，罢工发生在河南焦作市，河南省督办岳维峻的第二军和冯玉祥的第一军一样，都称国民军，同情国民革命倾向国民党。焦作市驻有岳部一个营，他们对工人罢工采取中立态度，工人罢工他不管。但又不敢向外国资本家施加压力。

中国人办的“中原公司”煤矿的资本家也支持“福公司”工人的反帝大罢工，但他们只提“收回矿权”，而不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改善工人待遇的口号。罢工时，煤矿工人组织有工会（具体什么时间组织的记不清了），并有工人纠察队巡逻 、维持秩序。组织过小型示威游行活动。当时，英国资本家“福公司”办的矿务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市里商人举行罢市、捐款，声援煤矿工人罢工活动。

罢工后，包工头张虎元发觉李光汉和罢工有联系，是个嫌疑分子，便开除了他。经罗思危等 同志介绍，他到焦作各界沪案后援会（管给 工人发救济金）工作。罗思危等同志还在焦作矿务大学进行了工作，吸收吴会治、周福元等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并加入了沪案后援会。在北厂（即英矿资本家的各号井）进行工作。又吸收关永福（关幼林，现任滑县一中教导处主任）等同志参加了党。焦作的商会、学校、均有人参加沪案后援会，并直接援助焦作工人的罢工斗争。

罗思危等还在焦作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以便于我党进行工作。他曾与秦孟虎、关永福等同志去看管焦作市党部。同年8月由罗思危、张克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焦作煤矿反帝罢工进入高潮时，外国资本家就逃之夭夭，跑到天津避难去了，这样办交涉已无对象。而当时工人生活却异常因难。为支持罢工斗争，除由焦作民族工商界捐一部分款暂时补助工人外，党组织把他们八名青年工人党员（有张克新、江田、秦孟虎、关永福、张瑞田、穆祥顺、李鸣秋等）组成募捐宣传队，外出到郑州、洛阳、信阳、安阳、新乡、驻马店等市进行宣传募捐活动。在罗思危同志带领 下，他们到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见到王荷波（工会主席）及黄平万、罗章龙、王若飞和其夫人李培之同志。罗思危同志向他们汇报了来的意图，请求支援。在铁路工会和纱厂工会的安排下，他们到郑州各厂、各界进行了宣传募捐活动。后由总工会介绍，又到了洛阳、信阳、新乡、安阳、在当地工会协助下进行了宣传募捐活动，募捐到的款子都由各地工会汇寄到焦作市沪案后援会。

他们在开封龙亭宣传募捐时，河南督办岳维峻派秘书长李敬斋（国民党人）正在设宴接待来访的苏联人。苏联人见他们几个青年上身穿前后中印有“青天白日”标志的衬衫，下身穿工作服，头戴红色帽，服装与众不同，便经过翻译询问。知道是焦作煤矿罢工工人派出募捐宣传队后，苏联人高兴地将他们几个青年抱起来，并与他们照了象。晚间，苏联人还请他们在龙亭接待室谈话，有督办公署秘书长李敬斋作陪，苏联人王西礼当翻译（王的北京话讲得很流利），这些苏联人十分同情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伸出大拇指称赞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精神。宣传队的宣传募捐活动至此成为高潮。

他们带着各地工人，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援回到焦作。这时罢工仍在僵持中，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党组织便开始考虑他们青年党员的出路问题，先是打算让他们到孙岳（国民第三军军长，当时倾向国民革命）的学兵队去，后听说学兵队未能成立起来，便又介绍他们到开封去见王若飞同志（当时任豫陕区特委书记），经豫陕区党委介绍，派他们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10月，李光汉来到黄埔军校，时年尚不满十八周岁，所知者甚少。听当时的老同志说（记忆不见得正确），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是在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1924年5月组建的。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凯为党代表，（1925年8月廖被刺后，曾以汪精卫为党代表，“中山舰事件”后，蒋、汪之间矛盾明朗化。汪为避蒋之锋而出国，以后曾以周恩来同志为代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王柏令为教育长，苏联的加仑将军为顾问，张太雷任翻译。周恩来同志掌握了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后，以他的卓越才能紧张工作，很快提高了 我党和政治工作的威信。每周在广州召集军校的党员干部和学生上政治课，大大提高了学生中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1924年冬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如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等被派到旧军队中担任连长、营长和连、营党代表等职。这一期毕业生可能是一个营、约五百人左右。这批学生到旧军队中改造了旧军队的军阀习气，官兵比较一致了，士气旺盛了，广大士兵知道了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去作战，所以勇敢，不怕死，进而消灭了广东的旧军阀，如杨希闵、刘震寰、林虎和反动商团，取得了胜利。这便是当时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威力和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领导作用。

李光汉入伍期间，连队还没有指导员，但连长余塘（黄埔一期生）为共产党员，付连长方某则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孙文主义学会”为西山会义派戴季陶等组织的右派团体，是反共的组织，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别号叫“STICK”即棍子团，专与左派及共产党寻衅闹事甚至打架）。几位排长如周嘉宾、罗恒松（云南讲武堂毕业）等没有什么政治派别。学生中也有这样一派人，不过他所在的连队，共产党员不多，孙文主义学会会员也不多，未发生过摩擦闹事的情况。

当时，我党指示党员学生努力学习，要取得军事成果，避免与孙文主义学会打架吵嘴，但要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当时学生中所唱的歌曲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努力，齐奋斗！”这个歌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则是鼓舞士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阀压迫人民的响亮口号。

他在入伍生部学习军事和补习文化共达9个多月，后经过考试，升入黄埔五期政治科。黄埔军校第五期共招军官团3个：政治科一个大队（相当一个营）；经理科（后勤管理）一个大队；炮兵科一个大队。他所在的政治大队共产党员比较多，大队长张宝琛（旧军人，保定讲武堂毕业），到武汉后换成徐向前。政治大队除上军事课外，重点是政治课，内容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苏联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教官有肖楚女、恽代英、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他于1927年2月毕业于武汉军分校，被组织分配搞工人纠察队工作。

在南昌起义前后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组建

1927年是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一年。这年初，在武汉政府任职的邓演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共产党代表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等人提出武装工农的正确主张，力主发枪给工人纠察队及湖南农民。据他亲身经历，在武汉政府领导下组织了全国总工会，主席是向忠发。同时还组织了工人纠察委员会和工人纠察总队，委员长是项英，纠察队长是蒋先云（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光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有1000多人，相当于一个团。下分3个大队，十几个中队（相当于连）。每个中队有3个分队。1927年2月（春节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选拔了10名共产党员，提前毕业分配到工人纠察队任分队长，个别的但任了中队长（如陈毓南、李鸣春），另有8人为分队长（其中有李光汉、张克新、邓鉴、孙毅）。李光汉到纠察队后按照 黄埔军校办法训练纠察 队员，如出操上课、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变换队形、瞄准射击等。工人纠察队员热情很高，学习非常认真，进步很快。

工人纠察队配合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7年三、四月间，在武汉政府领导下，中国外交部陈友仁部长向英国驻武汉总领事提出照会，说中国政府要收回英租界。英国人起初态度蛮横强硬不肯交出租界。于是，总工会组织武汉工人作出示威性罢工，同时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工人为首的革命群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开进英租界，到达英国领事馆门前。这数万游行示威群众是以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前导的（领导纠察队的是项英和蒋先云），英国总领事及其属下见此情形吓得屁滚尿流，滚出了他们的领事馆。这样，由武装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政府派员进行接受。武汉政府和工人群众此举，使中国被压迫同胞扬眉吐气！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自己的主权。

党中央五大的召开和工人纠察队的解散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纠察队奉命在新世界会场守卫。他们在会场外看见会议台上争论的非常激烈。因李光汉站岗离的远，争论的具体内容听不清楚。当时见到汪精卫、孙科都参加了这次会义，使李光汉深为惊讶！

党的“五大”开过后不久，工人纠察队便奉命解散，缴枪了，当时，李光汉觉得很不是滋味。此后不久，在纠察队的10名黄埔同学即被郭经纬（即我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委代号）介绍到二十四师教导队当排长去了。二十四师师长是叶挺，该教导队的学员，大部分是工人纠察队中优秀分子。这时，蒋先云在二次北伐时当团长，后在河南与张作霖部于东西洪桥作战中壮烈牺牲。记得先云同志曾有过这样一段故事。蒋介石很喜爱先云同志的才能，有一天他对先云同志说：先云，我很欣赏你的才干，如果你能放弃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有多好！先云同志回答的不卑不亢，说：如果校长喜欢我要用我，何不退出国民党，参加共产党呢？岂不是志同道合可以长久在一起吗？蒋语塞，无言对答。

“八一”南昌起义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夏斗寅、何健、杨森等也先后叛变，紧接着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枪杀。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7月，李光汉随军出发去南昌，月底该师到达南昌后，他领导的排奉命驻守百花洲。百花洲是一湖泊，对面是江西大旅社。据说朱德同志的军官教导团便驻在附近。7月31日午夜12点，该排接到命令，令他们扼守百花洲通江西大旅社的小桥，不准敌人由此通过。12点刚过，见贺龙同志的二十军一个连开到大旅社门外，门卫不让进楼，双方开了火。驻大旅社的敌人有一个班顶着，一挺重机枪架在门口，二十军的一个连还没等敌人开枪，就一拥而上，全部俘虏了门口的敌人。接着大旅社楼内枪声阵阵，也有少数敌人逃出来，企图从他们这里逃走，被他们一阵排子枪打得退了回去。因为他们初到此地，对地形情况不了解，结果有一部分敌人跳进百花洲水中逃走。此时他们任务完成的不够好。总共不到半个小时，大旅社楼内的敌人已全部解决。

此时全城枪声大作，打得最激烈的是西南方向，据说驻守该 地的是程潜第六军的两个团，打得最顽强。直到8月1日早晨8点，才最后解决战斗，我们起义队伍胜利了。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参加起义的部队是二十军全部，四军二十五师、十一军二十四师和朱德的军官教导团，共2万余人。在我党的领导下，这次起义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朱培德的第三军一部，程潜第六军的两个团、金汉鼎的第九军一部，全歼守敌3000余名，武器被全部缴获。

8月2日，南昌城红旗招展，我党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起义部队全参加了。会上贺龙同志做了讲演，历数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屠杀工农革命群众，屠杀共产党员的罪行。号召广大工人农民革命战士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随后起义部队组成南征军，贺龙同志为总指挥。

8月4日到6日，起义军全部开到临川及其附近县城宜黄、崇仁等地改编。当时李光汉被编 入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二营七连为连长。二十五师师长为周士弟，七十三团团长是孙树先，贺龙同志是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朱德同志原为第三军朱培德的军官教导团团长，起义后任何职回忆不起来了，当时也不知他是党的领导人之一。记得还有李立三是南征军军法处长，有一个以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也随军南征。

南征的路线是：临川（扶州）、崇阳、宜黄、南丰、广昌、宁都、于都、瑞金、会昌，曾经进驻福建长汀（汀州）旧军阀赖士璜的家。我军路过此地曾打开赖家的粮仓济贫。赖士璜仅仅是个旧师长，即有几十房小老婆，每人一个小院，家俱陈设完全一样。我军驻到他的家里时，他家已没人了。后来经过寻邬到广东的大埔三河坝。

8月的江西骄阳似火，白天行军每天都得热 倒三、五个甚至六、七个战士。这些战士的枪支子弹，便再无人背负。经过动员，身强力壮的战士每人背两支枪，双子弹袋，还得沿路打粮背米。干部（包括班长）就更苦了，连长、排长除每人的短枪外，还要多背三、四支步枪。正付连长、司务长还要分别背数百块大银元。每天行军四、五十里，疲劳不堪。江西到处是稻田，田中水看着是清清的，只要一下去便是滚烫的，超过半尺以下才逐渐发凉。当时，他们还不会做群众工作，老百姓见着大兵，便跑个一干二净，找不到群众，也买不到粮食。干部战士没有鞋子穿，也没法补给，只好打赤脚行军。莫说重武器，就连迫击炮、机关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也不得不插起来。行军两、三天后，部队领导下令改变了行军时间，早三点造饭，四点出发，八、九点钟便宿营；下午4点吃饭，5点出发，夜间九、十点钟又宿营休息。改变行军时间后，疲劳特别是酷热稍稍减轻。

9月初，部队到达广东的大埔县三河坝，与敌广西军阀黄绍维部队遭遇。一天拂晓战斗开始，敌人由平坝子向李光汉等坚守的山地冲锋，多次被我军击退。将近中午，敌人迂回到起义军阵地右翼高山，占领我师部的高山，全营遭到敌人侧射，战士颇有伤亡。乃奉命撤退，转移到西边阵地，又战斗到下午4点。我军不支，全线撤了下来。天黑时，大家集合在一个高山顶上，敌人即在脚下。此时战斗建制已被打乱，找了一个山凹处，打开地图一看，发现向东南数十里便是福建的平和县城，估计主力一定转移到平和去了。沿路行进收容了一些被打散的士兵，还收容了两个负伤的连长。白天战斗该连虽有不小的伤亡，但第二天中午到达平和，找到主力部队时，该连包括沿路收容的干部战士总计有400多人。孙团长十分高兴地迎接了他们。驻下休息，才吃过午饭，听说敌人又追 来了，赶紧集合出发，又返回了长汀的方向。从此，他们便跟随朱德在赣闽粤边境打开了游击。此时干部战士私自离队者日众。没过几天，孙团长和申营长也不见了。团长便由团参谋长王尔琢担任，李光汉便升任为二营营长。此时朱德将所有收容部队集合在一起已不足千人，他将此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纵队司令部，并讲了话。说：“周师长、孙团长等都是我派去找组织关系的。听说二十军在潮州汕头也失败了。这也不要紧，胜败乃兵家之常，只要还有这千把人的队伍，我领大家打游击，手中有枪杆子不怕没饭吃。枪杆子无论如何不能丢，丢了枪杆子，民团警察皆可以把你逮去杀掉。听说范石生的队伍驻在湖南边界，必要时我带大家去投奔他，暂时休养生息，等找到党的关系就好办了。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不怕吃苦……”这是李光汉第一次听到朱德的讲话，年轻人当时辨不清是非，见离队者日众，自已也动摇了。又有团参谋袁裕（黄埔四期生，湖南人）对李说：“李营长，咱们也走吧！”他俩商量的结果，到广州去找组织关系。于是二人换了便衣，取道大庚、南雄、始兴徒步到韶关坐火车到广州去了。这便是李光汉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朱德同志收容了叶贺南征军保留部队千余人左右，和陈毅等同志率此部队在赣、闽、粤边打游击，躲避强敌的围剿堵截。后来找到范石生，在湖南、广东边境立住脚根，休养生息，健全了自已的一个整团，并将范石生弟弟一个团团结过来，搞了乐昌暴动，共2000余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此为后话。

李光汉于1927年10月到达广州以后，遇到不少同学，说老队长徐向前在广州做秘密工作，他便去找。他同李光汉谈了潮汕失败的大概情况后，介绍他到黄埔军校（当时是第六、七期）特务营（即警卫营）当排长。军校特务营营长姓吴（黄埔二期生，非党员），副营长是三期生，中共党员，姓名回忆不起来了。4个连长全部是党员，排长大部是党员。12月 10日他们 便听到广州起义的传言，是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为主力，另有武装工人纠察队配合。他营有副营长和几个连长商量，将特务营拉出去，到广州参加起义，由副营长去说服吴营长。该营于12月13日凌晨八点到广州后，听说起义部队已撤离广州。该营追到瘐狗岑、白云山皆未见踪迹。据百姓说，带红领带的队伍向东去了。他们追至紫金、龙华县境、赶上了起义部队。听说改建为红军第四师，师长姓叶。他们满怀喜悦去见师长叶剑英，谁知见到后乃是师长叶庸。同时又一次见到徐向前，当时他是第一营党代表。此时将他编入红四师，为第一营作战参谋。

这支部队是向海陆丰行进的。一天行军至龙窝，一连连长突患重病，即令李光汉为第一连连长。这天没有行军，在龙窝休息。据外出打粮战士回来报告，地主炮楼朝我打粮战士开枪，伤我二人。他当下带一个排前去查看，一面将情况汇报营部。他带队到地主炮楼一看，见是碉堡式炮楼修得很坚固，我军无炮是不容易攻克的。正在此时，见西山头有队伍活动，用望远镜看清是国民党的部队。他当即占领附近山头，并调另外两排也来参战。正准备将情况汇报上级时，全营、全团、全师都拉上山头准备迎战。

上午10点，双方接触开火，已知敌人是国民党军队李汉魂师。敌人正面以小部队作试探性佯攻，其大队则向右翼迂回包围。该营正面战斗，打退敌人几次冲锋。下午两点，李光汉右膝负伤，徐向前党代表亲自为其包扎，并令他退出战斗。经过艰难行军到了海丰城。

海丰城是军阀陈炯明的家乡，陈是一个封建军阀，城里的几条街都铺了水泥路面。红四师司令部便住在陈的家里。海丰也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革命家之一彭湃的家乡，因此海陆丰农民运动比较发展，并组织了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他在海丰养伤不足一月，伤未痊愈，有消息说桂系军阀黄绍雄第四军张发奎部又要进击海陆丰。经组织决定，伤员病号、老弱妇女20多人乘木帆船去香港暂避。他们找到广东省委，将他们安置到九龙英租界养伤、养病，听候分配。1928年3月，当他伤势初愈，被组织介绍去海南岛作红军士兵工作。在海南岛因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又患了严重的虐疾和疥疮，由广东省委介绍去上海找党中央养病，并听候组织分配。

天津监狱斗争

1928年12月，由党中央负责同志杨殷介绍李光汉从上海回到天津，找到张兆丰接上组织关系。开始张兆丰派他去驻唐山古冶国民党魏益三部队做士兵工作，因介绍人暴露了李光汉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此项工作没成功。不久，由陈潭秋找他谈话，让改做工人运动工作，派到天津市下边区担任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4月由于叛徒张××告密，当时 化名叫王文祥和刘思通（下边区委组织委员）、张凤文等7人被捕。他被判刑9年零10个月。刘思通、张凤文被判刑11个月，袁炳辉（化名李辉）、程秉义被判刑2年，判刑后均被关进天津第三监狱。当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的笼罩，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1928年冬，顺直省委出了叛徒王藻文、李德贵，虽然叛徒被处死，但我省委和天津市委领导和地下党员多人被捕。如省委秘书长郭中鉴，天津市委书记傅茂公（即彭真），为省委组织部长陈潭秋看机关的陈涤云（潭秋的哥哥），南开大学学生韩义，北洋大学学生曹学修，天津第一师范学生张志良（张孟旭）、田世勋，第一师范毕业当了中学教员的张粲三，北平市做学生运动工作的张福民（刘仁），保定二师学生李子芳（刘秀峰），安平县学生李子明（赵奎昌），这些人都被关天津监狱。加之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全国各地的政治犯均送省法院审讯羁押，因此石家庄的张大中、宋老幼（铁路工人），正定县政治犯数人（名字忘记了，记得其中有一叛徒叫阎怀聘），玉田县车轴山中学学生彭德（化名刘鹏德）、刘祟善、校工陈××。唐山工人鞠怀、王德、星世来、刘振邦（刘慎之）等送来河北伪高等法院审理，关押在第三监狱。在天津被捕的还有金贞（靳子涛）、李泽（张家口铁路工人）、徐文雅（天津下边区委书记）、万咸宁、连工人俱乐部教唱戏的也当作共产党抓进了监狱（此人名字不记得了，他说他是侯喜瑞的徒弟）。这样，连同和政治犯关在一起的十几名贩卖假委任状的军事犯在内，1930年春关押在第三监狱政治犯监的大约有120人左右。

1930年春节，李光汉进入政治犯监时，难友已有四、五十个，如傅茂公、郭中鉴等。他们与看守人员针锋相对作过多次斗争，看守们虐待政治犯比起虐待普通犯人来已有所收敛。放风时除了倒尿桶，大小便外，还可在院中走上10来分钟，人们借此机会，还可说说话，虽然看守干涉，但也干涉不过来。

这年春天有韩振明、李汉光等数人来到政治犯监，有的在青岛等地坐过牢，还有的绝过食，有绝食斗争的经验。

由于他同案的程秉义、袁炳辉因生活摧残、身体有病于这年3月死去，另外还有两个同志病死，人们便酝酿着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坐牢的同志便会死去大半，要想争取生存权利，就得发动绝食斗争。但同志间大部分互不相识，叛党与否也搞不清楚。于是先由互相认识的同志，分别作各牢房的工作。因为同住一间牢房，总可以互相了解案情和其它情况。因为有狱中我地下党支部的领导，时间不长便了解了大半。如与他一个房间的詹大权，很快将他和张在中、宋老幼、周黎扬等同志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各个牢房都有人负责进行这项工作，然后由党支部传达绝食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一开始对认为靠不住的人是不能公开辨论此事的（如对军事犯和已知的叛徒）。酝酿的时间大约半个多月，但准备何时绝食，除党支部领导和党小组负责同志外，其它人是不知道的。

与此作内部工作的同时，展开了对看守员的工作，开始托他们买纸烟买报纸等，给他们一些钱赚（因为看守员每人每月只有八块钱的工资，生活也较清苦），这项工作由各房间的负责人（实际是党的小组长）挑选 一、两个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志去做。等看守员对政治犯有了某些同情，就托他带信、要钱、要回钱来给看守员一、二块。这些钱不交监狱当局保存，留做资金积累斗争的经费。如韩义同志是南开大学学生，他家中生活富裕，他坐牢期间，他家照样给他每年400多元的学费。并通过关系，与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联系。如运用关系，与律师公会、南大新闻系学生联系，当时郭中鉴同志就与南大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样通过各种关系，狱中党支部将狱中绝食斗争的计划，向外面党委进行了报告，并请求支援。内外工作都作通以后，狱中党支部决定4月初进行第一次绝食斗争。

斗争的条件是：（一）不吃臭小米饭，霉窝头，换成白面馒头、大米饭。理由是当时白面每袋40斤，售价不到两元，而犯人伙食费每月有3元，要求合理。监 狱当局中虐待犯人，以致犯人严重营养不良，政治犯入狱不足3月便死4人，因此提出争取人的待遇，不吃猪狗食。（二）政治犯无罪，有爱国的高尚人格，监狱中当局不能虐待，要求白天打开房门，自由出入大小便。（三）卸下脚镣等刑具。（四）允许犯人有看书看报的自由，在政治犯监设立图书室。（五）讲究卫生少生疾病，政治犯能公开在院中作操运动。（六）犯人在狱中有搞文化娱乐的权力，监狱当局不得干涉。在绝食斗争的前两三天，将这些条件传达到各牢房，争取所有政治犯到时采取一致行动。行动前发出信件经外面党组织请求支援。

决定绝食的时间到了。在4月初的一个早晨（具体日子记不住了）开饭时，看守员打开所有房门，招呼出来打饭。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每个房间选派一人交涉。看守员着了慌，不大时候，看守长来了，二科张科长来了，典狱长也来了，问：“你们为什么不吃饭？”各房间的交涉员提出六条要求。监狱当局见犯人行动一致，也着了慌，说：“先吃这一顿，提的条件，等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们。”典狱长蛮横的说：“自古以来没听说过犯人要吃大米白面，也没听说过房门可以不上锁，下镣更不合法，这是法律规定……”此时各牢房响起响亮的口号声“我们是政治犯，没有犯任何罪”、“反对监狱当局打骂虐待”、“反对监狱当局苛扣犯人伙食”、“不吃猪狗食，要换吃大米白面”、“我们并不愿意绝食，而是你们逼迫的”、“我们要求起码的生存权力”……监狱当局慌了手脚，立即用电话报告了高等法院，将臭小米饭抬回去了，菜汤也好了。看守长看守员们一面劝人们吃饭，一面叫普通犯人给每人打上饭。但是没有一个人吃。双方坚持了一个小时，监狱当局没有办法，只好又将窝头等物抬回去了。

绝食到了第二天 ，是肚子最难受的时候，早饭又抬来了黄小米饭，监狱当局全体出动到各屋劝慰，强硬的态度收回去了，典狱长跑来对李光汉说：“王先生，还是看着吃一点吧，别饿坏了身体。不是说共产党的朱、毛在南方打了胜仗，共产党成了功，你们还不当官儿吗？！”就在这一天，外面的党组织立即组织了新闻记者、南开和北洋大学的学生及政治犯亲友，在河北高等法院的人带领下，来到第三监狱政治犯监参观。实际上是对绝食斗争的声援和支援。参观者还打听“为什么绝食？”各房间的宣传员便讲明原因。有的难友还用英语与参观者谈话。这下看守长和看守们着了慌。大声说：“中国人，不能说外国话”。约有一个小时，参观者走了。可是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参观者到来。一直持续过了中午监狱当局叫选出代表到办公室谈判。党组织派早就准备好的代表郭中鉴等4人前去谈判。在办公室，监狱当局摆了一桌酒席请谈判代表就座吃饭。而我们的郭代表坚决拒绝了敌人的无耻引诱，坚持要监狱当局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六项要求。郭中鉴等同志将监狱当局质问的闭口无言。他们最后说无权答应，要请示高等法院，然后转告你们。郭同志等回牢后向四个号筒大声传达了谈判经过。百多名政治犯义愤填膺，大声喊出“不答应条件，绝不复食”的口号。

绝食的第三天早上，法院当局突然用军警包围了政治犯监，并在4个号筒支上机关枪，步枪也上了刺刀，意图威吓犯人。当时政治犯们不解其意，认为是要镇压，便大声喊着口号：政治犯无罪！反对监狱当局虐待政治犯……敌人军官和法院当局诬陷政治犯要暴动。我们回答：我们手无寸铁，饿了三天肚子，怎么能说“暴动”，你们讲不讲道理？相持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反动军官和法院、监狱人员商量好后，政治犯监门外，开来两部大卡车，由监狱当局在号筒点名，叫傅茂公、金贞、詹大权、王文祥、张大中、周黎扬等22人（内有一姓刘的军事犯）拿了自已的东西，强迫上了一辆卡车，武装军警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不了解 这批反动家伙要干什么，上车的人和留下来的百来名同志共同高呼“共产党万岁！”“反对法院监狱当局虐待犯人！”“反对武装军人镇压绝食！”“不答应条件誓死不复食！”等口号。

军警将李光汉等22人从第三监狱又押送到天津警备司令部管辖下的陆军监狱。敌人认为把这些头头一弄走，群龙无首，绝食斗争便可平息下去。其实并非如此，敌人此种行为更激起了大家的斗志。无论在第三监狱的以郭中鉴同志为首的政治犯，还是被押到陆军监狱以傅茂公同志为首的政治犯，继续坚持绝食斗争，毫不动摇。绝食到了第四、五天，人们虽有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身体确实衰弱，均静卧不起了，有的同志甚至病倒。此时社会上掀起营救政治犯的运动，天津各报每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消息。天津市公安局长曾延毅以私人的名义来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同志（据说傅与曾为中学同学），说了一些傅吃官司他不知道，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消息他刚刚知道，他愿出面调解此事。茂公同志和他谈了第三监狱政治犯受虐待的情况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曾当场答应了两条，一是当场下镣；二是给监狱讲讲，订一份天津大公报给大家看。其余问题由他和法院、监狱当局商量后再答复。谈完曾延毅就走了。第二天（绝食的第六天）监狱派人送来奶粉、糖、鸡蛋、大米等物，够20多人吃一礼拜。茂公同志召集大家商量，又提出第三监狱的同志也必须下镣、开房门、看报纸，答应改吃白面馒头和大米饭等才能同时复食。这些条件曾延毅也派人答应。到了绝食的第7天下午，大家开始复食，等把奶粉、鸡蛋等食物用完之后，大约又过去一个星期，正式开饭时抬来的是小米饭和玉米面窝头。大家愤懑又要绝食。茂公同志说，既然复食就不要再绝食了，我们是求生不是求死，应一方面由他写信给曾延毅，问他为什么不履行诺言？同时准备稿件在报纸上揭露这件事。大约又过半个月，到了6月初，军法处又用卡车将他们22人送回第三监狱政治犯监。进了监狱大门，见各个房门大开，同志们都出来欢迎。多么高兴呵，绝食斗争彻底胜利了！大家串走各个牢房，叙述绝食斗争胜利的情况，虽然仍是“犯人”，但条件好多了。监狱的看守们除晚间点名外，不再直呼其名，而以“先生”称之。由于社会和亲友的援助，外面送来许多书籍，搞了一个小图书室，组织同志们学习科学知识和马列、社会科学知识。组织身体强壮的同志学习军事体操，教员有黄埔学生杨恒安、王文祥等。会拉会唱的同志还排演旧剧清唱，后来竟把锣鼓也弄进来了。过年节时，他们已能演出10多出戏，监狱当局还允许普通犯人派代表看戏，与绝食斗争前简直是另一番天地。

就这样一直到了这年11月，便酝酿争取生火炉的斗争。此次不采取绝食斗争方式，而是采取包围（因为白天开了牢房门，人们能出来活动）参观者（参观者多为省，市政府和高等法院的高级官员，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犯改善生活待遇是出于他们“恩赐”，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德政”，在这年冬季曾来参观过几次），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的合法斗争方式，结果各牢房争取了生煤火炉子取暖。在此期间，监狱又增加了新入狱的政治犯，前后总共有150多人。

1931年2月监狱新换了典狱长，此人姓崔，50多岁，河北武清县人。这人上任之初，对政治犯的一切全看不惯，表示非与政治犯、共产党较量一番不可。他几次请示高等法院批准，取消政治犯的一切待遇。这个消息由同情在押者的看守告诉他们以后，监狱党支部决定以二次绝食斗争来迎击反动当局的阴谋。在3月的一天早晨，监狱当局没开房门，说新来的典狱长要向犯人训话。不久典狱长来了 ，说什么你们未进监狱前是些学生、工人、不好好念书、学习、要闹什么罢工罢课，共产共妻，因此犯了国家的王法，被判了刑就应该守法。你们搞绝食简直是瞎胡闹，本典狱长不容许犯人胡闹，宣布取消你们的待遇……

这种突然袭击，引起群情愤怒，政治犯宣布立即绝食 ，同时与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了社会的支援，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天津晚报》又连续刊载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消息。此次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缺乏准备，意见不一。经过4天斗争，反动当局软了下来，又恢复了已经取得的生活待遇。典狱长不但遭到政治犯和数千名普通犯的嘲笑，连监狱科长和看守们也看不起他。

1931年8月，反动当局又一次取消待遇，又经过一次绝食斗争，只有3天就解决了。此时李光汉和几位同志因病住在监狱医院，经党组织研究决定，生病住院的同志没有参加这次绝食斗争。

1931年蒋冯阎大战，蒋介石取得胜利，颁布了所谓大赦令，其内容是除被判死刑、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不赦外，20年以下有期徒刑赦免三分之一，3年以下全部赦免。但又规定，凡政治犯释放前必须经国民党省、市党部审查或本人写悔过书才可释放。这样，李光汉被判9年10个月的徒刑被减为6年。当时由于天津仍为阎的属下所统治，对蒋的法令执行不甚严，因此政治犯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大部分被赦免出狱，如张大中、宋老幼、周黎扬、张福民、刘恩通、张凤文等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组织以宋庆龄名义发表宣言，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爱国、无罪的政治犯，允许他们参加抗日救 国活动。据此，政治犯们向国民党当局和法院发出请愿书，要求无条件释放，以便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并由郭中鉴同志为代表，要求法院和监狱当局进行交涉。但这只不过是个政治声势，实际并无效果。但法院和监狱当局觉察到将政治犯集中关押是一种失策行为，于是又准备取消政治犯的待遇，并打算将政治犯分散到青岛、保定、济南、石家庄等地分别关押。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准备第四次绝食斗争。

到1931年10月敌人果然取消了政治犯的待遇，于是绝食斗争又开始，此次斗争进行了3天，又获得了胜利。但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到10月下旬敌人开始分散政治犯。绝大部分同志，如傅茂公、郭中鉴、詹大权等同志都被敌人分散押走。留在第三监狱的全是病号，有王文祥、张志良、陈涤云、符沙等20多人，生活待遇没有取消，只是搬到监狱医院去了。在监狱医院中仍然可以自由走动，只是不许走出医院大门，监狱当局给订了一份《大公报》，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书籍。不利条件是与外面的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从1931年冬到1935年8月他出狱，将近5年失掉了外面党的领导，监狱内的党支部由王文祥、张志良负责领导。直到1935年8月他出狱，仍然没有找到党的关系，无奈回遵化原籍养病去了。

1931年冬到1935年8月，听说外面又进来几批政治犯，他们没有押在原来的政治犯监，而是与普通犯人押在一起。听说他们也举行了绝食斗争，生活得到 一定改善，如吃净小米饭和好玉米面窝头。

1935年8月，李光汉是怎么出狱获得释放的呢？“王文祥案”只剩他案首一人了，1935年8月期满依法应该释放，但法院迟迟不放。这时老政治犯剩下的更少了，等到监狱当局到医院来，他们便提出期满应依法释放的要求，监狱推到法院。他向高等法院提出质问“为什么期满不释放？”开始答复说须经天津市国民党市党部审查合格才能释放。因他们能看报，报上登载，此时日军已占领天津，河北省政府及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已迁往保定去了。他又提出质问，说明政治情况的变化，那里来什么市党部的审查，法院不依照法律行事，还叫什么法院？法院当局无奈，只好将他释放了。

在七、九路军

1935年8月，李光汉释放出狱，但仍没找到党的关系，李光汉只得回到老家遵化县，一面养病，一面找党。那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的心情更加急迫。在全民抗战的时候，咋能再待下去。1938年初，国民党兰衣社天津站副站长陈恭澍找到他，一起来到宝坻县，组建了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委任陈维藩（1939年在天津被日军特科逮捕杀害）为总指挥，委任他为政治部主任。2月缴了大地主韩八、庆功台大地主魏玉润的枪，武装了队伍。部队发展到几百人。规定了纪律：不允许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许打骂老百姓，不许私入民宅，不许强奸妇女等。但由于日伪军的围剿，部队损失严重，又暂时解散。一个月后又重组织，扩充到300余人，编成两个团。

1938年6月13日，七路军攻打宝坻大口屯镇，大获全胜，士气大振。这时有几支武装投奔七路军，很快扩充到6个团，约2000多人。这时，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展开。为配合冀东大暴动的进行。7月2日，七路军包围了宝坻县城，并由南门和北门攻占县城，击毙“新民会”的河野新，日军翻译官，摧毁城内伪政权。日本顾问大石，新民会宝坻县办事处主任野村等换上便衣望风而逃。 这时，七路军发展到1万人。为扩大声势，重新改编，号称12个师。

冀东日伪头子恼羞成怒，纠集大批日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宝坻县城大举反攻。七路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被迫东撤，准备进入盘山。但是日寇穷追不舍，部队又得不到及时休整，加之人心慌乱，纷纷弃枪回家，最后仅剩下100余人，活动在黄庄洼一带。最后被迫解散了。陈维藩在七路军失败以后绕道进入天津，被天津日军特高科逮捕杀害。

在七路军攻打大口屯镇的时候，陈恭澍又在宝坻县新安镇建立了第九路军，国民党兰衣社天津站暗杀队长王文为总指挥，齐若斋为参谋长。下设3个旅，一个独立团，一个空架子师。九路军失败后，独立团团长曾乃到盘山参加了八路军。

7月，七路军失散以后，李光汉返回遵化老家，与刘永山组织了九路军二旅，有800多人，200多支枪，但因缺乏经验，很快在大小太平、崔庄子一带被打散。他又集合2000多人，组成“北九路”，开始按照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对部队进行整训，很快形成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在与日伪军的几次作战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青纱帐倒后，他动员这支部队参加了包森领导的八路军二支队。

七、九路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抗日救国热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从未与党直接领导的抗联队伍产生磨擦保持了友好关系。但是，毕竞这两支队伍人员构成复杂，纪律松懈，最终还是失败了。

1939年秋天，李光汉躲避敌人的搜捕，来到洪水川高家小铺藏身。在那儿终于见到了李子光同志。从此又找到了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不久，便去了盘山。1940年4月蓟平密联合县成立，他当了教育科长。11月，蓟平密分两个县，他任命为平密兴联合县县长。

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

1942年青纱帐起，日寇五次强化治安的风，由蓟县越过盘山刮到了平谷。当时李光汉正在平谷城西一区工作，突然接到报告：二区财粮助理胡兴被汉奸给捆送到胡庄据点去了。看来敌人要在二区开刀。就是他待的一区，那些时也是风声鹤唳。各村保、甲长和办事员天天来找，请县里给想办法。这是因为：敌人开会叫办事员自首，如不去就抄家、杀头；敌人勒令建立保甲制，百家一保、十家一甲，来了八路军速去报告，如不报告唯保、甲长是问，一家掩护八路军，十家连坐；不准给八路军站岗、放哨、送信。组织自卫团（名为反共自卫团，没枪，手拿棍子，俗称“棍团”），为敌人站岗放哨送信；不准向八路军交粮交款，不准为八路军私藏军火物资，违者以八路问罪杀头。

此时他正在韩屯与季宁在一起，正赶上越之、尚持同志也来这里，都听到乡保长们的上述报告。于是他们找到区长孟兆东、区委干事王小光，加上中心村韩屯的村干部，一块开会进行了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为：不能硬抗、不能学蓟宝三联合县，使乡保长都跑到敌人一边。允许由保长带领村干部（办事员）向敌人假自首，应付敌人，但是保长必须保证办事员的安全。允许少量给敌人交粮交款、出工。但事先要报区公所、区干部知道。在敌人逼迫下，可以成立“棍团”答应与敌人站岗放哨、送情报，以麻痹敌人，应付敌人。但有以下行为者以汉奸论处：保长和村干部向敌真自首，暴露村中党员、烈抗属者。危害抗日干部、拒绝抗日干部住宿或向敌人送情报危害抗日干部者。暴露部队、政府寄存之粮款物资者至送交敌人者。拒绝向抗日政府缴纳粮款物资者，均以汉奸论处，处以极刑。

会议开过后，一区由尚持、孟兆东向下传达布置，李越之会后回山区向二、三区传达布置（实际二区平川表面已经变质投敌，自胡兴被捆送后，区干部不敢下去了，山区全是抗日一面政权村，已坚决不与敌人来往）。他去四区驻马庄一带找到区长张少辉，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四区是新区，敌人还未注意到。这样他又回到一区樊各庄一带，观察敌人动向和乡保长的变化。他们发现樊各庄村保长（地主）向敌人大批送粮食，派区小队半路截获，并将保长按汉奸治罪。观察的结果，绝大部分乡、保长和“自首”的村干部是好的。能灵活的应付敌人。如张各庄，特务夜间冒充八路军找人带路，结果被该村“自卫团”识破，敲锣呐喊抓“八路”，连追带打，把特务打了个不亦乐乎，特务苦苦求饶，将他们送到据点，受到日本鬼子称赞。

三区潮河川的较大村庄如峪家庄、蒋头峪、关上一带受了一些影响，大部深山区内，敌人鞭长莫及，影响不大。12月，李子光同志来了，在平谷二区罗家沟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他也参加了。他在会上做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发言，记得还写了一篇文章报到冀东地委，后来听说转给晋察冀中央分局了。会上根据各区斗争的经验。更加完善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系统经验。这个经验经县委扩大会议批准，上报冀东地委。

平密兴在敌人五次强化治安期间，虽也受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努力，也保护了一区大部和四区，既等于保卫了我们的粮仓，为十三团、二区队提供了军需（吃穿、鞋袜），为上下白羊、罗家沟、东沟、南岔、鱼子山、井儿峪、上营、北寨等许多抗日一面村的群众提供了吃食。因为这些村庄不应付敌人，敌人对他们进行频繁扫荡，山地群众虽也在战斗间隙种些庄稼，但所收无几，群众也靠干部从川区运进粮食接济。但若没有这小块根据地，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是无法生存、活动的。如果没有一区四区的粮仓，部队在大小黄崖便不能持久，得另辟出路，平密兴山区小块根据地，也便失去依托。因此当时运用了正确的政策，保存了平密兴一、四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执行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保证了成百上千的村干部和县、区的干部力量，安定了广大抗日群众的信心，为恢复暂失地区打下良好基础。因此，1942年10月他带领警卫班由黑豆峪下了二区平川，尽量绕着村子走，直插洙水，村外有所谓“自卫团”的岗哨，见他们一行有10余人，便问干什么的？警卫员回答“若水”（还是那个老信号），由于群众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信心依然存在，沿途并没有喊叫“八路军来了”而是围起我们来问长问短，让到村公所，找到村干部曹文，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汉奸张子杰又将胡兴送到平谷县城去了，望马台保长张捷三真投敌了，将我们保存的大批粮款物资送给了敌人。他住在夏各庄据点炮楼附近。了解情况后，迅速赶到南山村住宿，南山村是抗日一面村政权，民兵队长刘文生布置了民兵岗哨，保护工作人员。第二天通过群众了解到汉奸张捷三的住处。晚间警卫班去了三人，到夏各庄据点附近抓来张捷三，经过审讯，该犯拒不认罪。于是县政府写了布告，贴到敌人据点附近的墙上，将张捷三处决在据点的附近。这一下震慑了汉奸，鼓舞了群众。

1943年9月党政军联席会议确定，十三团两个连，二区队两个连，由他配合，于9月30日，在二区甘营、望马台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日军守备队中队长宫琦以下40多人，缴迫击炮一门，震慑了敌伪，鼓舞 了军民的抗日士气。此后，二区工作又逐渐恢复了。打击敌人，震慑汉奸，恢复暂失地区就是我们的非法斗争。欺骗敌人，稳住群众，保存积蓄力量，准备用武装斗争打击敌人，恢复老区，扩大发展新区，这就是我们的合法斗争。合法斗争是为非法斗争服务的。当年对敌斗争的两种策略，是符合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