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绊园？），贵州贵筑(贵州贵阳)人。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同治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

他是“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是贵阳一中的创始人、北京大学的首倡者。

相关事件

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

1896年时为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设置“京师大学”的建议。本文作者为其孙。

李端棻，字绊园，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今衡阳县)。他虽生在贵州，但为官在外，大半生住在北京，只是后半生回到贵州工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二日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朝廷中他以直言不讳著称。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年(1894)，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对士子们的学业成绩极为关注，并善于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历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职。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人事制度，千余年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清朝更规定科举文章专用八股文，这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词章误此生”的诗句——遂萌生变革之意，而有举办学校之请，这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办学”的观点和主张相一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而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也一订再订。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的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提出：“以科举取士，必然触及人才。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人们知道，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以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则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

对此情况，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早有评述。先是康有为自己捐资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强学报》，由梁启超、李梦华为编撰。同时还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以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该学会所办的事主要有五：一是编辑东西文书籍，二是创刊新报，三是开图书馆，四是设博物仪器院，五是建立政治学校。其开创我国组织协会学会之先河，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序曰：“痛述亡国后悲惨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泪下，故热血沸荡，民气赖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禁例请旨查封。强学会虽被封禁，但自此以后风气渐开。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胡孚实奏请解禁，于是将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

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当年五月十四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五月十七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评价很高，在他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就是本着李氏奏折的本意制订了章程八章四十九节八十余条。

李端棻在奏折中除请办学堂之外，还建议各省设藏书楼，在所建学堂中设仪器室，在京师设译书馆，并在京师与各省及繁华商埠设大报馆，又建议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这可称为“一经五纬”，即以办学堂为经，以其他五项为纬，他认为：“若此则中人之士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自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忧，下以慑列强之狡诈，道未有急于此者。”此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仅于1898年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接着各省的大学堂、中学堂也纷纷建起来了。

自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由于李端棻积极参与变法，屡上奏折，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议制度，这在当时极端守旧的中央大臣中极为少见。所以梁启超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指的就是李端棻。

1898年7月22日李端棻被授职礼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教育行政。依清朝官制惯例，必须满汉兼顾。李氏乃汉族，因而又以满族裕禄并任尚书。李端棻成为济世瑰伟之才，在新进官员中，他的官职最高。

变法失败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NFDCB?台，并于同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李端棻以“保荐匪人”的罪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在那年中秋节离开北京时曾有诗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他由兵丁押解离京，踏上远戍西域的旅途。一路艰辛，来到甘州(即今之张掖)。因病留甘州治疗，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那时他已六十九岁。1902年贵州巡抚聘他主持贵州通世学堂讲席。那时学堂在贵州才是初办，仍保持着过去书馆的月课制度。李公觉得变法虽失败了，但萌芽新政必须推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遂决定以奖掖后进、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他在主持月课时，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西方的民权、自由思想。他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学生们对此闻所未闻，哗以为怪，并作竹枝词说：“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有的还指责他：“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李公不因受人诽谤而悔恨，只是为自己所讲的内容不能被人们理解而感遗憾，乃作联语一则，挂在学堂的墙上，以表心迹。联语云：“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师生们读后很感动，认为先生从远处着笔，对地方人才流露出一片真情的期望。李端棻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其中拳拳爱国之心，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李端棻晚年在贵阳家中，于忧国忧民、执教讲学之余就是栽花种竹、饮酒赋诗。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这个学堂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贵阳一中的前身。临终前数月，他虽是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教育界人士至今仍在怀念着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