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本，男，汉族，1939年3月生，河南邓州人；1964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业绩 相关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师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信号与信息处理、调制与编码、码分多址通信

主要业绩

* 1968年~1978年 负责国家战略通信网“107”及“207”对流层数字散射通信系统总体设计。这是我国第一个超远程码分多址扩频通信系统。其中"107"传信率为115.2Kbps,"207"为230.4Kbps,单跳通信距离分别达800Km和400Km,扩频增益为20dB以上，工作频段为2GHz，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集体奖)。

* 1981年~1982年 赴美国夏威夷大学EE系访问学者，主讲本科生课程： "Signal & System"。

* 1982年~1984年 赴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System Science系访问学者。在J.K.Omura及A.Viterbi实验室作扩频码分及时变信道传输研究，并协助J.K.Omura指导博士生，期间发表5篇文章，参加3次国际会议。

* 1989年~1991年 应邀赴美国Boston东北大学作访问学者，博士导师，单独指导2名美国博士生，分别工作于高密度磁记录及盲均衡领域。

* 1988年7月 参加IEEE国际信息论会议，应邀作大会特约报告，介绍时变信道码间干扰理论，被大会评为特级论文。

* 1990年7月 参加IEEE国际信息论会议，宣读论文"时变信道多用户通信的最佳信号设计",获奖金400美元。

* 1991年12月 参加IEEE国际信息论会议，宣读论文"判决导引盲均衡算法",被评价在世界上首次解决了均衡中的"最小差错概率准则"的问题。

* 1998年 发明"一种扩频地址编码技术",获国家专利及PCT国际专利。

* 李道本教授目前主持两个国家级研究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高频谱效率多址码宽带移动通信关键技术的研究” 经费90万元

* 国家“863”项目： "移动通信创新研究" 经费50万元

* 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一级学报约15篇。专著及译著有 《散射通信》、《信号的统计检测与估计理论》、《数字通信》、《数字卫星通信》等共7部。

主要荣誉称号

1984年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通信学会通信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航天航空学会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4年 被美国Cylink公司聘请为高级技术顾问

1994年 被美国InterDigital公司聘请为高级技术顾问

相关报道

LAS-CDMA之父李道本

2002年01月16日 16:55 通信世界

1984年，Jim. k. Omura博士(世界著名信息论专家)把申办美国绿卡签证的申请表放到李道本面前，只要在上面签字，李道本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下海创业的Omura非常希望好友李道本能够帮他，这对异国朋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甚至是同年同月的生日，更重要的是，在缘分的背后，两人都相互欣赏对方的学术修养。即将回国的李道本谢绝了Omura的邀请。实际上，就在此前，李道本刚刚彻底退回Omura给他申办绿卡的第一次申请。李道本后来解释这是考虑到国家的需要。

回国不久，李道本就在理论上证明了后来使之声名远扬的LAS-CDMA的码的存在，并且在《通信学报》上发表相关论文《齐次随机时变信道多用户数字通信的最佳信号设计》。从理论上证明这个码并非易事，这是李道本多年的艰苦研究的硕果。

痴迷无线电的少年

李道本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曾经希望李道本子承父业，但是李道本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无线电，并热衷于动手实践。他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汽船，当时就跑到家旁边的湖里让它“航行”，看到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成功了，李道本“高兴得不得了”。上了初中以后，他对无线电就更加着迷了。当时有《业余无线电》丛书，李道本把每一期都买齐了，照着上面说的做。一开始做幻灯机，后来就做收音机。“做个二管、三管、五管、七管收音机，当时要敲板、钻洞，但是怎么钻呢？当时我不可能有机床，开始我就用钉子砸，用挫子挫，最后我干脆连钻子都自己做，自己做个小钻头。焊接也没有焊铁，就在炉子上烧。就这么弄出来的。”

为了做收音机，李道本甚至亲自做二极管。“就在那炉子里炼，炼完以后就从中敲砸出两块晶体来，然后我就找金属丝，这种金属试一试，那种试一试，最后做成了一个二极管。”

做收音机需要电子管器件，家里一个月给李道本五块钱生活费,他就把生活费都省下来。由于当时买电子管需要公安局批，李道本就跑到开封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门口坐着，冒着酷暑，饿着肚子，一等就是五六个小时，这样一连等了三四天之后，局长被他感动了，“人家看我是小孩，不会干特务，就给我特批了。”李道本微笑着，一派童真。

高中时候，学校成立了无线电小组，因为李道本对无线电很精通，老师就让李道本给其他学生上课。由于有丰富的动手经验和扎实的知识基础，李道本在河南省物理竞赛中取得了第二名，也正因为此，李道本被北京邮电学院优先录取。李道本后来回忆 ：“80年代我回河南老家看的时候，我们家四合院上面架的全是天线，各种天线都有，都是我自己做的。开封房子的房基被我踢倒了，但是那天线杆还在那里竖着。我确实喜欢无线电都着迷了。”

“因为专心于技术，大学时的班干部职务都被免掉了”

1956年，李道本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在李道本上大学的年代，北京邮电学院和当时的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北京工业大学是不对外公开招生的，它们属于国防机密高校。河南省物理竞赛前三名都被北京邮电学院挑进来了，其他两个人都在闹情绪，想去清华。可是李道本没有，对于酷爱无线电的他来说，北京邮电学院的无线电系正是最想去的地方，当时清华电机系、天津大学电机系、重庆大学电机系通信专业的教授由于院系调整都集中在邮电学院，可以说是无线电系的最佳阵容，“你说当时上清华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闹情绪。”

进入大学以后，李道本真正找到了可以钻研无线电的地方，对于学习如饥似渴，完完全全沉浸在无线电的领域里。他对于工学等全然不感兴趣，因此在上这些不喜欢的课的时候，李道本就在底下看无线电方面的书。“但是到这些工学等课的考试时就抓瞎了，我就赶紧看。比较奇怪，我的成绩是全优，连那些我不喜欢的课都是5分。”李道本把自己专注于无线电，别无旁骛的状态戏称之为“调皮”。

除了在理论上突飞猛进以外，李道本少年时代动手实践的习惯也并没有丢掉。“特别愿意动手”，李道本回忆说，“收音机不知道做了多少个，当时我的床底下电子管一箱子一箱子的，各种电器元件估计得有好几十公斤。”

“当时哪儿有卖处理电子管的就去买。那个时候那么讲政治，我照样不关心，收音机一直在做。因为有兴趣，经常是偷着摸着去做。那时我做好一个收音机，就藏在被子底下，那些干部还跑到我这儿来听呢。他跑到你这儿，看到你捂着被子、捂着头，在干什么呢？看我在听收音机呢。”讲到这些大学时代的趣事，李道本眉头松开，像孩子一样地高兴。

因为对专业课太痴迷，李道本刚入学时当的班干部职务被免职了。当时的大气候是全民讲政治，在1957、1958年左右，全国大炼钢铁，整个中国沉浸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李道本没有被外部环境所撼动，依然执着于自己对于技术的追求。“我觉得57、58年确实是浪费时间，大炼钢铁，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兴趣。”正是因为从少年时代就找到了自己挚爱的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李道本后来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所谓以其不为成其了所为。

除了专业课之外，大学时代的李道本也爱上了运动。当时他体质不好，“个头小，人又瘦”， 体重53公斤的李道本看到别人体质那么好，“很羡慕”，就想找个苦差事练练，结果就找到了举重。很快，李道本就对举重产生了兴趣，不久以后，举重的三级运动员证书李道本拿到手了，接着就是二级运动员的证书，拿完这两个证书，“我就奔一级、健将去了。”在校运动会上，从大二开始，李道本就届届是举重的冠军。到研究生时，李道本去参加北京市的比赛，拿了全北京大学生举重比赛的第二名。李道本说自己其实也是在动脑子，不是全靠蛮力。

1961年，李道本大学毕业了，还没有学够的他接着就考上了周炯盘的信息论研究生，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信息论研究生。在从1961年至1964年这段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中国经济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因为可更少受政治的冲击。接近10年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求学生活使得李道本有了一个系统学习的时间。研究生毕业以后，中国的政治又起波澜，全国上下开始搞社教、四清运动，李道本下连当兵，之后又参加社教。

10年战略网：“那时候，机器上的电路几乎没有一块是我没动过的”

社教结束以后，10年文革浩劫开始了。但是幸运的是，当时中央要搞一个战略网，那时负责主持这个项目的是电子部19所第三室主任陈俊璧，他找到了我国首个信息论方面的研究生李道本。对于李道本来说，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做技术会引起政治上的问题了，因为搞战略网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参加战略网的项目以后，李道本就专心了。当时战略网的项目先要把设计方案定下来，方案定下来以后，项目组的人就开始算码，分析系统性能。也就是从做战略网这个项目开始，李道本开始了以后30多年来对CDMA的探索。当时因为军事战略上的要求，要找到一组CDMA码，能不受信号强弱的影响(因为信号强的码会吃掉信号弱的码)。李道本想从根本入手找到这个码，于是他把研究的范围拓广，开始用计算机遍搜索。这比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遍搜索要早好几年。为了能够遍搜索，当时他们向中央军委，甚至向毛主席写信，调动全国的计算机做这件事，包括科学院计算所、北京大学、华东计算所、电子部系统，他们甚至从天津一些小厂调用机器及人员，但是都找不到这种码，找不到，李道本当然很头疼。

虽然没找到，但是他们观测到了自干扰和互干扰之间是矛盾的现象。因为军事上并不要求有很多码，只要求有自干扰小的码，搞循环移位就可以了。这就等于是同一个码对不同用户来用，通过这种方式，码的干扰就比较小，当时就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干扰照样存在。所以，虽然这个系统还是工作得很好，以至于1978年科技大会评价李道本他们主持的这个战略网是世界水平的，但是李道本还是觉得很别扭，他仍然没有放弃有关码的探索。

在从1968年至1978年研究战略网的这十年里，李道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了大量的积累。当时所有的测试都是李道本他们自己做的。“那时候，机器上的电路几乎没有一块是我没动过的。从电源到天线到天线定位我都做过。天线之间相隔几百公里，要求位置十分精确，我也自己做，这个项目从总体上来说我都参与了。”李道本借着这些大量的实践机会，观察到了很多复杂的现象。他后来把这些现象抽象起来，从数学角度推导出来了很多模型。

除了工作实践以外，李道本那段时间内也写了大量的文章。1978年，邮电学院学报恢复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道本的文章《数字散射通信的潜在抗干扰性研究》，挺长的一篇文章，占了学报1/3的篇幅。李道本说之所以写出了这些文章，图书馆帮了他大忙。当时由于做战略网要查很多国际上的先进资料，李道本和邮电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关系特别好。文革期间，很多国际上的杂志别的图书馆都断档了，但是邮电学院的图书馆从未断档过。“我们去读书查资料的时候，老馆长给我们方便。因为我和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我也一直是他们选书的顾问，进口国外的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签字算数。”

虽然在这10年中，李道本有了很多对他后来工作十分有益的积累，但是这段时间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战略网都是在山上进行的，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气候恶劣。工作非常紧张，在实验室里，李道本甚至不知道白天黑夜，困了他就歪在机架旁睡一会，饿的时候，就用电炉子煮点挂面，在里面放点盐。

在战略网之外，李道本的这10年还有段小插曲。1971年，陈俊壁出了问题，被错打成反革命。因为李道本和陈关系特别好，管理陈的军宣队就找到李道本，问他为什么和反革命关系那么好，对政治并不关心的李道本此时拎得很清，“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把毛主席亲自主持的这个项目搞坏了，你们不会甘心的，你们才是反革命呢！”李道本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非常气愤，声音也高了八度。

这些军宣队的人就非常恨李道本，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不直接管李道本，于是他们就找到了邮电学院的军宣队。邮电学院的军宣队就强行命令李道本下干校。随着李道本下干校，战略网项目整体上就都瘫痪了，因为这个项目的资料都在李道本的脑子里，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件事，又把他调了回去。

下干校的这半年时间内，李道本并不觉得失落，“换了个环境而已。”当时劳动很紧张，所以李道本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常常为一个问题，陷入失眠。

出国留学：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商用化

1978年，战略网的项目结束以后，李道本回到了邮电学院当了讲师。当时文革已经结束，新中国准备送一批优秀人才出国留学。李道本因为在研究战略网这个项目时，参考了大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书籍，所以项目完了以后，他也觉得有必要去美国留学了。

李道本很快就通过了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考试，于是开始联系，“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就看看IEEE的杂志，看看我感兴趣的文章的作者，然后就给他写信，有时候那个地址也不一定对，信可能就石沉大海。”当时北京邮电学院的副校长蔡长年很器重李道本，每次蔡先生出国时，都帮助李道本联系出国的导师。

经过多方的努力，1981年，李道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夏威夷大学，导师是林舒。

但是可能因为李道本在国内搞的是战略网的项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盯得很死，研究不让他参加，实验室也不让进，只安排他给本科生讲课，辅导本科生。这也弄得夏威夷大学的一群中国教授很紧张。万一让李道本知道什么东西，这些中国教授的社会安全号首先就会被吊销。此时的李道本很恼火，但是也很无奈，“所以我就准备走，到处发信，那时候，Omura正好看到我当时联系出国时给姚锟先生写的信，就和我联系，说看到我的简历，很感兴趣，问我能不能到他那工作，如果不能，他还可以做我的CO-SPONSOR。”

李道本很快就离开了夏威夷大学。在李道本离开夏威夷上飞机前，他的全部箱子都被打开检查了。当时有一个手提包忘了检查了，在李道本上飞机以后，这个手提包又被要下去了，而且根本没随飞机走，“肯定是FBI拿到下面检查去了。他们就怕你带走什么资料之类的东西。因为夏威夷有一些军事的项目。”在夏威夷呆了很不痛快的一年以后，1982年，李道本来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Omura博士是UCLA系统科学系的，和同样研究基础信息论的Viterbi的关系很好，他们曾经合著过一本很有名的专著《数字通信和编码》。在和Omura的相处过程中，李道本和Viterbi也熟悉了。李道本也对基础信息论很感兴趣，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周先生教过李道本信息论，“我认为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但是读了他们那本书后，我认为是另外一个天地。”这本书的理论体系建立得非常好。当时李道本耐下心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那本书的习题都做完了。那本书一开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Omura和Viterbi也希望给学生标准答案，李道本的这些答案就顺理成章得成为了那本书的答案。直到90年代李道本再次访问UCLA时，学生们传抄的答案还是复印的他原来手写的东西。

在UCLA的这段时间，李道本不仅在和Omura、Viterbi相处的过程中，把基础补得很雄厚，同时也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集中做了一些理论研究，写了很多文章。这时候，FBI也不再理李道本了，因为他做的是基础研究。李道本这时候轻松了很多。

在这段时间内，李道本与Omura、Viterbi两位在工作中培养出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早期影响我的是老先生，中期的影响就是这些美国学者，一方面是他们的学术思维，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要竭力把自己的东西商品化。”李道本说。Viterbi在把自己的东西商品化的过程中做一次失败一次，一直到最后高通这件事(高通的CDMA技术主要是他的研发成果)做成了。这给了李道本很大的影响。1984年，Omura跟着也下海了，他希望李道本能够帮他。但是李道本还是婉言谢绝。1984年春节，李道本回国了。

神秘的LAS-CDMA码揭开面纱

李道本回国以后，再次回到母校，进行教学工作。同年，李道本就在理论上证明了LAS-CDMA码的存在。虽然从理论上证明了码的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找到这个码是很容易的。在教学之余，李道本一直不懈地探索着。

1988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Theory会议上，李道本再次发起了对奈奎斯特准则的挑战，作为大会的特约报告人，李道本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大会的认同，并被评选为该次会议的特一级论文。这篇文章对他后来的LAS-CDMA的工作很有帮助。

1994年，在一次去西安出差的路上，李道本习惯性地在一张报纸上演画自己的编码。不经意间，灵机一动，竟然画出了几十年为之追求的“码”。这个码就是“LAS” 扩频地址编码，由被称为LA码和LS码的两级编码组成。从1994年开始，李道本开始用4年的时间，经过仿真实验来证明LAS-CDMA理论的正确性。1998年，得到仿真结果后，受到Omura和Viterbi的影响，李道本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去发表论文，而是申请专利。

还是由于Omura和Viterbi的影响，李道本准备把自己的专利商业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人类有贡献。”李道本郑重解释。

1999年夏天，科技部审核了李道本的项目。一个月以后，邮电部又组织了40余位专家进行审核。同年，在经过专家的质疑以后，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接纳了李道本的研究成果。

紧接着，北京太平洋优联决定投资LAS-CDMA项目。1999年12月，北京连宇公司成立。李道本在众人力劝之下，出任总裁。三个月以后，李道本辞去总裁职务，就任主管研发的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从此专心于研发工作。

2000年初，信息产业部所属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组(CWTS)接纳连宇通信为CWTS正式成员，并成立了CWTS　WG1　LAS-CDMA特别工作组 。2000年3月，在3GPP2第14次会议上，连宇以CWTS名义提交的LAS-2000(LAS-CDMA的标准名称)技术文档被3GPP2接受为CDMA-2000单载波增强型的三个备选方案之一。

2001年9月，在上海组网实验中，连宇通信的TD-LAS系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在移动环境下语音与图像在同一载波上同时传输的重大突破，并实现了在高速移动状态下以高达384kbit/s的速率传输清晰图像。

李道本30多年的悉心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乐观的开始。

李道本：研发不息

2009年4月10日 16:56 通信世界周刊

走进李道本位于北京牡丹园数字科技大厦的办公室，一场与研究项目有关的内部会议刚刚结束，记者看到李道本与几个学生仍站在会议桌旁讨论着什么。眼见与记者相约的时间已到，他一边招呼记者，一边最后对学生叮嘱一二。

也仅是数年前，李道本还是颇受媒体欢迎的人物，他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虽然家族世代学医，他却只对各种电子元器件感兴趣；中学时，他就利用初学的无线电知识自制“半导体”；现在，他与CDMA之父Omura和Viterbi私交甚笃；不同于中国传统学者，在得出LAS-CDMA仿真结果后，他第一件事并非发表论文而是申请专利，还积极奔走于LAS-CDMA的商业化。在LAS-CDMA技术文档被3GPP2接受为3G的备选方案后，这些事一度为业界好奇的人们津津乐道。而随着LAS-CDMA未能成为3G标准，李道本也似乎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很多事都看开了，我已经快70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要抓紧时间继续做研发，希望留下更多东西。”李道本语气诚恳，也淡然。

执著科研路

李道本一直希望能改善编码技术，从而提高频谱的利用率，花了多年时间寻找LAS码也是基于这一初衷。而当LAS-CDMA未能入选3G时，李道本并没有一蹶不振，抑或放松自己，他还在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行。

现在的李道本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的高级顾问。“业界认为我们现在没有新技术新理论，其实我们是有的，比如我们还在做CDMA扩频技术研发，现在已有的成果都是业界领先的技术，我们所解决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攻破。国家的4G推进组很重视我们的技术。”

李道本这几年一直在参与国家重大专项的研发，比如4G项目。“咱们国家的4G已经有了核心技术，只是还处于保密研究阶段。”李道本有些自豪地说。

此外还有RFID，李道本带着一帮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委派来的工程硕士进行重点研发，他们正关注于未来人对物、物对物的通信科研人才。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他执著的技术仍是很前沿的领域。

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对于研发，李道本比旁人有着更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去年做体检我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后来确认只是良性肿瘤，作了手术也就基本上康复了。但这件事后我想了许多，我要赶紧把我的东西留下来。所以现在我自己不再申报技术、理论的专利，而是赶紧与别的学者、研究者进行分享。”

正是这份紧迫感，就在手术住院期间李道本还不顾主治医生的阻挠，成天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工作个不停。

基础研发之困

全心投入于研发的李道本，对于目前我国的研发环境，也表示出些许的不满与无奈。

“为了实际转化为社会成果，技术研发获得企业的支持很重要。在国外，大企业很支持理论研究，而国内不少企业只注重那些能够快速显现效益的技术研究，他们通常只会问‘三个月以后能不能出成果’。要知道，技术发展，理论为先，这是一个长期技术竞争力的问题。对于很多技术问题，国内业界认为是无药可医，其实是有办法的，只是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李道本强调，要想突破现有水平，不能仅从技术上看，而要从基础原理上找路径。相对应的，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现在我国的一些通信院校更像通信“技校”，只要求掌握使用性技术。

对于这一点，作为一个学者，李道本无能为力。没有企业的慷慨解囊，只能立足于国家自然基金进行研发，这条研发路走得很艰难。

与此同时，日本、欧洲等地区实力强劲的企业很看重李道本的研发，高薪厚遇力邀他合作，但他却表现得很谨慎。这或许是出于他简单的爱国情结，“我们家代代人都爱国，我的祖父就是为革命牺牲的”先辈的事迹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本人。

曾经的连宇公司很出名，那正是为LAS-CDMA成立的公司。“刚开始我是公司总裁，但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管理，还是应该一心搞研发，就辞了总裁一职。之后由于公司外国资本居多，公司便由外国人主持经营，可他们的主持让公司逐渐变了味。原来我们在研究LAS-CDMA2000+，这是与cdma2000相竞争的技术标准；他们主持之后，就让公司转为研发TD-LAS，这项技术会与TD-SCDMA存在竞争关系。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与外资方开始出现矛盾，严重时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后来自己有时候想想，当时这些外国人出资可能就是希望我们中国自己的技术互相打架。”李道本向记者介绍着这些并不为人熟知的事情。

对于李道本来说，现在力所能及的就是尽力培养多一些注重理论研究的高素质人才。“做我的研究生很苦，我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发表自己的文章。说实话，搞理论研究会很穷，但他们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李道本浅浅地笑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师

李道本，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编委等职。

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30余年，对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及肿瘤有专门研究并具有丰富经验；对难治性胃痛、胃胀、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FD）、慢性腹泻、顽固性水肿、肝硬化腹水和难治性黄疸以及脑中风、顽固性咳嗽、某些妇科疾患等治有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