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著作《中国青铜器鉴赏图典》（合著）、《西周土地关系论》等。2009年因病逝世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对其记录

李朝远 1953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我校，直至1990年7月。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0年7月进上海博物馆工作至今。现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同时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我思故我在”，读你、懂你、思你——青铜器，这就是我的存在方式。——题记

有这样一个人，始终朝向远方前行的人。他谦虚，在身为硕士还没有毕业的笔者面前，仍说自己一般，还不到被采访的地步；他诚信，说好见面的时间就准时等待着笔者，为此没有结束的一个重要接待他交给别人去负责；他感恩，感谢华东师大和上博为他提供的多种学习机会，感谢导师吴泽教授和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对他的谆谆教导；他求实，学术上坚决反对泡沫，主张要敬畏学问；他敬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履行着祖国和人民交给他的职责，默默地做着青铜器的卫士。作为馆领导之一，有忙不完的事务需要处理；作为青铜器的专家，更有众多学术的问题需要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人，和青铜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上博副馆长、青铜器专家——李朝远。

青铜器 我为你痴狂

李朝远1979年进我校读书，一学就是11年。当过7年知青、3年工人的他，深知学习机会之不易，奋力于分分秒秒，终获博士学位。他师从吴泽教授研习先秦史，并以西周史为主攻方向。吴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先秦史和史学史的双博导，常常教导他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并指导阅读《诗经》、《尚书》、《左传》，《史记》等先秦文献。吴先生一再说，大师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法，是研究先秦史重要的方法论。有地下文物证实的史料，才能科学地使用。而西周时期最直接、未经后人删改的史料就是青铜器及其铭文。带着严谨做学问的信念，他慢慢地接触到了青铜器铭文。

在研究铭文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觉得新奇而震撼。青铜器上的花纹，各不相同，美丽而又神秘，足见二、三千年前我们祖先的智慧。这本书激起他对青铜器纹饰的很大兴趣，也使他对青铜器的关注从铭文到纹饰再到整个器类器型。就这样，对青铜器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

在他的博士论文《西周领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出版时改为《西周土地关系论》）中，援用了大量的青铜器资料作为论据。时任上博馆长的马承源先生是论文的审定委员，对论文评价甚好。马先生和李博士亲切交谈，对他说毕业后来上博工作吧，我们那里可有很多精美珍贵的青铜器，你还可以和它们近距离接触。出于对青铜器的酷爱，本已经留校工作的他兴奋不已，马上答应。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一干就是16年。在这16年中，有说不尽的苦累、欢乐和欣慰。

1990年刚来馆里工作，虚心好学的李博士请教老馆长，让他推荐几本书，而马先生的回答是要看10年的资料卡片。当时他很不理解，觉得卡片为何要读10年？十多年看下来，才了解了马馆长的良苦用心，那是数代前辈学者的成果凝聚啊！卡片上面记载着文物的来源、尺寸、重量、破损程度，修补记录。不仅记载现状，更有前人研究的精华。工作16年，坚持不断查卡片16年，受益匪浅，根基始立于此。他十分敬佩和感谢马先生，他说，我们努力在某一点上有所进步，但就总体而言，恐很难超过先生。所以，我们这辈人的使命感就更强，在前辈走过的道路上要不断继承、不断探索，继续前行。

在前辈学者的教导下，要想对青铜器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如果单单局限在书面资料和已有的研究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埋在地下和海外的青铜器给予极大关注。这就要和考古界保持密切联系。李馆长说，我们的眼睛不但要盯住上博，更要盯住考古界的新发现。我们就是要“满天飞”，考古学家哪里发现青铜器，我们就力争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即使这些地点大都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可以亲眼目睹墓内青铜器的埋藏方式，摸一摸——“上手”——新出土的青铜器，这种难以言说的兴奋恐非为外人道也。“满天飞”不仅仅指在国内的考察，也要到海外考察流失出去的青铜器。他很感谢上博及世界诸多的博物馆和大学，提供了许多好机会，使他能够去海外30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目睹以前只能在图录上看到的青铜器，甚感学术的快慰。

1997年底，李朝远担任上博的副馆长，“迎来送往”及其他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他认为，行政工作是必须做好的，但那是一个暂时的职位，而青铜器研究是永远的，从内涵到外延、从精神到物质，是任何工作都不能替代的。现在主要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整理馆藏，那些流传悠久的重器已经数代人的整理，但仍有许多的研究要做。李副馆长说，只有把我们的家底弄清楚，站在上博的高起点上，才能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学坛上有发言权。我们要给后人留下更好的卡片：内容要更丰富，存储介质要从纸质到数字化。另一方面要对新出土的器物进行研究，仍然是铭文、纹饰和器型，仍然是地下出土资料与存世文献的比勘。两个方面汇集到一处，就是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和辨伪，其中辨伪应该是博物馆从业人员更重要的看家本领。李馆长很感谢上博青铜器研究部的同仁们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关心、理解和照顾。他们都非常热爱青铜器，共同的心愿和欢愉被机遇组合在一起，彼此团结合作，尽力地、踏踏实实地为推进青铜器的研究努力着。

青铜器 我为你骄傲

铜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造就，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最精美的物质载体。它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上博馆藏现有六千多件青铜器，列世界前茅，马承源先生亲手建立的青铜器馆又是世界最好的。李副馆长无法掩饰的自豪感显现于言表。他说，青铜器代表中国早期文明，是标志性的象征。它铸造技术高超，花纹精美，形制多样，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不同于一般的器物。李副馆长还饶有兴趣地讲解了青铜器自身所具有的完整发展演变系统，如在器形上，同样是鼎，各个朝代不一样；纹饰上，线条的走向，名字的命名以及在铸造方面的讲究与当时人的审美观有关。

青铜器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也扮演着中外交流使者的角色。1998年底，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先生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在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之前，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关系，特地到巴黎池努奇博物馆，参观正在举办的上博青铜器展览并请教李副馆长。李副馆长说；“这是一种‘反促进’，由于希拉克总统对中国青铜器很有研究，所以吴建民先生就更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以便能更好、更准确地对外宣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2004年，希拉克总统再访上博，陪同讲解的李副馆长精心选出了五六件新获的藏品。沉甸甸的青铜器让法国总统再一次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希拉克说，他十分景仰有着最古老最丰富文明的中国，他热爱中国。希拉克的爱好，让中国青铜器成为两个文化大国友谊的象征，而法国总统两度访问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成为联系中外交流的纽带，也为两国文化交流留下动人的一笔。

青铜器 心灵的慰藉

李副馆长现在主要忙于整理馆藏和研究有关青铜器的新资料，在库房里看花纹、铭文，造型等，其乐无穷。和古人对话，远离喧嚣尘世，心灵上得到安宁。他很欣赏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赞同北大陈波教授的观点：“我在”是一种客观现实，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存在着。存在不可改变，但存在方式可以改变。李副馆长说，经商、教书、为官等都是一种存在方式，它们在价值体系上是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别。我把“我思”作为存在方式，是我自己的选择和生命价值所在，因为“我思”是一种独立，是一种自由，而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的了，当然，这种独立和自由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我思”“我才在”，“我不思”“我就不在了”。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定的信念。”信念是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李副馆长满怀对青铜器的爱恋：我读你，与你对话交流，给我心灵上的安宁；我懂你，与你同忧同喜，是我研究路上的动力。我思你，与你观点碰撞，带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