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炎，广东省台山市人，缅华知名爱国侨领。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５日生于广东台山。１９２６年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学习，同期加入中国国民党。１９３１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理学学院进修数学。１９３５年学业有成后，李伯炎带忧国忧民的情怀，返回缅甸积极参加华侨爱国运动，并于当年参加竞选国大代表。

１９４５年，在恭文倪参与组建爱国华侨组织“华侨协会”，并出任副理事长。

祖国解放后，李伯炎先生通过他在粤籍华侨中的威望及影响，团结其他爱国侨领，积极开展爱国运动，并大力创办教育、福利事业，把众多粤籍华侨团结在一起，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壮大了爱国华侨队伍。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联络黄俊生、朱乾汉、黄重远等爱国缅侨，于仰光发起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缅甸支部，并担任该部执委，积极组织反蒋民主运动。１０月，在缅甸知名报刊率先刊登声明，热烈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时拒绝参加缅甸蒋介石反动派的“双十节”。

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０日，为联络职业青年联络感情及追求进步，与黄重远等十三人创办“仰光华侨青年协进会”。

１９５０年，全程参与组织筹备缅甸华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缅大使姚仲明到任的欢迎活动，并以粤籍缅侨组织李家馆的唯一代表身份，参加于８月２８日姚大使抵缅当日举办的欢迎大会，以及９月１７日举办的缅甸各界侨团欢迎姚大使大会。

同年，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势力进行斗争，进一步向广大贫苦侨民宣传新中国，让贫苦侨民的儿女有读书的机会，与黄俊生、黄重远、朱骨、赵宣扬等人在尚未开办进步学校的仰光东区发起筹建“新侨公学”（当时东区只有一家反动势力创办的崇德学校），并出任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管。新侨公学的创办，实现了进步缅侨在东区办校零的突破，该校于１１月７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两百余人，多数学费减免。在新侨公学担任重要职务期间，曾多次进行捐助，或发起慈善行动募集经费，直至１９６６年学校被缅甸当局封闭为止。

１９５３年，组织粤侨成立“缅华工商协进会”（与华商商会、兴商商会、门市公会并称缅侨四大侨团），并被选为副理事长，两年后担任理事长，任期至１９６８年回国。该会于１月４日正式成立，我国驻缅大使馆参赞李萍同志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表示祝贺。该会为领导和召集华侨开展爱国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开办华侨救济总会属下的“缅华义务诊疗所”，历任常务副主任、常务理事、理事长。该诊疗所为缅侨提供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医疗服务，在团结广大侨胞，保证侨胞身心健康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１９５５年，周恩来总理在参加万隆国际会议途中，路过缅甸，并在大使馆亲切接见了包括李伯炎先生在内的十余名华侨代表，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７日，李伯炎先生联合驻缅同盟会、缅甸民革成员共７５人致电台湾国民党，要求台湾政府接受周恩来总理关于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号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该项声明得到广大旅缅华侨的相应。。１２月３１日，叶剑英元帅率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并接见了包括李伯炎先生在内的各界华侨代表，并亲切合影留念。

１９５７年，我国驻缅大使馆出资２０万缅币，购买中华商报股权，并于１９５９年派遣李伯炎先生以大股东身份进驻报社，担任经理兼发行人、承印人，全面领导报社行政、财务、及发行等工作，并向缅甸政府重新注册。其间（１９６１年）在大使馆一等秘书谢应权同志、二等秘书黄彬同志领导下，在原缅华人民报经理李军先生、原缅华商会会长徐世民先生等的帮助下，对董事会进行彻底整顿，驱逐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并该报改组为党和国家向广大缅侨报道国家发展形势、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宣传阵地。１９６３年，黄彬同志明确表示，特别委任李伯炎先生、何炳森先生全权负责报社工作，并向直接使馆进行汇报。在李伯炎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华商报每天发行量超过六千份，成为四大爱国侨报之一，深受广大侨胞欢迎。１９６６年，报社被缅甸反华势力冲击，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李伯炎先生临危受命，代表中国驻缅大使馆全权处理善后，并寻求复办的机会，直至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形势进一步恶化，报社被迫正式关闭。为此，我国驻缅大使耿飚同志专门设宴招待李伯炎先生及报社相关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肯定。

１９５７年，李伯炎先生的夫人叶福基女士回国参加全国妇代会，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女士进行会谈。何香凝女士经多方了解李伯炎先生做出的重大贡献后，欣然提笔，为李伯炎先生题字“爱国”相赠，并委托大使馆工作人员转交。

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专程访问缅甸，并再次会见爱国华侨，并在大使馆小会议厅单独接见徐世民、李伯炎等五、六名爱国侨领。周总理首先肯定了爱国侨领在缅甸的工作，并亲切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放开手脚展开工作。

１９６１年１月８日，蔡廷锴将军访问缅甸，会见包括李伯炎先生在内爱国侨领，并合影留念。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日，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会见包括李伯炎先生在内的爱国侨领。

１９６４年，缅甸当局全面实施企业国有化，很多华侨失业，工作十分困难。李伯炎先生在大使馆领导下，组织了“缅华救济委员会”并出任常务副主任，另成立了“武帝庙义赈小组”并出任秘书，采用募捐的办法对有困难的华侨进行救济。特别是１９６６年后，华侨生活更加困难，大使馆代办肖明同志特地勉励李伯炎先生坚持做好这两项工作，直至１９６８年回国前才圆满交还使馆。

李伯炎先生还是缅甸有名的慈善家和实业家。除担任仰光“元隆木业公司”总经理二十多年外，还以侨团领导人身份，向爱国侨团、进步学校、贫困侨胞进行多次捐赠，２０年内累计捐赠６万缅币以上。在中华商报停刊的最艰苦时间里，还通过变卖家产来支撑整个报馆的日常开支，回国后也并没有向国家伸手要求援助。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华侨中学、南阳中学董事等社会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伯炎先生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但为了大局考虑，他在大使馆的多次挽留下，先后放弃了多次返回祖国的机会，就连夫人叶福基女士身患重病急需回国治疗的时候，都没有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直到１９６８年２月，缅甸局势已非常危急，才在大使馆的安排下返回祖国，定居河南省洛阳市。

回国后，正值文革期间，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各项侨务政策遭受阻挠，李伯炎先生受到一些不明真相人的攻击，报效祖国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身心受到极大冲击。直到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李伯炎同志才得到平反的机会，并欣然接受党和政府发出的参政议政的邀请。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２年，任河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１９７９年起，任洛阳市涧西区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１９８６年６月起，出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１９８７年因病故于洛阳，享年７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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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缅华侨，无论是先辈还是后裔，同本地人一样都格外喜爱当地随处可见的缅桂花——“缅甸的桂花”。缅桂花学名玉兰花，其貌不扬，人见人爱。几片洁白无瑕的花瓣，在清风中淡放似有若无的幽香，时聚时散，轻轻地游离、漫漫地飘逸，悠然久远地在空中向远方弥散……

祖籍广东台山，1909年4月15日出生的李伯炎，伴着20世纪初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成长。18岁那年来到缅桂花开香十里的仰光华侨中学修读高中，尽管李年龄不大，但思想进步，紧跟时代潮流，同期加入孙中山先生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心系民族命运、祖国前途，由此开启了与祖国割舍不断的万缕情愫。嗣后，李年届23岁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理学院主修数学，4年毕业后满载学智与爱国情怀返回缅甸。

当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上空高高飘扬，远在异国的李伯炎和其他旅缅爱国侨胞一起，率先在缅甸知名报刊发表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拒绝参加国民党“双十节”，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声庆贺人民解放、新中国诞生。

为隆重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缅大使姚仲明先生到任，1950年8月李伯炎以粤籍侨团——李家馆的唯一代表身份，全程参与欢迎仪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姚大使抵缅欢迎大会和缅甸各界侨团欢迎姚大使大会。从此，李伯炎和其他缅甸华侨领导人一起，团结在大使馆周围，以熊熊烈火般的热忱投身到旅缅华侨的爱国事业中，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心智和力量。

一、创建侨团 凝聚侨胞

新中国的成立更加激发了李伯炎的爱国热情，针对当时缅华社会中亲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劲，李联络黄俊生、朱乾汉、黄重远等爱国志士，响应国内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另起炉灶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张，在仰光发起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缅甸支部，并担任该部执委，鲜明地举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其间，为扩大新中国在青年一代中的影响，与黄重远等13人创办了“仰光华侨青年协进会”，团结联络广大华侨职业青年。

李伯炎又于1953年积极联络其他旅缅粤籍商界人士，发起组织以粤籍华侨为主体的“缅华工商协进会”，我驻缅使馆李参赞代表使馆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祝贺。会上，李伯炎被选为该会副理事长，两年后荣任理事长，直至1968年回国才卸任。缅华工商协进会以乡情宣传、团结粤籍侨胞，与其他三个侨团（华商商会、兴商商会、门市公会）并列为缅华四大侨团，共同在旅缅侨胞中广泛宣传、开展爱国活动，吸引、团结旅缅侨胞靠拢新中国，不断扩展、壮大拥护新中国的队伍，最终超过受台湾当局支持的国民党势力，成为缅华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这些侨团认真贯彻我国外交路线，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积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谱写中缅胞波友谊的新篇章。

李伯炎除了致力于缅华爱国事业和中缅友好，更加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忧心两岸隔绝、骨肉分离。1956年10月27日，李伯炎与在缅同盟会、民革成员共75人联合署名致电台湾国民党人，吁请台湾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周恩来总理关于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号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该项声明代表了广大旅缅侨胞的心声，得到了缅华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964年缅甸政局发生变化，全面实施企业国有化，致使许多华侨失业，生活十分困苦。李伯炎响应大使馆号召，参与组织了“缅华救济委员会”并出任常务副主任；在其名下成立以救助为目的的“武帝庙义赈小组”并出任秘书，通过募捐筹集资金救济生计困难的侨胞。特别是1966年后，华侨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活更加维艰，大使馆肖代办特地勉励打算回国的李伯炎坚守下来，继续做好这两个侨团的工作。李不计个人安危得失，服从祖国需要、华侨爱国事业的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善始善终，直至1968年胜利完成任务后才离缅回国。

二、兴学办报 服务侨胞

基于历史原因，在缅国民党势力凭借执政的优势，早年就在仰光东区创办有崇德学校。该校是该区唯一一所侨校，经济势力也比较雄厚，接纳了许多居住在东区的华侨子女，在华侨中颇有影响力。为了进一步面向和团结广大社会底层的贫苦华侨，让家境贫困的华侨子女有求学读书的机会，1950年，李伯炎与黄俊生、黄重远、朱骨、赵宣扬等热心华侨教育的志士仁人共同在仰光东区发起筹办“新侨公学”，并出任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管。新侨公学一创办开学，便接纳了学生两百余人，减免了多数学生的学费，受到贫苦华侨的欢迎。特别是新侨公学宣传不论贫富讲平等，提倡自由民主新思想，更符合广大贫苦华侨的心思，纷纷把子女送来。至1966年被缅甸当局封闭为止，新侨公学建校十六年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教授知识文化，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热爱祖国的华侨后代，彻底改变了粤侨文盲较多的状况，造就了华侨爱国事业后继有人的新生代。李伯炎等新侨公学校董们为筹集办学经费，不仅以自己声誉向社会募捐，更是自己带头，从所得工资中慷慨解囊。为支持发展华侨教育事业，李还兼任华侨中学、南洋中学、育德学校等校董之职。

李伯炎于1953年参与筹资，并先后出任常务副主任、常务理事、理事长，在华侨救济总会名下开办了“缅华义务诊疗所”，以解决贫困华侨求医治病难的问题。该诊所不以盈利为目的，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为贫困侨胞提供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医疗服务，解决了无数贫困侨胞有病无钱治疗的困难。

发展海外华侨爱国事业需要有自己的宣传舆论阵地，1957年爱国侨团出面购买了《中华商报》股权，使馆于1959年建议李伯炎以法人代表身份进驻报社，重新向缅甸政府注册，由李担任经理兼发行人、承印人，主掌报社的行政、财务及发行等工作。在贯彻报馆办报主旨受到干扰时，1961年根据大使馆建议，李在时任《人民报》经理李军、缅华商会会长徐世民二位先生帮助下，彻底改组董事会并进行全面整顿，辞退台湾当局的代言人，扭转宣传导向，积极报道侨胞关心的新中国建设成就和国家对外方针，使之成为宣传新中国政策主张的宣传阵地。使馆赞许李的工作成果，特于1963年建议李伯炎、何炳森全权负责报社工作。李带领报社全体同仁奋力工作，使《中华商报》每日发行量止跌反升，超过6000份，跻身四大爱国侨报，深受广大侨胞欢迎。

1966年报社被缅甸反华势力冲击，形势十分严峻，李伯炎临危坚守，积极贯彻使馆护侨宗旨，出面应对和全权处理善后，并千方百计寻求复办机会。直至1967年11月形势更加恶化报社复办无望，才最终被迫关闭。《中华商报》停刊最艰苦的日子里，李不惜变卖家产来支撑报馆的正常运转，事后谢绝了国家拟给予的补偿。我驻缅耿大使专门设宴招待李及报社人员以示慰问，肯定和表彰他们为报馆所做的一切努力。

三、总理垂范 忠贞爱国

凡讲到华侨的事情，就不得不提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以其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儒雅风度，谦虚坦诚、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典范，赢得广大海外华侨的爱戴与崇敬。他对华侨爱国人士亲切和蔼无架子，输诚相与不虚伪，真正把他们当作朋友，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华侨爱国人士。建国初期，海外华侨对新中国和共产党并不太了解，而是从周总理身上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共产党，并由衷地做出选择：认定新中国，跟定共产党。

李伯炎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55年。周总理为开好万隆亚非会议，应缅甸总理之邀取道仰光，在会前与缅、印、埃、阿（富汗）、越等国首脑进行小型会谈磋商。会谈空隙周总理抽时间在大使馆接见了包括李伯炎在内的十余名华侨代表，对大家的爱国情怀和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首肯。李亲见亲闻周总理儒雅谦和、襟怀坦白、善解人意的风采，为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和折服，立志以周总理高尚无私的人格为榜样，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融为一体。

1960年4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缅时，李伯炎和徐世民等五、六名爱国侨领一道再次在大使馆小会议厅亲聆周总理的教诲。周总理首先肯定了在座爱国侨领的工作卓有成效，仿佛预见到日后的局势动荡，他亲切地勉励各位再接再厉，放开手脚展开工作，不用有后顾之忧，即便有一天空拳赤膀回到祖国，政府会管，国家会给大家作好安排。李听后受到莫大鼓舞，更是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投入到缅华爱国事业。

1957年李伯炎夫人叶福基女士作为海外妇女代表回国参加全国妇代会，会间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何香凝副委员长会面交谈。当何副委员长了解到叶女士的夫君致力于华侨爱国事业并做出很多贡献时，欣然命笔，为李伯炎先生题字相赠。李无比珍惜何副委员长的亲笔题词，认为这幅“爱国”题词不单是赐予李本人，也是对全体旅缅爱国侨胞的鼓励与鞭策，把“爱国”两字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视为传家宝嘱子女好好珍藏永远保存，更要把爱国精神世代相传继承。（见下图）

上世纪60年代，李伯炎还先后受到访问缅甸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每次接见和谈话，都化为李伯炎献身缅华爱国事业的无穷动力。

四、老骥伏枥 志在爱国

新中国成立后，李伯炎不仅先后把全部子女送回祖国求学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早盼望着趁自己年富力强时回到祖国怀抱，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经大使馆的挽留和劝解，李服从大局需要，先后多次放弃回国打算，甚至连夫人身患重病急需回国治疗的情况下，也舍个人小家于不顾，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继续坚守岗位，完成使馆交办的任务。直到1968年初，缅甸局势已经非常危急，有可能波及生命，才在使馆安排下返回祖国。20年来李为缅华爱国事业倾尽所有，将自己经营、劳作所得的绝大部分用于捐赠爱国侨团、进步学校、贫困侨胞和苦撑报馆危局。回国时的李伯炎，家产已经变卖钱袋空空几近一贫如洗，经济上非常窘迫。他满怀希冀，祖国会给海外归来游子做好妥善安置。

当李伯炎携妻踏上祖国大地，情况并非所想。时值文革，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各地侨务机构被撤消，各项侨务政策不落实，把海外关系视为洪水猛兽，海外归来者不是特务间谍便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李毫无例外地受到一些不明真相人的攻击，一腔报效祖国的热情瞬间被“恶魔”的冷水浇灭，极大的落差严重地伤害了身心。这种形势下更谈不上落实政策安排李工作，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生活无着只得投靠在洛阳工作的孩子。爱妻因脑瘤耽误治疗病情日益加重，1970年医治无效撒手人寰，更是对李沉重的打击。因妻子没有单位，治病的医疗费无法全额报销只得自己负担，这对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李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政治和经济的逆境中李伯炎没有落寞、颓唐，他心中自有周总理高尚完美的典范在鼓劲，他坚信自己的选择，坚信自己所认识的共产党不是眼前这样的。当年他之所以选择新中国、共产党，并非受生活所迫，而是与自己早年的经历有关，缘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李虽出生在殷实小康之家，但祖辈就是在家乡活不下去才流落南洋，故自幼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加上李受过高等教育，更具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思想，见不得社会贫富差距的不公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李亲身感受到祖国贫弱旅居海外华侨就受欺凌，新中国成立国家声望不断提高，华侨地位也随之改善。经自己观察和深思熟虑，认定共产党是真正为平民百姓谋福祉的爱民政党，新中国是平民百姓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他这个资深国民党党员才会摈弃原有党见，向共产党靠拢，致力于华侨公益和爱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于华侨、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他多次向子女表示，个人遭遇不算什么，既然自己选择的理想是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自然要自觉担纲起一名爱国华侨应承担的责任。所做的一切出自自愿，为了爱国可以舍弃一切，无怨无悔，李深信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不负李伯炎的期许，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年过古稀的李伯炎枯木逢春，迎来迟到的春天，不仅得到平反，而且可以报效祖国，堂堂正正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邀请参政议政，出任河南省第四届（1977～1982年）政协委员。1979年起任洛阳市涧西区第六、七届人大代表。1986年6月出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晚年的李伯炎是欣慰的，也是无所遗憾的，终于圆了他心中的“爱国”梦。1987年李伯炎带着无憾病故于洛阳，享年79岁。新中国大厦巍然挺立于世界有华侨一份功劳，有像李伯炎这样千千万万的爱国侨胞挣了钱不图自己奢华享受，而是不讲条件地热爱、不遗余力地支持新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李伯炎名字背后散发出如同缅桂花一样的淡淡隐香，可以从中体味出一股香洒人间的献身精神，一种超然于金钱与地位的淡泊宁静，一股追求人生理想的坚韧执著……让后人满怀敬意。

【后记】2009年4月15日是旅缅粤籍华侨李伯炎先生百年诞辰日，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本文由李宝珊提供资料 蔡子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