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革命老区，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境内。中国工农红军三次经过黎平，播下了大量革命火种，激发起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支持红军，参加革命，投身到红色运动的热情。黎平各族人民在红军过境时期，曾为红军带路、筹集粮草、抢救掩护伤病员、保护红军标语和革命文物、报名参军、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发展游击武装、与国民党官军和地方政府作斗争，用行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

欢迎红军，支援红军

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营救、收养红军伤病员

保护红军标语，珍藏红军文物

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下，黎平侗苗青年积极地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水口分县的石老发就是其中的代表。石老发是水口岑比寨人。1925年，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三十师师长（王天生）在黎平、榕江、永从、下江等县扩军时，他毅然报名参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事变宁汉合流以后，他所在的团参加了广州起义，部队打散后，他辗转来到广西，参加了张云逸、邓斌(邓小平)、韦拔群领导的百色起义，为左右江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0年8月红七军在广西河池整编时，他受到红军部队的委托，与连党代表韦绍怀(广西罗城人)潜回黎平水口，以经商(做小生意)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二人在水口白天上门收山货，夜晚走访贫苦人家，宣传红军革命的道理。在他们的努力下，仅10多天的时间，就团结了水口对门寨的吴士德、韦文正、石承儒、谢光奎、吴家和、“嘎老响”及水口滚厦寨的蒋士元、谢老才(帮工)、水口新寨的吴华善等人，10月的一天(侗族节日)，他们11人以朝拜“圣母”(侗族称为“祭萨”)为掩护，在水口新寨秘密集会，宣布临时“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成立，韦绍怀任主席，石老发任副主席，谢老才为“传事”，其余的人都安排了临时职务。这时红七军正向广西贵州边界运动，有进入黎平的迹象，于是韦绍怀以卖山货为由，雇船下广西三江，汇报他们在黎平开展活动和建立政权的情况，并作为向导，进军黎平。1930年12月15日，红七军7000余人进入黎平龙额，与水口分县王家祯的民团打了一仗，红军乘胜进入岑信、水口，部分红军在岑信、水口休整2天。在“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协助下，红七军在水口很顺利地开展了筹粮筹款，发展红军等工作任务，并打倒王姓、聂姓、朱姓、杨姓几户土豪。据调查统计，红七军共在水口筹现款大洋1000多元，发展红军战士10多人，分发1万多斤土豪粮食给贫苦农民，并处决了为害一方的恶棍曾魁武。红七军离开水口以后，国民党军卷土重来，水口分县县长王家祯下令将韦绍怀杀害于水口滚厦井水冲口，石老发腿部负伤逃走，后来谢老才等人冒险掩埋了红军干部韦绍怀遗体。解放后的1973年，修水口公路时经过这一带，谢老才才带领民工将烈士遗骨挖起来，在清理中发现了雕刻好尚未启用的“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木质印章1枚，铜扣2颗，子弹夹1个。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严酷镇压，水口临时“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仅存在两个多月，被迫撤销，乡政府副主席石老发为了活命，只好带着两个妹妹，离开水口岑比，一路逃难，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在增冲(时属黎平县第六区)居住下来，成家立业。在增冲，石老发又遇着了原同在北伐军的老战友郭金福(郭是共产党员)，在这一带以卖锅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的活动，开展武装斗争。1934年8月，听说张维扬要来增冲当区长，派粮派款，石老发、郭金福等人联络“九洞”地区(增冲俗称“九洞”)的各寨寨老(俗称款首)，如增冲的石庭用、石国玉、高老小、吴老用，朝利的吴光明，增银(盈)的陈之洞，己约的丁本初等人，在平楼款场坪聚会议事，决定组织游击武装人员和“九洞”48寨的青年男壮4000多人到朝利山界设卡埋伏，打了一仗，阻止张维扬进入增冲。张闻讯不敢轻入，只好与黎平县县长王仲甫一道向驻榕江的王家烈部周芳仁旅求援，周派了一个营的兵进入增冲，才将民众遣散，并逮捕了为首的17人，后出钱赎人释放了事，此即为名震一时的“增冲起事”。

欢迎红军，支援红军

1934年9月，红六军团经过黎平的潭溪、高屯、鳌鱼嘴(敖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打富济贫，给侗苗各族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中央红军即将进入黎平的消息传开以后，住在黎平县城的贫苦农民王华堂、刘八元、张克明、闵德文，钟敬斋、“周花脸”、宁老四等四人不但不跑上山躲藏，而是自动地组织起来，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打开城东门，迎接中央红军人城。后又接受红军的委派，分头上山喊回躲藏的民众，开展支前工作，开铺、买柴、杀猪、碾米、理发、补鞋、疗伤、带路、并作了明确分工。并在城内协助、引导红军开展打富豪、惩严霸、分浮财、筹粮款，参加红军在荷花塘召开的群众大会等活动。

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据不完全统计，黎平共有百余名侗苗贫苦子弟参加了红军队伍。关于扩红一事，肖锋在他的《长征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十二月十五日……九连在苗胞区扩大了四个新战士。”“十二月十六日……这两天，全团扩红七十五名，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方便多了。”“十二月十七日……在鳌鱼嘴，七连扩红四名，都是苗胞兄弟。吃午饭时，苗胞看到红军官兵在一起吃饭，都说还是红军好。”由于长期的艰苦转战，很可惜绝大部分在黎平参军的红军战士在后来的艰苦战斗中阵亡或失踪了，仅个别幸存下来。孟彦镇罗伞村的罗成章就是幸存者之一。他在红军部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于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间，曾任一二0师某营副营长，后调任晋绥二分区大队长、副大队长、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某团副团长、团长，解放后任傅宁、包头、呼和浩特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64年7月离休，1980年病故。他是黎平籍红军战士的优秀代表。

营救、收养红军伤病员

红军经过黎平期间，因长时间的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整，伤员、病号较多，病情较轻的都跟随部队走了，病情严重的都由红军部队安排，留了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留在黎平的各地红军战士约百余名。军爱民、民拥军。红军的模范行动，唤起了黎平各族人民的挚爱之情。各村各寨的民众自发地行动起来，为红军伤病员疗伤治病，送药送饭。在红军大部队走后又积极地隐藏、收养、保护红军战士，在黎平生活到迎接解放的红军老战士如杨富堂、石开化、刘小贵、刘正芳、黄少清、刘贵祥、刘廷树、刘莫乔、尹贤玉、王茂生、刘长生等都是这样幸存下来的。黎平至今还传诵着高洋“台老爷”义释红军，中潮周明贵勇救小红军，岩脑的石大爷卖猪卖牛赎红军；地青的吴谷保夫妇卖柴收养红军、黄柏村保长保红军，县城肖家、谢家收留、营救小红军等动人故事。

保护红军标语，珍藏红军文物

红军在黎平书写的标语，绝大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洗刷掉了，尽管完整保存下来的仅5条，但红军的真理是永远洗刷不掉的，现整理记录在案的40余条红军标语都是早巳深入人心，由目击者回忆出来的。同时红军经过黎平时留下了大批文物，广大人民群众视若珍宝，保存至今，除原巳征集上交县兵役局，凯里军分区的《红军识字课本》、《药书》、《歌书》等外，现陈列在县文物管理所的尚有120余件，尤其珍贵的是保存有原有水口设立的“怀公平乡苏维埃改府”的印章一枚，那是红军在黎平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历史见证。

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中央红军部队过境完后，留在黔东南的红军零星部队尚有400余人。当时榕江县政府是这样向贵州省政府汇报的：“朱毛大部东窜后，落伍余孽尚存，遂容纳土匪(如扑台拱之股匪等)共计四、五百人，扰乱榕(江)、台(拱)、剑(河)边一带。……自思黎、榕毗连湘桂，为黔南要区，而山深壑险，匪多潜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八日贵州省政府“兜剿榕台剑落伍共军案”)其中，活跃在黎平、榕江、剑河交界地区的一支红军小分队在黎平县育洞邓月波的协助下，在育洞、色边等地积极活动，发动群众，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后遭到驻榕江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龙清云的镇压，邓月波及数名落伍红军惨遭杀害。另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在黎平的活动情况，当时的黎平县政府有如下描述：“二十三年九月，共匪萧克率匪八千余，由湘窜黔，职县首当其冲。十二月，朱、毛共匪数万，又复窜至县，一、二、三区地面全被蹂躏，无一幸免……”(黎平县政府呈报共军入据一、二、三区地面)当时黎平县仅设8个区，红军在黎平活动范围达6个区，可见红军活动范围之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