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培里(Antonio Riberi)，天主教外交家，枢机主教。

1897年6月15日，黎培里生于摩纳哥公国首都蒙特卡洛，青年时代就读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cuneo)神学院，学习基础神学；后入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又进入培养外交人员的宗座外交学院（Pontifical Ecclesiastical Academy），1922年6月29日晋铎；又进入意大利贝莫加省社会科学学院（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继续深造。1925年奉调教廷驻玻利维亚公使馆随员，后升任三等秘书；1925年5月1日，获教廷宗座侍从（Chaplain of His Holiness）（特注：1969年礼仪改革以前称为“陛下专职司铎”，属于罗马宗主教府蒙席的最低等级）的称号，1930年奉调至爱尔兰，任公使馆参事。

1934年8月13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特授黎培里为总主教；领衔Dara城（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已经消亡）主教。1934年10月28日，于教廷传信部接受了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Pietro Fumasoni Biondi）的祝圣。随后，黎培里被任命为教廷国务院枢机处秘书。1934年11月4日，教廷传信部（现名万民福音部）任命黎培里为驻非洲宗座全权代表，驻节英属东非保护地的蒙巴萨；1940年6月返回梵蒂冈，担任教廷国务院特设外国侨民救济事务所主任，负责战俘和伤兵的相关事务。

1946年7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黎培里为教廷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同时宣布解散北平的“宗座代表公署”；1946年12月14日，黎培里抵达南京；觐见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黎培里称赞其为“英明领袖”“主席阁下之宏论，我全体公教人士莫不钦佩”；同时表示教廷对于中国政府建立“民主宪政”的赞赏与支持。

黎培里来华初期，致力于中国圣统制度的完善，积极的巡视各个教区，特别是当时处于国共内战前线的四平，抚顺，沈阳等教区，为了协调中国与教廷传信部之间的关系（中国教务当时仍然属传信部管辖），1947年12月创建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管理和协调全国教务，由美国玛里诺外方传教会（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会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担任秘书长，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Quebe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会士赵玉明（José Rolando Gustavo Prévost Godard）担任副秘书长。

1947年4月13日，黎培里于开封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祝圣意大利籍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阳霖（Gaetano Pollio, P.I.M.E.）为开封总主教区总主教；1948年6月29日，于上海南市慈幼会圣若瑟书院祝圣意大利籍鲍思高慈幼会会士欧弥格（Michele Alberto Arduino S.D.B.）为韶州教区主教；1948年10月24日，于香港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祝圣西班牙籍圣道明宣道会会士茅中砥（Juan Bautista Velasco Díaz O.P.）为厦门教区主教。

1947年2月16日，黎培里以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名义发布“禁止公教团体和个人参加反动组织”的训令，1948年1月1日，黎培里发表“新年贺词”，提出“用教会的真理和正义，辅助中国的建设事业”，以达成“兴教建国”。1948年2月，黎培里在上海主持“中华全国公教教育会议”，要求全国公教学校“全面协助与服从中国政府戡乱救国的政策”。1949年7月1日，又以“教廷圣职部”的名义颁布训令，要求教友禁止参加“无神论组织”和“避免阅读无神论出版物“；1950年7月28日，颁布“警告”，表示对于“参与支持无神组织活动者，给予圣事上的制裁。”

1948年9月，黎培里邀请原天主教汉阳教区司铎莫克勒（WilliamA．McGrath）返回中国，主持“圣母军”工作，首先在上海教区进行了试点，随后在汉口总主教区，武昌教区相继建立了支团，不久扩展到华北，中南和华南地区，至1950年末，已经在中国建立了3个分会，20个区会，400多个支团。

1949年1月，受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次长刚恒毅总主教的“应变”训令，黎培里将全国各教区大修院转移至香港、东南亚等境外；要求各教区、各修会团体的外籍人员，除特殊危险者，必须坚守岗位。同时，调整各教区主教人选，填补空缺教区主教以及指定多名继承人。

1949年8月14日，黎培里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雷震霞（Simon Lei Chang-hsia）为天主教汾阳教区主教；1949年10月7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龚品梅（Ignatius Cardinal Kung Pin-mei）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1949年10月11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皮漱石(Ignatius P'i-Shu-Shih）为奉天总主教区总主教；1950年1月29日，于上海祝圣西班牙籍重整奥斯定会会士贵达义（Arturo Quintanilla Manzanares del Rosario O.A.R.）为河南归德教区主教；1950年7月9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韩廷弼（Francis Han Ting-pi）为洪洞教区主教；1950年10月1日，于上海祝圣国籍方济会会士周维道（Anthony Chow Wei-tao O.F.M.）为凤翔教区主教；祝圣西班牙籍方济嘉布遣会会士高金铿（Ignacio Gregorio Larrañaga Lasa O.F.M.Cap.）为平凉教区主教。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友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黎培里对此深感忧虑，于1950年12月向全国天主教教区发表“请示我主”牧函，反对“三自”运动，反对“脱离教会圣统”。1951年3月31日,李维光神父发动南京教区783名神父、修女、教徒联名发表《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表示要割断与罗马教廷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同日，黎培里以“教廷驻华公使”的名义向全国教区发表牧函，强调“罗马天主教会是超政治的，不被国界线和政治分歧所局限，任何所谓的独立天主教会，都完全是一种裂教行为，不再是真正、独一的天主教会”，同时对于目前的现状“深表悲痛”。1951年4月，黎培里又两次签发命令，给予反对合法神长者以严厉神权制裁。

1951年5月14日，南京教区部分教友和司铎要求驱逐黎培里；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并将华理柱逮捕；6月24日，上海震旦大学师生联合要求驱逐黎培里，此后，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强烈要求驱逐黎培里。

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理委员会以“间谍罪”，“组织反革命团体罪”，“煽动反对政府罪”，宣布将黎培里驱逐出境；黎培里滞留香港。

1952年10月24日，黎培里抵达台北，宣布“教廷驻华公使馆”复馆；10月26日，于台北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祝圣曾担任主徒会总会长的郭若石（Joseph Kuo Joshih C.D.D）为台北总主教区总主教。不久，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也在台北恢复，黎培里整顿教务，邀请被大陆驱逐的传教士赴台，加强对于台湾原住民的传教工作；重视社会服务和救济，同时利用教廷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竭力维护“中华民国政府”法统，广泛的争取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经济援助，用于台湾社会基础建设等方面。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台湾信友人数由1945年的1万人上升至1959年的20万人。

1959年1月，教廷传信部署理部长雅静安（Cardinal Agagianian）枢机在访问台北前夕，向教宗建议更换驻华使节，以加强“中国与教廷的关系”，1959年2月19日，黎培里辞去“教廷驻华公使”的职务，改任教廷驻爱尔兰大使，1962年2月14日，又改任驻西班牙大使；期间，黎培里参加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7年6月26日，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VI）擢升黎培里为枢机主教，领衔Girolamo della Carita堂区司铎。

1967年12月16日，黎培里因肺水肿病逝于梵蒂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