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男,中国报刊主编。又名六曾，笔名李维克、达五、达六等。湖南湘潭人。1904年生。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先后赴日本、法国学习，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曾任《申报》 特约撰述。 1932年回国，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同年12月，应史量才邀请，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在他主持期间，“自由谈”改变了以“茶余酒后消遣”为目的的文风，约请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1934年 5月被迫离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1936年主编《中流》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1946年初,任台北《新生报》副社长。1947年起,任台湾大学教授。1972年10月31日在台北病逝。论著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小说集《舟中》，宋人平话小说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艺文谈片》（全刊个人觉醒与民主自由）等。译著有《红与黑》、《羊脂球》、《两兄弟》、《红萝卜须》、《妒误》、《企鹅岛》、《法国短篇小说集》、《乡下医生》、《伊尔的美神》、《最高的勋章》、《第三帝国的士兵》、《京本通俗小说》、《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法军侵台始末》、《冰岛渔夫世界伟大的海洋文学名著》、《法国短篇小说选》、《双重误会》、《屋顶间的哲学家》、《爱的哲学》等。

黎烈文在台湾

蔡登山

“那时任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夏涛声，总是盯着他（黎烈文）这位‘上海鼎鼎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本来陈仪是邀黎烈文赴台湾全权主持《新生报》的言论，不料虽挂了个副社长兼总主笔的头衔，言论却全不由他作主，他处处受到当局的掣肘，头衔形同虚设，因此在1946年的夏末，他就辞去《新生报》的一切事务了。

黎烈文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曾在《申报》主编“自由谈”，针砭时弊，鞭挞黑暗，得到鲁迅、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而在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聘请了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作家到福建工作。黎烈文在永安组建了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和相继出版发行《现代文艺》、《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抗战民众》、《战时木刻画报》六种期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直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并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后来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郭沫若、马寅初、朱自清、钱俊瑞、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臧克家、胡风、老舍、巴金、宋之的、羊枣、艾青、艾芜、唐弢等著名作家、诗人都曾为《改进》刊物撰稿，因此，《改进》深受东南各省和国统区大后方广大读者所喜爱。尽管永安是座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的山城，但也成了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这其中黎烈文是功不可没的。

但到了195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却这么说：“黎烈文，湖南湘潭人，曾主编《申报》“自由谈”、《中流》半月刊。后堕落为反动文人，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这条注释可说是完全歪曲事实，另外黎烈文到台湾早在1946年二三月间，是应台湾光复后首任长官公署陈仪之聘的，绝非到1949年大陆解放后才“逃到”台湾；至于“反动文人”，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巴金在《怀念烈文》一文中就说：“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好友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1947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

黎烈文的好友、也是作家的王西彦在《我所认识的黎烈文》中说，在1946年的二三月间，“记得他启程是在阴历春节以后，由雨田和我送他上轮船。他预订的房舱原只有两个床位，派给他的是临时增加的一个沙发床。横靠在舱门的一边，上面贴了张条子，写着‘黎烈文社长’几个字。另外两个床位上是‘×××厅长’和‘×××院长’。头衔显然比他显赫。一看到这情形，雨田脸上难免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黎烈文离开福州后，我曾多次到仓前山去看望雨田和她的小女儿。等到黎烈文在台北找好房子，作了初步安排，她才带着小女儿渡海东行，时间应该已经是夏末秋初了。”

黎烈文抵台北之后，受陈仪委托，与李万居共同主持《新生报》社的工作。李万居是他留法时的同学，任社长，黎烈文任副社长，兼总主笔。只是这任期只有半年之久，他就“挂冠求去”了。其原因据其弟弟黎烈师给友人的信中说：“那时任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夏涛声，总是盯着他这位‘上海鼎鼎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本来陈仪是邀他赴台湾全权主持《新生报》的言论，不料虽挂了个副社长兼总主笔的头衔，言论却全不由他作主，他处处受到当局的掣肘，头衔形同虚设，因此在1946年的夏末，他就辞去《新生报》的一切事务了。

辞去《新生报》的工作后，他为了“四口之家”的生活，只得去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任国文讲师，靠教几节课糊口度日。他在给好友巴金的信中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

1947年7月，黎烈文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钱歌川的邀请，任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台湾25年的执教生涯。

1947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好友巴金来到台湾，是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台北分社

找房子，这件事情，黎烈文也从中帮过忙。黎烈文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时局不定，文生社能在台北弄一个分店，或办事处作退步，总是好的。儿玉町大学书店斜对面（离以前索非弄的国语函授学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点既好，开间也大，又不要顶费，只要预付一年租金，租金也还公道。这房子是《公论报》的，如果早说，毫不成问题；现在却有人在抢，我已和李万庆闹过几次，叫他无论如何分一间给文化出版社，现在虽还没谈妥，但大概可以成功，这事陈晖当有详细的信报告你们。”而巴金在同年8月11日给田一文的信中也谈到过去台湾找房子开办分社，并派幼弟李济生去主持的想法：“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

1947年8月间，黎烈文回到上海，他说：“趁着暑假之便，由台湾去了一次上海，取回十年前寄存在朋友家中的一些衣物、书籍和文稿，其中当然包括《红与黑》已经译出的二十余万字。”同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二期，扉页有《欢迎艾芜、黎烈文》短文，文曰：“最近，艾芜先生自重庆来上海，黎烈文先生自台湾来上海。文艺春秋社在本月十日下午三时，约请了经常为本刊执笔的作家李健吾、许杰、臧克家、碧野先生等作陪，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茶聚，以示欢迎。”另外他和巴金还有过欢乐的相聚时光，巴金在《怀念烈文》中说：“1947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

1947年5月19日黎烈文给巴金的信中说：“梅里美集的序文，我等训练团的工作结束后就动手写，大约下月底可以寄上，总还来得及吧。我以前在《译文》上译登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作的一篇《一位停滞时期的天才——梅里美》（后来曾收入《邂逅草》内），最好能收入梅里美集内作为《附录》，不知你能找到这篇文章不？”1948年2月，黎烈文翻译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收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王西彦说：“黎烈文也给我寄来了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新书，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伊尔的美神》。收容在这本新书里的，除了他在上海和永安时期的旧译，还有在台北的三篇新译，而且附了一篇写得十分精辟的《梅里美评传》。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在对梅里美的介绍方面，这本书是一个值得珍视的贡献。即使几经动乱，我手头依然保留他送给我的几本译书，其中《伊尔的美神》的扉页上，工整地写着两行题字，后面一行是‘烈文·三十七年三月于台北’，还在他自己的名字下面加盖了一个殷红的图章。”

寂寞身后名，黎烈文的身后显得相当萧条。好友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最后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曾经是台大黎烈文的学生的颜元叔教授说：“从大陆来到台湾，那时我是十八岁，脑子里没有带来几位作家，‘黎烈文’是极少数的人名之一……当时，在大陆，差不多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黎烈文的《冰岛渔夫》。因此，进台大外文系时，第一位以文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便是黎烈文教授。黎先生当时教的是法文（一）与法文（二）；法文分组授课，也有法籍的神父在教；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毫不考虑地选了黎先生的法文：他对我们来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里程碑。”

黎烈文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但是更严格地要求学生。颜元叔在《怀念黎烈文教授》一文中就说：“有一年暑假，法国领事馆送来一批法文书籍，奖励学法语的学生。黎老师（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很想把我列入得奖名单，但是，他说：‘你就是差两分，没有办法！’办法是有，你加两分就得了。他就是不加：爱莫能助的样子。当时，我心里也许有点疙瘩，不过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做得对。黎老师不是什么‘万世师表’；不过，像这些小地方，他的做法是个榜样。”

在繁忙的执教之余（他先后还在台湾师范学院、政法大学、东海大学和淡江文理学院兼有课程），黎烈文还潜心于他的研究、著译工作，他比较集中于法国文学方面的译著，据初步统计，他的译著有三十余种。黎烈文是“五四”以来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名家，无论是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水平，还是译著的数量，至今在我国的翻译界还是无人出其右的。1940年初，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卷首有“吁嗟伤心人，唯有幽与静”两句题词，后来他觉得译得不妥当，但是书已经出版上市了，他十分悔恨、自责。于是他自己印了一个更正的小纸条，把改进出版社营业所代售的几十本，请人一一贴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尽尽人事！覆贴一本是一本！”问他售出去了的、或外地区的怎么办？他摊着双手，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很明显，因为这个题词翻译欠妥，他那翻译家的良心正受着谴责。那种做法在他来说，似乎是能够多覆贴一本，他的不安就能减少一分，这正是一个严肃翻译家的态度。

为黎烈文出版《红与黑》的文坛社老板穆中南就说：“烈文先生对于译著的忠实，可以从他的原稿中看出。《红与黑》除了后四章，在每章文之首都有几句话，或诗，或名句，或格言，这些东西很难译，不完全是法文，有时是拉丁文或其它国文字，黎先生都一一的把它译出，画龙点睛，启人省思。如在上卷题丹东的‘真实，无情的真实。’真实与无情相联如何的令人醒目。又下卷题圣·柏甫的‘她不美丽，她没有擦上一点胭脂。’美丽还要擦一点胭脂，看世界是如何的丑陋。除此之外共有七十一个类似短句，有的确是莫名其妙！但黎先生都用心的把它们译出。又在每章末都有译者注释，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愿为的。而黎先生这种忠实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文中偶尔更动一二字，都是煞费苦心的。”

而黎烈文在《〈红与黑〉出版后记》中就曾痛批作家书屋出版的赵瑞蕻的译本，说他“错误与删略之多，不胜枚举。”“译者对法文似甚欠了解，因而望文生义，译文与原著不知差得多远。且《红与黑》法文原书有许多版本，稍为讲究的都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章，下卷四十五章。普通本则多不分卷，而连接成为七十五章。赵君不知依据何种版本，在扉页和目录上都注明为‘上卷’，可是却翻译了三十三章，比一般原书的上卷多出三章；三十三章以下则毫无交代，序文中亦未说明他这本译稿是一部未完的译稿。直到大陆失陷为止，他的《红与黑》还有四十二章不曾与世人相见。”黎烈文又说：“《红与黑》的法文原书，至今已有无数种的版本，我的译稿所依据的乃是比较晚出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的‘七星丛书’（Bibliotheque do la Pleiade）版。这版本是根据一八一三年巴黎Levavasseur书局所出《红与黑》的初版排印的。书末有极详的附注，指出初版与后来一八五四年经过作者斯汤达尔（又译司汤达，编者注）修改的巴黎Michel Levy书局版的不同的字句。而重要的是：作者斯汤达尔生前曾以《红与黑》一部送给他的意大利友人布西（Bucci），那上面又有 著作者许多亲笔的修改和批注，这部书现在还珍藏于意大利Civita Vecchia市布西后裔的家中。我所依据的‘七星丛书’本，曾对照这个宝贵的布西本详加校订，作成许多附注印在卷末，以供参考。我翻译时大都斟酌采用了布西本上的修改。此外我还参照了Lawell Bair的英译本，桑原武夫与生岛辽一合译的日译本。英译本与日译本虽都偶有错误与不妥之处，但遇到困难的文句，它们对我仍颇有启发的作用……总之，我译此书时，纵不敢说力求完美，但至少已力求忠实……作者斯汤达尔写成此书时，预料五十年后方有识者；今我译成此书，希望比斯汤达尔原著有较好的命运。如此书能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提供实质的贡献，则译者壮岁执笔，皓首垂成的一番努力就不算白费了！”

1969年11月，黎烈文突患脑血栓症，半身瘫痪。1972年10月31日经长期卧床后，与世长辞了。寂寞身后名，黎烈文的身后显得相当萧条，“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好友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最后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1973年春，黎烈文的夫人许粤华整理其新旧译著，交由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计有：《伊尔的美神》（梅里美著）、《屋顶间的哲学家》（梭维斯特著）、《双重误会》、《炼狱之魂》（梅里美著）、《魔沼》（乔治·桑著）、《脂肪球》、《两兄弟》（莫泊桑著）、《冰岛渔夫》、《拉曼邱的恋爱》（洛蒂著）、《法国短篇小说选》（司汤达、佐拉等著）、《法国文学巡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