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哲学史大纲 |
| 释义 |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写定于1918年9月，此书一出版即因其方法和见解的创新而极受注意，3年时间再版了7次。此书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虽然只有上卷，但是它的成就和特色足以为后世哲学史家开出全新的境界。 § 著作简介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本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一时。 本书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蔡元培给此书以很高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冯友兰回忆：“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冯友兰后来也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比较时，一般都认为后者胜于前者。 § 主要内容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论”，相当于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或“天论”，其中分述了中国哲学的本根论、大化论，后来补录了形神问题。在本根论的“气论一”和“气论二”两章中，主要阐述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的思想。 此书的第二部分是“人生论”，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而且“‘天人合一’乃是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这一部分的内容丰富，论述也较详，占了全书多一半的篇幅，其中分述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及人生问题论。对于人性论之注重，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而“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此即“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对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阐发主要集中在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他晚年注重对中国哲学的“价值观”的研究亦是以此为基础。另外，把“历史观”问题也列入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 此书的第三部分是“致知论”，指出知识问题虽然不是中国哲学所注重的，但其“论人论天，都在知中；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方’”。因此，“认为中国哲学完全没有知识论与方法论，其实是谬误的”。“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在这一部分中，分述了知论和方法论，包括知之性质与来源、知之可能与限度、真知问题、名与辩问题等等。 § 开史学新风气 中国哲学史大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学术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胡适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专制，活跃和发展学术文化，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在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胡适开风气之先，出版了根据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出版。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他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⑶。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 行文风格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胡适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 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胡适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 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的蔡元培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胡适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 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 § 历史评价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胡适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 胡适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蔡元培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胡适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代理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虽然说胡适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胡适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胡适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 胡适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更好的没有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 § 作者简介 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者胡适 胡适（1891--1962）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初名，学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Ｊ.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Ａ.都德、Ｇ.ｄｅ莫泊桑、挪威Ｈ.Ｊ.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他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 、《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 参考资料 [1] 豆瓣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40538/ [2] 论文集锦 http://202.121.7.7/person/yangliu/thesis/sxlw/10.htm [3] 无忧论文网 http://www.wypaper.com/lunwen/zgzx/D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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