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三礼 |
| 释义 | § 定义 1、祭祀天、地、宗庙之礼,； 2、仪礼、周礼、礼记三礼者，《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昔人谓《周礼》、《仪礼》均系周公所作，《礼记》则系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也。按汉何休疑《周礼》作于六国之时，宋儒亦多疑之。惟刘歆、郑玄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但亦有谓为刘歆伪造者。清方苞《周官义》已开其端，近人康有为为《新学伪经考》，则亦言为歆伪造无疑也。[1] § 祭祀 祭天 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2] 天坛始建于公元1420年，总面积为273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在历史上共有22位皇帝先后在此举行过654次祭天大典。清代祭天仪仗由导象、宝象、车驾、乐队、禁军、八旗军、皇帝御前侍卫、内廷侍从、文武百官等组成。而祭天乐舞则是献给上天的舞蹈，已流传千年。 祭天仪式中，最盛大的要算孟冬祭天了。每年冬至日，皇帝都要来圜丘坛举行告祀礼，禀告上天五谷业已丰登，主祭昊天上帝，配祭皇帝列祖列宗及日、月、云、雨、风、雷诸神，这就是祭天大礼。 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首先要到斋宫斋戒沐浴。斋宫实际就是一座小皇宫。斋宫位于西天门内南侧，坐西朝东。按照明清两代帝王的典制规定，皇帝需在祭天的前三日来斋宫斋戒，不沾荤腥葱蒜，不饮酒，不娱乐，不理刑事，不吊祭，不近女人，多洗澡，名为“斋戒”，又称“致斋”。 祭天大典从冬至日的拂晓正式开始，据说冬至这天夜里阳气开始逐渐增强，而阳气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拂晓时分仪式开始时，圜丘坛内挂起灯杆，悬着大灯笼，叫作天灯，此时坛内通明。皇帝从斋宫坐车来到事先搭好的大帷幕内更换祭服，脱去鞋子，然后才能登坛行礼。 祭天大礼分为迎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等9项程序，整个仪式在赞礼官的指挥下进行。祭祀过程中，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不断跪拜行礼。赞礼官如同司仪一般，高声合唱，人们随之做相应的动作。在赞礼官的唱和之声中，奏响《中和之曲》，迎神开始。乐曲声中，祭天者想象着昊天大帝率领众神来到祭坛，然后侍者把燎坛上的柴草点燃，焚烧祭品，顿时烟雾缭绕，祭品也就意味着送到了上天那里。当“迎神礼”做完后，皇帝要洗手、擦手，再行“三上香”，“奠玉帛”，最后按程序“献酒”。至此礼毕，皇帝回到大帷幕中，脱去祭服，全部祭天仪式才告结束。 [3] 祭地 祭地制度起源于原始农业和自然崇拜，据文字记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在树林间空地的土丘上举行，后来发展成用土筑坛，并演变成典章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还有大量祭祀山岳河流的记录，为的是祈求农作物的丰收。《周礼》中就有“夏至日祭地祇于泽中方丘”的记载。汉武帝开始立庙祭祀，在汾河与黄河交汇处，古称汾阴(现山西省万荣县)的地方建后土祠。西汉末年按阴阳方位在长安城北郊建祭地之坛。此后虽历代礼制不同，有时天地分祀，有时天地合祀，但均在都城建有祭地之坛。金代建中都城时在通玄门外(今复兴门外会成门东北)建北郊方丘，是北京史上第一座祭地之坛。 现在的地坛建成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为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坐落在京城北郊安定门外东侧，依“南乾北坤”之说与天坛遥相对应。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祇神”之场所，是中国历史上连续祭祀时间最长的一座地坛。明清两代帝王每逢夏至这一天，到此进行皇家祭祀活动，企盼在帝王的统治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自公元1531年至1911年，先后有明清两代的十五位皇帝在此连续祭地长达381年，其中正祭皇帝亲祭174次，恭代207次。 明清两朝的吉礼祀典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祭祀皇地祇神为最高等级的大祀。祭地大典每年夏至举行。古人认为这一天 “阳气至极，阴气始至”，所以选在这一天祭祀属于阴性的皇地祇。祭地礼仪与祭天大致相近，依次为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读祝、亚献、终献、受福胙、彻馔、送神、望瘗、礼成。进行中各奏乐章一章，初献至终献时分别舞武功之舞和文德之舞。但不同的是不用燔燎而用瘗埋，即祭后挖坎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祭地用的牺牲取黝黑之色，用玉为黄琮，黄色象土，琮为方形象地。整个祭祀过程十分隆重，不但祭品丰富，礼仪复杂，而且场面宏大，期间皇帝需跪拜70余次，耗时约两小时。 从祀山岳 方泽坛下层东西两侧各有两个石座，放置有“五岳”、“五镇”山形和“四海”、“四渎”水型，均为东南向。祭祀时以五岳五镇、皇帝陵寝所在的五陵山和四海四渎从祀，是安放从祀神位的四从坛。 对于“五岳五镇”的祭祀来源于远古先民的山川神灵崇拜，相传盘古死后,头和四肢就化为五岳。在漫长的数千年封建时代，“岳”、“镇”是皇权和社稷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象征与标志，是国泰民安、和谐顺畅的寄托，丰厚文化底蕴，使之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 “五岳风光”与“五镇奇观”一直被尊称为“华夏十大名山”，为答谢天帝的“受命”之恩，历代封禅祭祀不断。据《明史》记载，“五岳五镇”的封号起于唐、宋时期，宋代封五岳为帝，五镇为王。至明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此后清代康熙曾多次造访南镇、西镇，并留有牌匾；乾隆也曾三登闾山，为北镇题词吟咏。而五岳名山更是历代驰名中外，令许多名人雅士在此流连忘返。 《通典》卷四十五《礼五·沿革五·吉礼四》中有大量关于唐代前“五岳五镇”祭祀的记载，这种对于山岳的祭祀礼仪到了清代已十分完善，这一点我们从祭祀时的陈设中便可略窥一二，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在大祀方泽时“五岳”、“五镇”分别与“五陵山”从祀于方泽坛下层，其中五岳从位设于东一坛，设黄缎方幄次一座，幄内设石雕山形一座，上设神位(丹漆金字)，爵桌一处，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爵垫一、黄瓷盏三十；笾豆桌一处，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豋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左右烛台各一；幄内外黄羊角座镫各二；幄前设三格俎，炉几一，镫几二，上设铜炉一，靠具，黄羊角鱿鲩镫二；幄外北旁设馔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馔盘一；尊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黄瓷尊一，疏布幂勺具，实酒六瓶，黄瓷爵三；接桌一，明黄锁金缎罩衣，上设帛篚一，内盛青、黄、赤、黑色礼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礼神制帛四端；香盒一，内盛方柱降香一炷、细攒香二两。五镇从位设于西一坛，也设黄缎方幄次一座，幄内外陈设与五岳从位陈设基本相同，只是帛篚内所盛改为青、黄、赤、黑色礼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礼神制帛三端，略低于五岳从位。在祭祀结束后，神位均请回皇祇室供奉，每月初一、十五由太常寺官员拂拭神幄，上香行礼。 从这些繁琐复杂的陈设、繁文缛节的祭祀可以看出封建帝王对祭祀的重视，他们通过祭祀这一手段，将皇帝的绝对权威昭告世人，将“天父地母”、“皇权天授”的思想通过与天地对话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无论是大祀方泽还是从祀山岳，支撑其发展延续的动力都是古人对于人和宇宙关系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祭天礼地的灵魂所在。 君王祭祀 在漫长的地坛祭地历史中有几次偶发事件使祭祀与众不同，也更加增添了地坛祭地的神秘与庄重。清嘉庆十八年夏至，皇帝亲诣方泽，当时京城、直隶等地已久旱无雨，在祭后的第二天京城就普降甘露，并连降两日。嘉庆皇帝倍感欣喜，为表感激，他参照乾隆三十五年的旧例，派二阿哥绵宁(即后来的旻宁，清道光皇帝)恭诣皇祇室，向列神位依次拈香，行祀谢礼。清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因要修缮皇祇室内的高宗纯皇帝神牌托底，嘉庆帝派遣哥哥成亲王永瑆恭诣行告祭礼，但在过程中出现了次序的错误，因此成亲王及太常寺官员均受到了较重的处罚，永瑆被罚在家闭门思过，并罚半俸十年，其子绵勤也被革去了内大臣职务，在家侍父。由此可看出古代君王对地坛祭祀的恭敬与重视。 [4] 祭宗庙 商、周时期，神灵祭祀，尤其是对已经故世的祖先进行祭祀，在当时思想意识及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这一点从有关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古人曾经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 从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在商代的重要地位远非上帝神和其他自然神可比。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卜辞记载来看，可以确定为祭祀祖先的卜辞共有15000多条，超过其他任何一类辞例的数量。而关于上帝的卜辞总计仅600多条。[2] 从有关的商代甲骨卜辞及周代金文铭词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祭祀祖先的仪式相当庞杂、繁复。随着社会的变迁，思想观念的更新，至春秋战国时期，商、周时期种类繁多的祭祖仪式已经逐渐衰歇、消亡。简便易行的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定时祭祀祖先的四时祭制度逐渐形成，并陆续被当时及稍后秦汉时期的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作为周礼编纂记录于诸多文献之中。[3] 同时，对祭祀规模高于四时祭的禘、祫祭的记载也开始散见于有关文献。两汉以后，随着儒家典籍陆续成为统治阶层钦定的官方经典，其中记载的四时祭、禘、祫祭也逐渐成为历代王朝举行宗庙祭祖主要祭礼。[5] § 《周礼》主要内容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汉世初出，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关于《周礼》的作者，众说纷纭。基本上可分两大类：第一类认为是周公旦所作，肯定此书的价值，称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太平经国之书”。但也有人认为虽为周公所作，但未曾付诸实行或局部为后人添入。第二类认为非周公所作，认为是西汉晚期刘歆校书时，加以整理补充而伪造成书，或与王莽合作窜改，以致对此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还有人认为既不是周公所作，又不是刘歆窜改，而是出于他人之手，作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许多人。时间为西周初，晚至西汉之末。近代学者根据考古出土文物的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考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 《周礼》是记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共记载了王室大小官377名，并详列各官的职权。书中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如井田制、分封制以及秦汉的五刑、田制、乐舞等。还记载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包括纳税、负担力役、兵役，每家一兵，不仅战时要作战，而且每年要进行四次军事演习等。此外，还有农业、工艺、礼俗等方面的史料。有关《周礼》的著疏，主要有东汉郑玄的《周礼注》，唐贾公彦的《周礼正义》，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 § 《仪礼》主要内容 《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体现“亲亲尊尊”原则的礼仪，以《仪礼?丧服》最为详细明确，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血缘关系，而且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有着重要影响。读了可以明白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 《仪礼》原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高堂生所传，一种是从孔宅壁中得来，东汉郑玄合并两种本子，就是现在所流传的《仪礼》。《仪礼》据古文派经生说，是周公所作。《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 《礼记》主要内容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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