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韩非子》 |
| 释义 | § 概述 《韩非子》 韩非的著作集。韩非(？～公元前233)，出身韩国贵族，曾和李斯同学于荀况，李斯自以为不及。当时韩国国力衰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着书，成十余万言。他的着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钦佩，于是发兵攻韩，索要韩非。韩王派遣韩非入秦，秦王却又不加信用，后又听了李斯、姚贾诬陷，将他拘囚下狱，李斯送毒药使他自杀于狱中。 § 简介 《韩非子》 《韩非子》为法家重要着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今传本正合其数。今本除《史记》中所举《孤愤》、《说难》等十篇外，多有窜入文字。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从主张变革、反对复古的历史观出发，宣扬君主集权，任法术而尚功利。与此相适应，他主张行文写作必须以“功用”为目的。他的说理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阐述一个重要论点时，韩非经常使用类似归纳的方法，即先举论据，再作论证，最后得出合于逻辑的结论。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韩非的辩难之作也很有特色。他并不像荀子那样用“是不然”的断然口气，动辄否定论战的对方，而是从容、冷静地分析问题。对不同的意见，总是用“或曰”来提出异议，有时还连用几个“或曰”，客观地列举几种说法，引导读者共同进行分析。《难一》至《难四》诸篇，可作为这类辩难体的范例。韩非在论辩中，还善于运用逻辑上矛盾律的原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难势》)，使对方进退失据。《诡使》、《六反》诸篇，可作为这种论辩方法的代表。 先秦后期散文，在议论中使用寓言故事以增强形像性和说服力，已成为一时风气。《韩非子》中的许多篇章，对寓言故事的运用已经进入自如的境地。《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就集中记录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更成为后人常用的成语典故。 今存《韩非子》版本以宋干道刊本为最早。注本中较完备的有清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今人梁启雄《韩非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及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1] § 作者简介 《韩非子》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始皇十四年，战国时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国的旁支公子。他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李斯自以为不如。 韩非虽然师奉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秦始皇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始皇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始皇后来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韩非已经死了。(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 学术思想 《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 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 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 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2] § 寓言故事 自相矛盾 《韩非子》 矛和盾是古时候两种武器，矛是用来刺人的，盾是用来挡矛的，功用恰恰相反。楚国有一个兼卖矛和盾的商人。一天，他带着这两样货色到街上叫卖，先举起盾牌向人吹嘘 说：“我这盾牌呀，再坚固没有了，无论怎样锋利的矛枪也刺不穿它。”停一会儿，又举起他的矛枪向人夸耀说：“我这矛枪呀，再锋利没有了，无论怎样坚固的盾牌，它都刺得穿。 ”旁边的人听了，不禁发笑，就问他说：“照这样说，就用你的矛枪来刺你的盾牌。结果会怎 样呢?”这个商人窘得答不出话来了。 酒酸与恶狗 宋国有位小生意人开了一爿酒家，专门出售陈年佳酿。这酒家窗明桌净，买卖公道，还在门前高高竖起一杆青旗，行人在几里地外都能看见酒旗招展。顾客一进门槛，店小二就笑脸相迎，殷勤接待。按理说，这酒家应该是生意兴隆的；可是偏偏相反，常常整天不见一个顾客，十分冷落。 一坛坛老酒开了封，卖不出去，都发酸变质了。店主苦思冥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请教附近一个老头儿。老头儿沉吟了一番，问他：“你的看门狗凶不凶?”店老板挺纳闷地说：“凶啊，可这跟卖酒有什么关系呢?”老头儿拈着胡须笑道：“人家怕你的恶狗。恶狗守在门口，见人就咬；酒再好，还有谁敢来买呢?” 郑人买鞋 有个郑国人，想到市上去买一双鞋子，便先用一根稻草量了量自己的脚，作为尺码。但临走时，却把尺码丢在家里，忘记带去。他到了市上，走进一家鞋店，看见一双鞋子，觉得很中意，可是一摸口袋，尺码没有带来， 忙对店员说：“我忘记了带尺码来，让我赶回去把尺码拿来再买。”说罢，拔脚就跑。这样一来一往，等他从家里拿了尺码再到市上时，鞋店已关门打烊了，他终于没有买到鞋子。有人知道了这事，就提醒他：“你为自己买鞋子，可以直接穿上试试大小，还要什么尺码呢 ?”买鞋的人回答说：“我是宁肯相信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 讳疾忌医 名医扁鹊，有一次去见蔡桓侯。他在旁边立了一会儿对桓侯说：“你有病了，现在病还在皮肤里，若不赶快医治，病情将会加重!”桓侯听了笑着说：“我没有病。”待扁鹊走了以后 ，桓侯对人说：“这些医生就喜欢医治没有病的人来夸耀自己的本领。”十天以后，扁鹊又去见桓侯，说他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如果不治，还会加重。桓侯不理睬他。扁鹊走了以后，桓侯很不高兴。 再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侯，说他的病已经转到肠胃里去了，再不从速医治，就会更加严重了。桓侯仍旧不理睬他。又过了十天，扁鹊去见桓侯时，对他望了一望，回身就走。桓侯觉得很奇怪，于是派使者去问扁鹊。 扁鹊对使者说：“病在皮肤里，肌肉里，肠胃里，不论针灸或是服药，都还可以医治；病若是到了骨髓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我也无法替他医治了。” 五天以后，桓侯浑身疼痛，赶忙派人去请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桓侯不久就死掉了。 杀猪教子 曾子的妻子上街。小儿子扯着娘的衣襟，又哭又闹，要跟着去玩。曾子妻被闹得没有法子，就弯下腰哄他说：“小乖乖回去吧，妈妈回家来就杀猪给你吃。”小儿子咽着口水，方才罢休。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子正拿着绳索在捆肥猪，旁边还插着一把雪亮的尖刀。妻子慌了， 连忙跑上去拉住他说：“你疯啦!我是故意骗骗小孩子的。”曾子严肃地说：“你怎么能欺 骗孩子呢?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只会学着父母的样子，现在你欺骗孩子，就是在教孩子去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自己儿子，做儿子的不相信自己母亲，这样还有家教吗?”曾子说完， 就一刀戳进猪的喉咙里。 § 文学影响 韩非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他对老子道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观物质性的内容。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据,它又体现在各种事物之中，制约着自然四时与社会人事，是体现在客观事物 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客观规律。韩非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改造、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韩非对辩证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首倡“矛盾之说”，韩非认为，所谓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他列举了“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等对立的范畴。指出矛盾有多种多样的表现。韩非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他认为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固然有决定的作用，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认识论方面，韩非主张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他强调认识的目的性与功用性， 认为一切言论都必须有的放矢，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韩非在认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参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的言辞是否可靠，观点是否正确，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功效及其分析、比较等手段加以验证。韩非的社会历史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社会的进化，注重当前的现实，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另一方面，他比较重视物质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试图探索引起社会变化的物质原因。 韩非从其政治思想出发，讨论了形名逻辑。在韩非看来，要实现法术之治，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确法律概念，确定法律标准。韩非的形名逻辑是先秦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审名”和“明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参验思想推动了古代归纳逻辑的发展，矛盾之说则丰富了关于逻辑规律的理论。但是，由于韩非把逻辑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纠缠在一起，因而大大影响了他对思维形式作更深入的探讨。韩非的哲学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矛盾之说因过多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把矛盾对立绝对化。认识论上，他在强调认识功用和目的的同时表现了狭隘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历史观方面，他坚持帝王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英雄史观，鄙视群众的作用。 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 § 作品意义 《韩非子》否认文化典籍的作用，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一概否定态度；但是强调向实际学习，讲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用学到的知识去变革世界，并用实际的功效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韩非子》改造老子思想，继承并发展荀子和墨翟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特别是它提出反对"前识"和"因参验"的思想，发展了先秦的认识论和教学论。它说："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 所谓"参验"即是"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循名实以定是非"是指君主按照官职之"名"的职责，来考察在职官员的工作实绩（"实"，也叫"形"），名实相合则赏，不合则罚。此即人君督察臣下的"刑（形）名之术"。所谓"因参验而审言辞"，是指君主治理国家，审查臣下言辞，必须"言会众端"，综合各方面情况，加以比较考核，以"审内外之实"，"知朋党之分"，"按法以治众"，使左右之臣"不敢以虚言惑主".《韩非子》的认识论，主要是从君主如何驾驭臣下，选拔官吏和辨奸识伪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它要求认识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主要是就君主实行法、术、势而言的；它所讲的"功用"，也是以君主专制的利益为内容的；因此，在实质上，难免带有主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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