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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七届二中全会
释义

§ 全会召开

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入城市。报告规定了中共在夺取全国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大会讨论和决定的主要问题有:(1)确定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的方针; (2)指出中共工作重点应从农村转向城市, 并以生产建设为中心;(3)阐述了在全国胜利后仍会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种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 (4)强调了加强党纲建设,规定了禁止给领导人祝寿、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街道、 现场企业等,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5)肯定了军队的作用,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 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即迫使国民党军队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邓颖超、王震等候补中央委员19人;李井泉、杨尚昆等12人列席了会议。

§ 西柏坡

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原本是河北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从此,西柏坡以其独特的贡献,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竖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中国命运定于此村”,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的题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是作家阎涛同志在其创作西柏坡纪实文学《东行漫记》时概括出的一句名言,并作为这部纪实文学的副题(1999年该书再版时就以此作为书的名称)。

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1935年,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村相对而居,遂改名为“西柏坡村”。西柏坡被选为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不仅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   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土肥美。她位于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46年,全县党支部为608个,共产党员由1931年的60人发展到19535人,人民群众听党的话,群众基础较好。自抗日战争以来,平山县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

文件

半之久。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西柏坡是个模范村。西柏坡1937年冬建党,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分布在33户,占全村人数的12.3%,占全村户数的33%。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1-2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坚实的群众基础,相距适中的村落分布,遂使西柏坡成为中央工委驻地的最佳选择。西柏坡一带村庄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的驻地呢?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当时实地参加了考察和选择,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至于中央、毛主席来不来,谁也没说,我们更不知道,并且那应该是以后的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由此看来,西柏坡的被选中如同历史上每个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一样,既要着眼于眼前的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将来事业的发展需要。西柏坡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使命,就落实到她的肩上。经过紧张的筹备,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胡服,刘少奇化名)、朱校董。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其中解放石家庄战役尤为著名。1947年10月31日,朱德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区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战略部署。11月1日,又致电聂荣臻、萧克,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充分准备好人员的补充。8月6日至12日,在朱德总司令的周密布置下,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万余人,胜利解放了石家庄。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朱总司令欣然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并为党中央移驻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 历史背景

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作出了移至华北同中央工委合并的决定。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了十三度春秋的陕北根据地,向西柏坡转移。3月24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4月11日到达了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了西柏坡,党中央与中央工委胜利会合。5月1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中央前委、工委、后委即行撤销。毛泽东因准备赴苏联谈判,在阜平逗留了一段时间,5月26日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历时一年多的分别之后于西柏坡胜利会面了。它标志着党中央机关胜利完成了战略性的伟大转移。从此,西柏坡便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在重大转折时刻,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决战的前夕。为争取战略决战的胜利,党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为迎接战略大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政治局常委以及14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10名重要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两间中灶食堂。会议根据战略反攻的新形势规定了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总结了以往的工作,并提出了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会议主要解决了五个问题:第一,能否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化战争的过渡?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第五,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同志努力克服无纪律无组织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

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党中央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华东与平原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平、津两市;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和华北。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 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决议还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及“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等。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会场设在中央大院中央机关自己盖的职工食堂,南半部为会场,北半部为服务处,会场正面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党旗。整个会场整洁、朴素而庄严。周恩来和任弼时还亲自检查了会场的布置情况。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人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取得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解放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英明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对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解放,以及保证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必要而充分的准备。

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出发,挺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把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党中央在西柏坡仅仅住了十个月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迎来了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冈山、瑞金、延安一样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不仅领导新民主主义取得全国胜利,而且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建设的转变,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通途。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包括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特别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从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历史和成功经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这是一种代表历史性转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西柏坡精神,不仅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为西柏坡作了如下的题词评语:“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西柏坡纪念馆,邓小平同志为其题写馆名。

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柏坡,并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2年12月5日和6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柏坡,进行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1950年,中央老区访问团对西柏坡革命遗址和有关文物作出了加强保护的指示,当地党委、政府随即进行了革命文物的初步征集工作。1955年,河北博物馆派专人到达西柏坡进行了遗址和文物的维护、整理,并联合当地政府成立了西柏坡纪念馆筹备处。1956年,中共中央旧址被河北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因修建岗南水库,旧址被淹没,原有建筑和西柏坡村迁到村北的山坡。现在的复原建筑是当年西柏坡村子东头的中央大院,总面积16440平方米。复建后的建筑,基本保持了旧址的原貌。院内建筑大致分前后两部分。前部自东向西依次为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旧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和刘少奇、董必武旧居等。后部东北角是朱德旧居。前后两部分之间即小山包的西北方向,是“九月会议”会址、“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和中共中央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谈判旧址等。朱德总司令在中央工委时期与刘少奇同志住的紧邻。为迎接中共中央的到来,工委在驻地后面的山沟里为毛泽东新盖了三间窑洞式的房子。但是毛泽东到来之后,坚持住进了任弼时西邻一所普通的平房小院,把新窑洞让给了年岁大的朱德同志。中央工委进驻初期,并没有大院的围墙,党中央到来之后,为了安全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几处住院的外面修了一道两米多高的土围墙。并在他们住房后面的山坡上挖了防空洞。

§ 纪念馆

进入西柏坡纪念馆辖区,首先看到的是巨臂托起太阳的大门景,它告诉我们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位于停车场西侧的影像资料馆,建筑面积3300多平方米,集摄影、资料、娱乐于一体;气势宏伟的西柏坡纪念碑矗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碑名“西柏坡”系邓小平同志手迹;碑上镌刻着江泽民同志1991年9月21日参观西柏坡时的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碑座周围将党中央来到西柏坡、

展厅

全国土地会议、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和赴京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艺术地微缩在四块浮雕上,形象地揭示了西柏坡的历史贡献和党在这一时期的伟大实践活动。在纪念碑的两侧分别是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馆于1976年破土动工,全馆面积1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3344平方米。1978年5月26日在纪念党中央、毛主席进驻西柏坡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旧址和纪念馆同时对外开放。纪念馆分上下两层,阶梯式四合院,四周走廊环绕,顺山势建造而成。馆内的陈列展览,集声光电现代化设施于一体,集中展现了西柏坡的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1982年3月11日,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柏坡和井冈山、延安一样,现在是全国著名革命纪念地和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今日的西柏坡,前临碧波荡漾、山水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居魅力的秀丽风光。

今日的西柏坡,已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AAAA旅游景区。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将其誉为“革命圣地,旅游佳境”。2002年5月,河北省西柏坡-天桂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

征程伴坎坷,创业艰难多,要知胜利路,请看西柏坡。

称赞词

西柏坡——红色旅游的胜地!

西柏坡——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 地点选择理由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一天,此前任平山县委书记的曹慕尧同志来到延安,在一次集会上,毛主席看了一眼身旁的曹慕尧,问道:“你是哪里人?”曹答道:“平山人”,毛“哦”了一声,又问道:“从前做什么工作?”曹答道:“干县委书记”。毛说道:“你当平山县委书记,一定对平山很熟悉,我正想了解平山方面的情况,”于是毛主席和曹慕尧长谈起来……

抗战初期,平山人民踊跃参军,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中就编入了两个团的平山子弟,这两个团转战南北,屡建奇功,被聂荣臻同志亲切地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后来随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又声名大震。这个时期还涌现了救死扶伤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在抗日战争那艰苦卓绝的年代里,聂荣臻同志开辟了晋察冀边区,聂荣臻的足迹踏遍了平山的很多地方,在八年抗战中,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被毛主席称之为“模范边区”。这里民风淳朴,地域辽阔,山水相间,是藏龙卧虎之地。那时西柏坡周边十几个村庄,在平山堪称大村庄,座落在滹沱河两岸,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被聂荣臻称为“边区的乌克兰”

毛主席从历次各界人士的口中和聂荣臻反馈的信息中得知,平山——西柏坡——及周边地区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一个可容纳千军万马的富足之地,必要时可以借用一下。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挂帅奔赴西柏坡开展工作,为以后中央首脑进驻西柏坡打前站。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和胡宗南周旋。毛主席留在陕北的用意一是居住了十几年的指挥所不能轻易地留给敌人,要和蒋介石斗气。二是为了鼓舞士气,在敌人围困万千重中,我自岿然不动,可以极大地激发全军将士的战斗意志。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一举措是了不起的大手笔。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解放。石家庄的解放,意义十分重大,

七届二中全会

它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在敌人手中夺得的第一座城市,它的解放,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块解放区连在了一起,切断了蒋介石南北联系的通道。这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西柏坡颁布,解放区的人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时解放区的天已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推进和各个战场的变化,毛主席在陕北完成了他的既定目标,在这时,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审视着全国的形势,“天时,地理,人和”是兵家取胜的必备条件,如何选择一个理想的指挥所指导全国的解放呢?毛主席把目光落在了平山的西柏坡。西柏坡的“天时”(石家庄已解放,无近敌威胁,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连成一片),“地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和(民风淳朴,群众基础好)正遂领袖的心意。于是毛主席东渡黄河,经雁门关,五台山,在城南庄稍作停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柏坡。在这里,要和蒋介石展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决战了。

§ 全会内容

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1、 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2、 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生产管理技术,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内容。

3、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命名、不并列。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

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此外,会上还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因此,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警惕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这一指导思想至今仍是我党思想工作的重心,并且应加大奖惩力度,维护我党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

领导人对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估计。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作出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等项重要规定。这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200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考察学习,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居安思危的精神状态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法宝,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 两个务必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遗址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首先,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其次,从更远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目前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内在原因呢?黄炎培认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于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周期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增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

主席讲话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要防止各种偶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三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回顾了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 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

六条规定

,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同时说明:“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可以说,“两个务必”的提出,也体现了党对自己历史上几次错误的深刻总结。

从以后的形势发展看,“两个务必”的告诫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此后不久,随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人面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或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拉下水,或自发滑入腐败的深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下面这件事就很有代表性:七届二中全会仅仅开过5个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判处死刑”。被处决的是担任接管工作的军代表。

1949年6月8日,时年25岁的欧震奉命参加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早已随蒋军南逃,家中只有毕的妻妾两人。公安部办案人员在毕家查获了非法武器之后,考虑到毕的妻妾年轻无知,且能知罪服法,故对其作了宽大处理,将案子就此了解。而欧震人虽离开了毕家,心却留在了毕妻朱氏身上。朱氏20出头,生得眉清目秀,欧震心生邪念:一定要把她搞到手!于是当晚,欧震置军管会纪律于不顾,趁外出执行任务之机,踅进毕家,勒索毕家钱财,迫使朱氏答应从此与他同居。

欧震的犯罪行为很快就东窗事发。欧震被捕后,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最后经陈毅市长批准,执行就地枪决。欧震事件的发生,再次向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然而在这一时期,欧震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欧震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事实是,共产党刚刚执政,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长了起来,也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

比如,1951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刘青山、张子善可谓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他们利用职权,非法经营;违反政策,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盘剥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堕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非法获利且不必说,仅个人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即达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确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毛泽东接到华北局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

两个务必

感到非常震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时,毛泽东在另一封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又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迅即中央便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并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 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实,贪污1000万人民币(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 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其中就包括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建国才仅仅两三年,即有这么多人腐化犯罪,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大,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务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须时刻牢记“两个务必”,警钟长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同志“两个务必”的告诫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 参考资料

http://cpc.people.com.cn/GB/33837/2534639.html

http://www.51766.com/www/detailhtml/1100254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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