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东西文化论战 |
| 释义 | § 简介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者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新旧文化的关系看待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延续十余年的思想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清末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继续。它发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 论战的历史背景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社会黑暗是它产生的直接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为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由于没有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铲除封建势力的根基，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伴随封建帝制的复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又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的命运会怎样？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迫切要求人们进行思考和作出回答。在此背景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激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这次东西文化论战。 § 论战历程 第一阶段 1915～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是延续前人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罗列各种现象，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这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当时争论主要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伧父）任主编的《东方杂志》间展开，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论争。旧派学人的代表辜鸿铭写了《春秋大义》一文，鼓吹尊王、尊孔,宣扬中国国有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东方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持辜鸿铭的观点。陈独秀先后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批判《东方杂志》维护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基本阐明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与优劣。李大钊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肯定西洋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彻底否定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 第二阶段 杜亚泉 1919～1921年。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进而东西文化之争又转化为新的文化问题之争，从讨论两者关系引申为辩论新旧文化的能否融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张东荪、陈嘉异、章士钊、蒋梦麟、常乃惪等。其间,林琴南曾运动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表明他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以政治干涉学术，以武力压制新思想，提出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问题应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思想以愈辩而愈新，真理以愈辩而愈明。 西化论者认为，西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文化，存在新旧之分，是水火不容的；中国的旧文化在古代虽然有它的价值，但到了现代则成了过时的东西，已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从新胜于旧，今胜于古的前提出发，反对新旧调和，反对保存旧的文化传统，而主张破旧立新、以新代旧。 章士钊等东方文化派则认为，新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涵义因时、因地和内容的变化而异，所以对文化之优劣的评判，不能仅仅以新或旧为标准，不能以新旧来区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他们认为，就文化演化的趋向而言，也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是一个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递嬗过程，新旧不能也无法分开，新是旧的发展，旧是新的根基，没有旧也没有新。所以东方文化派认为，西化论者反对新旧调和、反对继承传统文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西文化彼此难分优劣，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 第三阶段 1921～1927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虽然从表面看这一时期争论重点重又回到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老问题上，但论战的深度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胡适、瞿秋白、郭沫若、孤桐等人。 这场大论争尽管无法解决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争论本身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科学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贡献。 § 论战的评价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就其整个论战的过程而言，主要争论的是东西文化的差异比较、新旧文化的关系看待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这三个问题。因此，这次论战实质上是要不要向西方（后来包括俄国）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场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他促进了人们更加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保守派则站在它的的对立面加以反对，鼓吹尊孔读经，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成都的差异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杜亚泉等东方文化派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激烈的论证并没有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中西文化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受到各派人士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连续不断，可以说伴随着整个近代的历史进程可，反映了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五四运动以前，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是如何看待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方文化，建设中国近代文化的问题。在争论过程中，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化，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五四运动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更加广泛地展开。 § 李大钊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 李大钊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从1915年到1927年延续10余年，参加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是近代中国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高潮，关系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方向。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发表直接参加讨论的文章并不很多，但他提出了不少十分深刻的观点，成为论战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因此，对他在论战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若干探讨，是不无现实意义的。 （一）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是继中国近代史上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而起的，但又与这些论争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它不仅要求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想思、伦理道德，即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以“改造国民性”。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终于失败，就因为缺少这样一场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如陈独秀就说：“盖论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按：指制度）学术（按：指技艺），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争也。”于是，他们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着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猛烈轰击，要求人们从沿袭几千年的孔夫子宗教教条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拉开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序幕。 如果说，在前此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中，对外来的西方文化，守旧派往往采取骄矜唾骂、深闭固拒的态度，到了“五四”前夜，这种简单的排外主义办法已没有多少市场，坚持这样做的人固然还有辜鸿铭、林琴南等，但更多的守旧人士却改变了策略，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持平公允，实际上则是封建文化卫道士的花样翻新。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用伧父的笔名，发表了如《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迷乱之现代人心》等多篇文章。他毫不讳言道：当时若“仅仅效从顽固党之所为，竭力防遏西洋学说之输入，不但势有所不能、抑亦无济于事”。问题是怎样去评价东西文明的优劣并实行相互的“取长补短”。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成功”，但“其精神上之烦闷殊甚”。相反地，中国社会在物质上抱“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精神上“确信”我国“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换言之，即“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两种文明的优劣若何？他认为，大“凡社会之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故西洋“动”的文明需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救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中国和“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这种复古派的言论，不能不激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猛力反击。 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对上述论点展开了系统的抨击。他首先从三方面阐述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优劣：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造成“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应当怎样来判断这两种文明的优劣？陈独秀提出一个简单的道理质问道：“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呢？从《东方》杂志记者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穿衣吃饭问题的被重视，这岂非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相冲突？因此，西方文明肯定要比东方文明先进，中国文化“若是决计荣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这些，表明陈独秀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不问国情、要求一切西化的倾向。 1917年4月，李大钊刊布《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8年7月又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首先，在怎样认识东西文明的区分及其优劣的问题上，李大钊固然也把两种文明概括为“静”与“动”的区别，即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但是，他认为造成这两种文明区分的根源固然是复杂的，不仅有地理环境和文陈独秀 化背景的不同，“而其最要之点，则在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生计“以工商为主”。由于这两种经济生活的区别，由此从思想、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推演出几十项关于两种文明的具体差异。这两种文明进化到了今天，我国“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从处于屈败之势”，西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实属优越之域”。整个社会绝不是“以静为基础”，而是出现了“动”的潮流。“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在这“动”的潮流面前，若“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他形象地指出，“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换句话说，当今不是西洋“动”的文明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济穷救弊，而是须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李大钊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讲国情、主张一切西化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洋文明本身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比我国文明优越，仍值得学习：“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同时，学习西方文化，不要求一切“取法西洋”，只以自身之短学别人之长，坚决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 李大钊主张中国应当吸取西洋先进文明的特长，以济我固有文明的穷困，这不是说中国固有文明一无是处。李大钊对复古派如何崇拜儒家孔学，作了系统的剖析。在他看来：（一）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自不能不以当时的政治制度立说”。但由于时代于变迁，适应于当时条件下产生的一套伦理学说，已经无法适应于现代生活，故“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二）孔子已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改铸为专制君主的“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的“偶象”，“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⑾。（三）孔子学说自然不尽是封建性的糟粕：“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四）如何继承和发扬孔学中的“真价”？“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而不是“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象之前”⑿。后来，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阐明了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最后“归于消灭”的历史必然性。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来，李大钊认为，绝不是以中国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而必须是东西两种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也正是以俄罗斯文明为“媒介”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就是说，这种“第三新文明”乃是继承了东西两派文化互相“取长补短”的优秀成果的结晶。这个观点，不只是有力地抨击了复古派的谬论，就是在当时新文化界说来，也非同凡响！ （二）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固有文明”受到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守旧派既不能正面诋毁新文化五四运动 运动的潮流，亦不便公开鼓吹类似“中体西用”的观点，于是揭橥“新旧调和”论的旗号。1919年11月章士钊在《东方杂志》第16卷11号发表《新时代之青年》，则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保存国粹固然不妥，抄拾欧化亦未必行当，正确的态度应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只有促使新旧调和，把东西文化“熔铸一炉”，庶几做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这种新旧折衷的议论，表面看来不偏不倚，实际上仍是要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不能不从理论上予以解剖。 陈独秀对调和论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新旧杂糅、调和、缓进，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不是人们的主观主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包括西洋在内的一切不良社会现象都是旧道德造成的，都应革除。他有时甚至把西洋社会的旧道德同“私有制度”联系起来，接近于唯物史观的论点。但在总体上他对旧道德的批判，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他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而不是放在经济基础的改造上。 五四运动 李大钊在“五四”以前也明确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反对以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但是，李大钊的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与章士钊等人在文化方面的调和论是有本质区别的。章士钊认为，调和是“新旧杂糅”，是在保存旧的基础上进行，结果是复旧；李大钊主张，新旧调和是“对抗”与统一并存，是在吸收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是“创新”。为了阐明他关于思想文化领域新旧调和、融会的主张，李大钊曾极力赞赏这样形象的观点：“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资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吃虾蟹等物，在使之变为我之物也。”接着，他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对于章士钊提出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具体调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指出，道德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常有变动，精神构造也随着变动，“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而“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 李大钊初次用唯物史观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未免也有缺陷，如他讲道德“是社会的本能”，而这种社会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等观点，显然包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余，但是从总体上看来，他对封建旧道德这一复杂问题的剖析，在当时新文化论坛上却高人一筹，象陈独秀、吴虞、鲁迅等对封建旧道德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但都仍未能揭露封建道德和封建基础的关系。李大钊对封建旧道德的解剖，也表明他基本完成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浪潮日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样东西文化的论争又重新掀起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 1920年春天开始，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他以自己经历的见闻，说明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即是“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是抢面包吃”，还是要东方文明去“超拔”它。他原是西方文化的崇奉者，现在却竖起反对西方文化的旗帜，同守旧派握手言欢。同年8月，梁漱溟在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总清算。他得出结论说，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虽然不是拥护旧文化的主要代表，但在守旧派的主张被打得丢盔卸甲时，他自告奋勇起来应战了。二梁的观点在思想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东方文明”的拥护者的喧嚷一时甚嚣尘上。 梁漱溟 梁漱溟为了复兴东方封建主义文化，不仅求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力论，把孔子描绘成为生命主义者，而且求助于罗素“冲动论”，说什么“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西洋人向不留意在此，现在留意到了，乃稍稍望见孔子之门矣！”很明显，梁漱溟是在用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作注脚。这实际上是伧父早在1917年提出的任务，现在由他来完成。邓中夏说得好：“梁漱溟一系，底子上虽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国思想，面子却说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当时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观点，虽然也受到以胡适、吴稚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批判，但论战并没有真正展开，双方的胜负也不很明显。1923年又发生较大规模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之争”），虽然是哲学方面的争论，就其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倾向来说，亦可视为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如陈独秀所说：这次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也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营垒中的一场混战。可见，这次东西文化论战的后期，人们所关注的中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新旧文化的关系，而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历史重新提出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时，矗立在新文化运动论坛的中流砥柱，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李大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不象从前那样以直接参加东西文化论战的形式出现，但他所阐述的思想观点，都是为了解答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深刻见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的新成就和新水平。 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论述东西文明的差异时曾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如果说那时还没有看清楚这种既非封建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新文明是何性质的话，那么经过多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现在就可以得出“第三新文明”乃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伟大结论了。他在2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等大量著述，正是这一伟大结论的科学阐释。 胡适 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除了继续驳斥各方面对西方输入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诬蔑和攻击，如所谓“外来进口主义无用论”、“过激主义危险论”等等之外，主要就以下三方面论证了中国必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从时代特点看，十月革命后世界已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对立的体系，“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第二，从世界革命发展的进程看，“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就是说，要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兼程并力”地前进。第三，从中国“发展实业”的需要看，他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在“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同时，他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同种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在“五四”以前，李大钊曾提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必须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那末到现在，他已经开始探索把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李大钊这大量的思想观点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在新文化论坛上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革命者开始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四）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在文化问题上，他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李大钊在批判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赞扬社会主义文化时，并没有忘记着眼于它所处的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既看到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又揭示了它们当前的“穷弊”；既说明中国社会需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紧迫性，又懂得这种学习的艰苦性，“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在学习的问题上，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和创新；等等。尽管他这样做是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经历了由朴素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转变，但从总体上看，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相比，他注意力求避免和减少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毛病。 第二，李大钊重视对文化现象的历史主义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统一。例如，他认定孔子的学说在我国春秋时代“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不愧为那个时期的“中枢”和“圣哲”；但是要看到孔学“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无产阶级所要提倡的是“大同的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共和制、代议制的分析，都贯彻了这种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统一。 马克思 第三，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十分注意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李大钊曾强调学习西方文化，需要从当前本土民族的特点出发，如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虽已过时，但对于我们后进的民族，“则实居优越之域”，值得吸取。又如尼杰（Niet－zsche）的学说，“倡言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赞美力之享受，高唱人格之权威，宣传战争之福音，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这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有它反动的一面，但是，从当时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需要看，又不无借鉴意义。因为“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当然，这个意见的本身，也可深入探讨，但他重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则是可取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突出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以及指出在文化心理方面应该树立批判的精神，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呼唤出了一个新时代，但由于“五四”人物不注意文化还有民族性这一面，也就使运动存在重大缺陷。关于这一点，在李大钊的著作里似乎给予了必要的重视。 第四，归根结蒂说来，李大钊在论战中是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论战的发展，守旧派势力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迂回作战。但李大钊既英勇顽强，又机智灵活，不是处处同他们“短兵相接”，甚至运用了对方所提出的概念如“动”、“静”、“调和”等，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便于在思想体系上针锋相对。他把这种斗争艺术完全置于科学基础，即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之上，所以他能够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潮流前进。 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由于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有上述一些特色，终于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一起，把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革命者开始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指导我国新文化建设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长期以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推行，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毒素嗜痂若癖，另一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排斥，造成了文化思想的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迟滞，经过多年的拨乱反正，才有所好转。随着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执行，“全盘西化”和提倡中国“国粹”论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以不同的形式和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滋生。可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大胆吸收东西方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又能防止和克服其消极因素，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我们重温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在解决这一课题中，具有切近的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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